說到哲學觀，當我開始暫時的自我調整以適應奎恩生活的方方面面時，我想起來在辦公室的某個角落還留著一大疊筆記（關於空間本體理論），是先前準備用來講述我早年生活和夢魘的（就是後來的《阿迪斯》）。我還要從辦公室里整理、搬走或者乾脆銷毀自任教以來積累起的一大堆雜物。
那天下午———一個風和日麗的九月下午——我不知怎麼心血來潮，認定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學期將是我在奎恩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實際上，那天我中斷午睡，要求立即與系主任見面。我覺得他的秘書在電話里聽起來很不耐煩；說真的，我不願意做任何事先解釋，只是半開玩笑地向她吐露說，數字「七」總令我想起探險者插入北極頭蓋骨的旗幟。
當我步行出了家門來到第七棵白楊樹下時，突然想到辦公室里也許會有不少文件需要搬回來，便又折回去開車，然後卻發現圖書館附近很難找到停車的地方，我想把許多已逾期幾個月甚至可能幾年的書還回圖書館。結果，與系主任見面的時間過了一會兒我才到，他新來不久，也不是我的最佳讀者。他有意看了看鐘，說他馬上要去另一個地方「開會」，多半是杜撰的。
聽說我想辭職，他毫不掩飾地露出俗不可耐的喜悅表情，與其說讓我吃驚，不如說是好笑。他甚至都沒有聽到我出於常規禮節而編造的種種理由（反覆頭痛、常感無聊、高效現代化錄音設備、新作帶來的可觀收入，等等）。他的態度判若兩人——這句套話對他再適合不過。他來回踱步，眉開眼笑。他猛然粗魯地捉住我的手。某些挑剔、高貴的動物寧可讓捕食者咬下一條腿，而絕不忍受可恥的接觸。我走了，任憑系主任拖著一條大理石般的胳膊走來走去，就像抱著盛有獎盃的托盤，不知道該把它往哪兒放。
就這樣我大步流星地趕到辦公室，一個快樂的截肢者，從未如此急切地清理抽屜和書架。不過，我還是動筆給校長——也是新來不久——留了一張便條，懷著法語所謂的「玩笑」，而不是英語所謂的「惡意」 。我告訴他，我的歐洲文學名著一百講已由一位慷慨的出版商買斷，他預付給我五十萬美元（有益身心的誇張），因此該課程無法繼續向學生開放，謹此致候，不能面談為憾。
很久以前我就以操守之名擺脫了那張貝希斯坦書桌。取而代之的這一張小了很多，裝滿便箋、稿紙、公用信封、講義影印本、一本原想送給同事的精裝《奧爾加·雷普寧博士》（卻因拼錯他的名字而作廢），以及一副我的助手（和繼任者）沃爾德馬·埃克斯庫爾的厚手套。還有三盒回形針和半瓶威士忌。從書架上掃入垃圾箱或掃到地板上的有成堆的傳閱函件、書刊選印本、一位難民生態學家關於某種鳥類，Ozimaya Sovka（「毀壞冬季作物的小貓頭鷹」？）所致破壞的論文，以及裝訂整齊的流浪漢小說校樣（我的小說校樣送來時總是裝訂得像滑膩笨拙的長蛇），充斥著暴力和賭博，自以為是的出版商硬塞給我，希望這個幸運的混蛋會激賞一番。一疊事務函和那篇關於空間的論文則被我塞進一個破舊的大文件夾。別了，學問的巢穴！
巧合，在平常的虛構作品裡就像是皮條客和紙牌騙子，但在不平常的回憶錄作家記起的各種事實里，卻是一位了不起的藝術家。只有傻瓜才認為回憶者會略過某一件往事，是因為那件事太乏味或者太庸俗（比如，和系主任見面就屬於此類場景，看看它被多麼一絲不苟地記錄下來！）。我朝停車場走去，夾在胳膊下——實際上已經取代了我的胳膊——鼓囊囊的文件夾繩子突然斷了，裡面的東西全都撒在石子路和草地邊上。你正好沿著這條校園小路從圖書館那邊走來，我們並排蹲下收拾文件。後來你說（zhalostno bylo ）聞到我呼出的酒氣感到很難受。那位大作家呼出的酒氣。
我現在回頭看稱呼為「你」，但按照生活的邏輯當時的你還不是「你」，因為我們還算不上認識；你成為真正的「你」，是當你接住一張乘風飄起的黃色紙片，故作漫不經心地說一聲：
「不，你沒有。」
你微笑著蹲下，幫我把所有東西塞迴文件夾，然後問起我女兒的情況——十五年前你和她是同學，我妻子曾讓你搭過幾次便車。於是我想起了你的名字，在明麗的天光下我看見你如同貝爾的雙胞胎姐妹，暗暗地彼此仇視，一色的藍外套、白帽子，在哪兒等著路易絲開車來接。一九七○年一月一日，貝爾和你恰好都滿二十八歲。
一隻黃色的蝴蝶停在苜蓿草尖端，不一會兒便隨風飛走了。
「Metamorphoza ，」你用優雅動聽的俄語說道。
