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個來月的焦急等待，我終於準備出發。我感覺從頭到腳都被噴了一層漆，就像那個赤身裸體的男子，異教徒行列中最耀眼的那個，已然死於表皮窒息，渾身塗滿金黃的清漆。就在我出發前幾天突然發生了一樁當時看來並無關礙的變化。我原定周四從巴黎起飛前往莫斯科。周一那天，有個悅耳的女聲打電話到我住的那家懷舊舒適的小旅館（位於里沃利大街），告訴我說出於某種原因——也許是蘇維埃迷霧籠罩下一次秘而不宣的撞機事件——整個計畫不得不改變，我要麼在本周三要麼在下周三乘坐一架蘇聯民用航空總局的渦輪螺旋槳式飛機前往莫斯科。我當然選擇前者，因為那不致影響我約定的日期。
我同行的旅伴是幾位英國和法國遊客以及一大群神情肅然的蘇聯貿易代表團官員。一踏進機艙，就有某種廉價不真實的幻覺將我包圍——並在之後的旅程中一直縈繞不去。正是六月，天氣很熱，荒唐的空調系統根本敵不過汗水和「紅色莫斯科」的氣味，這種深藏不露的香水甚至能夠滲進起飛前慷慨發給我們的硬糖（包裝紙上寫著Ledes vzlyotnyy，「起飛冰糖」）。另一種童話般的感覺來自裝飾機艙窗帘的鮮艷斑點——黃色的旋曲花飾和紫色的眼狀圖案。座位前方塞著同樣顏色的防水紙袋，標籤上不祥地寫著「廢物處理」——好像是在那個仙境中處理我的身份。
我的情緒和精神狀況需要烈酒而不是又一輪「冰糖」或趣味讀物；不過我還是從一名身穿天藍色制服、身材粗壯、面無笑容、裸露雙臂的空姐手裡接過一本宣傳雜誌，從中饒有興趣地得知（與目前的勝績形成鮮明對比）在一九一二年舉行的足球世界盃中俄羅斯隊成績並不理想，當時的「沙皇隊」（大概由十名波雅爾 和一頭熊組成）以零比十二的懸殊比分慘敗給德國隊。
我已經服下一粒鎮靜葯，希望能在飛機上至少睡上一陣；但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盹的努力卻被一名更肥胖、汗臭味更強烈的空姐挫敗了，她竟然叫我把腿收回來，別老遠地伸到過道上，而她正在過道上分發更多的宣傳材料。我不由暗暗羨慕起身邊佔據靠窗位子的法國老人——至少肯定不是我的同胞，他蓄著一把亂蓬蓬的灰白鬍子，系著一條嚇人的領帶，睡足了飛行的五個小時，對沙丁魚和伏特加壓根不屑一顧，而我卻無法抵制後者的誘惑，儘管我後褲袋裡藏著一瓶更好的。也許有朝一日攝影史家能夠根據精確的數據幫助我弄清，面對一張難以確指的陌生面孔，我是如何追憶到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間，而不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間的。坐在我身邊的這個人一定是我在巴黎認識的某個人的雙胞胎兄弟，但那個人究竟是誰？作家同行？公寓管理員？鞋匠？確定其身份的難度不亞於感知照片上形象的「明暗」和「感覺」。
飛行即將結束時，我的雨衣從行李架上掉下來正好落在他身上，他猛然驚醒，從雨衣下鑽出頭來，和藹地咧嘴一笑，我趁機湊近了半開玩笑地看了他一眼。再次瞥見他肥胖的側影和濃密的眉毛，是在我將僅有的一隻旅行箱里的物品送交檢查之際，我當時竭力壓住內心的瘋狂衝動，才沒有去質疑海關通告的英語措辭：「……微型圖表、屠宰家禽、活體動物和鳥類。」
又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我們正乘巴士轉到另一個機場，這一次看得並不很清楚。巴士穿過莫斯科髒亂的近郊，這座城市我一輩子都沒有見過，卻讓我很感興趣，就像對，比如說，就像對伯明翰一樣。然而，在前往列寧格勒的飛機上他又坐在我旁邊，這回是在里側。陰沉的空姐和「紅色莫斯科」的混合氣味從二十一點十八分到二十二點三十三分一直陪伴著我們，而最後當那些光著胳膊的天使增加服務時，她們的氣味在機艙里逐漸佔了上風。為了在我身邊這個謎一般的人消失之前弄清楚他究竟是誰，我用法語問他是否了解那一群在莫斯科登上我們這架飛機的特殊人物。他的回答帶著含混的巴黎口音，他以為那是一個伊朗馬戲團，在歐洲巡演。那些男人都像是身穿便服的小丑，女人都像天堂里的小鳥，孩子都像金質獎章，而其中有一個面色蒼白的黑髮美女，身穿黑色短開衫和黃色褲子，則讓我想起艾麗斯或艾麗斯的原型。
「我希望，」我說道，「會在列寧格勒看到他們的表演。」
「喔喲！」他回答道。「他們可比不過我們的蘇聯馬戲團。」
我注意到那個無意識的「我們」。
我和他都臨時宿在阿斯托里亞，一幢醜陋的大房子，估計建於一戰期間。一個「豪華」間，因為到處是竊聽器（蓋伊·蓋利曾傳授我一種方法，能一眼發現是否有竊聽器）而顯得很尷尬似的，橙色窗帘，老式壁龕里的床鋪著橙色床單，倒是真的按照規定有獨立淋浴設施，但卻讓我花了不少時間對付時急時緩的泥漿色水流。「紅色莫斯科」最後一次現身是在一塊肉色的肥皂上。有一張告示，上寫：「飯菜可以送到房間。」我就試著要了一份晚間快餐；結果毫無反應，然後我又在頗難對付的餐廳里餓著肚子捱了一個小時。「鐵幕」真是一個燈罩：在這裡所不同的是，它鑲嵌著奇怪的花瓣形玻璃外殼。我點的kotieta po kievski 在四十四分鐘之後才從基輔送來——兩秒鐘之後就被當作非肉片送了回去，我低聲咒罵（用俄語），女侍者大吃一驚，瞪著我和我手上的《工人日報》。高加索葡萄酒難以入喉。
我快步走向電梯，努力回想我把該死的食物扔到哪兒了，這時發生了可愛的一幕。一個面色紅潤、體格健壯、掛著幾串珍珠項鏈的liftyorsha 正和一個領養老金模樣的老婦人交接班，她一邊噔噔噔從電梯里出來，一邊沖著老婦人罵罵咧咧：「Ya tebe eto popomnyu, sterva！（我遲早會給你好看，你這賤貨！）」——她一頭撞到我，差點把我推倒在地（我是個塊頭不小但瘦弱不堪的老頭子）。「Shtoy-ty suyoshsya pod nogi?（你幹嗎礙手礙腳的？）」她以同樣蠻橫的聲音吼道，值夜班的老婦默默地搖了搖滿頭白髮，電梯一直升到我住的樓層。
在兩個夜晚之間，是一場連續夢境的兩個部分，在夢中我徒勞地搜尋貝爾所在的街道（由於數百年來陰謀集團盛行的迷信風潮，我寧願沒人告訴我街道的名稱），我很清楚她正躺在房間斜對角的壁龕里鮮血淋漓，仰面大笑，光著腳走上幾步就會來到我床前，而我卻依然在這座城市裡徘徊，漫不經心地在這個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前我出生的地方尋找感情慰藉。或許是因為這座城市被一個頗得人心的恃強凌弱者建築在一片沼澤之上，而它從來無法越過這片沼澤，或是出於其他原因（果戈理認為沒人知道為什麼），聖彼得堡不適合孩子居住。我肯定在那兒度過了某些年的十二月里無關緊要的幾天，無疑還有一兩年的四月；但在我進劍橋大學前的十九個冬天裡至少有十二個冬天是在地中海或黑海岸邊度過的。至於夏天，我少年時的夏天，都是在家族的鄉間莊園為我綻放。於是我不無驚訝地發現，除了明信片上的圖景（千篇一律的公園，種著橡樹一般的椴樹，一座淺綠色的宮殿，而非記憶中的粉紅色，還有被毫不留情鍍成金色的教堂圓頂——這一切都映襯著義大利式的天空），我從未見過我出生的這座城市在六月或七月里的景象。所以，它的外形絕不會引發認知上的驚恐；這座城市雖然說不上完全陌生，但也並不熟悉，仍然停留在另一個時代：一個不確定的時代，不見得有多遙遠，但肯定在除臭劑發明之前。
天氣越來越熱，每一個地方，旅行社、休息室、候車室、百貨商店、無軌電車、升降電梯、自動扶梯，每一條可惡的走廊，每一個地方，尤其是女人工作或曾經工作的地方，都有一鍋看不見的洋蔥湯在看不見的爐子上滾煮。我在列寧格勒不過逗留幾天，來不及習慣這種令人神傷的氣味。
我從遊客那兒得知，我家的祖宅已不復存在，就連祖宅所在的封坦卡區兩條大街之間的那條小巷也已經消失，就像有機體退化過程中的某一處結締組織。那麼究竟是什麼洞穿了我的記憶？是那縷夕照，帶著輝煌的青銅色雲彩，將一抹絢麗的粉紅色融化在冬運河遠端的拱門上，初見那景象也許是在威尼斯。還有什麼？花崗岩欄杆的陰影？說實話，只有狗、鴿子、馬匹以及年邁溫順的衣帽間侍役，才是我比較熟悉的。是他們，也許還有格特森大街上某幢房子的正面。也許多年以前的某個兒童節我去過那兒。樓上窗戶上沿的花卉圖案令我感到一種怪異的戰慄正從翅膀根部穿過，這樣的翅膀，當我們在如夢如幻的回憶時刻都會從背後生出。
和多拉見面的時間定在星期五上午，就在俄羅斯博物館前的藝術廣場，旁邊有一座普希金塑像，是十多年前由氣象委員會設立的。一家涉外旅行社的廣告冊子里有這個地方的著色照片。這座塑像的氣象意義遠大於文化意義。普希金身穿長禮服，右邊衣襟永遠微微撩著，那是因為涅瓦河微風的吹拂，而不是詩歌靈感的衝動，他高高站立，眼睛望著左上方，而右手則伸向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