我是否想要幾張貝爾的快照（其他快照）？貝爾喂金花鼠的？貝爾在學校舞會上的？（噢，我想起那場舞會了——她選了一個傷心的匈牙利胖男孩作舞伴，男孩的父親是奎爾頓酒店的助理經理——我現在還能聽見路易絲嗤之以鼻的聲音！）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大學圖書館我的研習小單間里見了面，之後我每天都見你。我不想暗示說，《看，那些小丑！》不會暗示，在你的純潔、神奇、驕傲和現實的耀眼光彩面前，我那些舊情人會立刻花容憔悴，羽毛暗淡。不過在這裡「現實」是關鍵詞；對現實的逐步認知，於我而言幾乎是致命的。
現實將被摻入雜質，如果我現在就開始敘述你所知道的、我所知道的、別人無從知道的，以及將永遠永遠不會被一個客觀平淡、百無一用、胡攪蠻纏的傳記作家搜尋出來的一切。布隆先生，你的風流韻事進展如何？閉嘴，哈姆·戈德曼！你們決定什麼時候一起去歐洲？滾開，哈姆！
《見到真相》，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說，出版於三十五年前！
不過，在這次與子孫後代的面談中，我可以表露某種為人不齒的小小興趣。這件令人尷尬的蠢事不值一提，所以我從來沒有對你說起過，現在不妨說一說。那是我們離開一家紐約酒店的前夜，大概是一九七○年三月十五日。你出去買東西了。（「我記得」——我努力回想當時的細節而沒有說明原因，這時你說道——「我記得那天我買了一個藍色拉鏈箱，非常漂亮」——你輕輕比劃著纖細的雙手——「後來根本沒有用上。」）我站在我們舒適「套房」北端我的卧室里，背靠壁櫥鏡子，開始做最後的決定。不錯，沒有你我活不下去；但我是否配得上你——我是說，在肉體上、在精神上？我比你大四十三歲。爬滿皺紋的年紀，兩道深溝在我眉宇之間刻出一個峰尖。前額上三道水平皺紋，在過去三十年間並不十分明顯，所以我的前額還算圓潤、飽滿、光滑，等待盛夏日晒來淡化兩側太陽穴上的黃褐斑。總之，一個需要擁抱和愛撫的額頭。剃了平頭後，獅鬃般的鬈髮不見了，只剩下不長不短的灰褐色染髮。我的寬邊大眼鏡使下眼瞼垂下的老年贅肉更加明顯。曾經迷人的綠褐色眼眸，如今已如同牡蠣。鼻子，帶著歷代俄國波雅爾、德國男爵，或許（假如炫耀其英國血統的斯塔羅夫伯爵果真是我的生父）至少是世襲貴族的遺傳，一直保持著筆挺的鼻樑和聳立的鼻尖，卻在鼻子前端生出一根可惡的灰白細毛，並在鼻子主人的記憶中越長越快。假牙並不比以前那口歪斜得可愛的真牙好多少，而且「似乎毫不理會我的微笑」（我曾這樣告訴一位昂貴但遲鈍的牙醫，而他聽不懂我的意思）。鼻翼兩側各有一道溝痕向下延伸，下巴的垂肉在臉部四分之三處形成平庸的弧度，為任何種族、階層和職業的老年男人所共有。從列寧格勒回來大約一星期之後，我剃去了濃密的絡腮鬍和整齊的髭鬚，我懷疑這麼做是否完全正確。不管怎麼說，我以為自己這張臉能夠通過，給它打了個C。
我從來就不擅長運動，所以體格的衰弱既不明顯也不有趣。我給它打C，主要是因為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在撤退與休整的間隙發動了一場針對肥胖的戰爭，消耗了一封又一封腹部脂肪。除了早年間的精神疾病（我寧可單獨處理該問題），我整個壯年時期的健康情況一直很好。
我藝術創作的狀況又如何？在這方面我能為你提供什麼？正如我希望你回憶的那樣，你曾在牛津研究屠格涅夫，在日內瓦研究柏格森，但因為你有家人在美好古老的奎恩和俄國人居住的紐約（那裡還剩下一本流亡者雜誌仍在愚不可及、含沙射影地譴責我的「變節」），我發現你一直緊緊追隨我的俄語和英語小丑，後面跟著一兩隻吐著血紅舌頭的老虎，以及一個蜻蜓似的騎象女孩。你還研究過那些廢棄的影印本——證明我的方法畢竟還avait du bon ——領教過一班心懷嫉妒的大學教授對影印本的惡毒攻擊。
當我脫光衣服，通過乳白色的光線，觀看另一面更深遠的鏡子時，我看到了我用俄語創作的所有書籍，並為眼前的一切而滿意甚至激動：《塔瑪拉》，我的第一部小說（一九二五年）：一個女孩站在晨靄籠罩的果園中。一位棋聖在《兵吃後》中的背叛。《望月》，一部詩體小說。《投影描繪器》，柔順的窗帘背後間諜嘲諷的眼神。一個毫無正義的國度里被斬首者的《紅禮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