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秋天，我幾乎同時收到《紅禮帽》（原文如此）和《投影描繪器》的譯文打字稿。它們甚至比我預想的還要差勁。霍沃思小姐是英國人，曾在莫斯科度過三年愉快時光，她父親曾是駐莫斯科大使；庫利希先生是個上了年紀的紐約人，出生在俄國，信末署名本。兩人犯下同樣的錯誤，在同樣的詞典里選擇錯誤的義項，而且同樣的魯莽，看見眼熟的單詞從不願意費事查一查是否有意思相悖的同形異義詞。他們對行文間的色調視而不見，對聲音的細微差異充耳不聞。對於自然生物的區別他們很少從綱細化到科，更不會嚴格到屬了。他們分不清「標本」和「種類」；「單足跳」、「高高躍起」和「跳起」在他們心中是穿著同一種單調製服的乾巴巴的同義詞；沒有一頁能夠挑不出錯誤。尤其令我感到糟糕得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竟想當然地認為一個值得尊敬的作家會來一段這樣或那樣的描寫，然後因為他們的無知和粗心變成白痴的哭喊和嘟噥。本·庫利希和霍沃思小姐的表達習慣如此接近，不由我懷疑也許他們已經秘密聯姻，而且保持聯絡來討論某個棘手段落；不然的話，他們或許常常相聚在亞速爾群島某個野草叢生的火山口，來一次辭彙學的野炊。
我花了好幾個月修改這些肆意之作，並將修改稿口授給安妮特。她的英語是在君士坦丁堡一個美國寄宿學校學的，她在那兒讀過四年書（一九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即布拉戈夫一家向西流亡的第一階段。我驚奇地發現她在完成新任務的過程中，辭彙量神速擴展和提高，我給倫敦艾倫奧弗頓公司和紐約詹姆斯·洛奇公司的信措辭嚴厲，充滿冷嘲熱諷，她準確無誤地打了出來，露出天真的得意之色，讓我忍俊不禁。實際上，她的英語（和法語）指法要比俄語嫻熟得多。當然無論何種語言，小小的失誤在所難免。一天，我查看已寄出給那家耐心的艾倫公司的一疊修改稿副本時，發現她犯下一個小疏忽，僅僅是打字錯誤［「hero（英雄）」打成「here（這裡）」，或者是「hat（帽子）」打成「that（那個）」，我都記不清了——但記得是有個「h」］，唉，卻使整個句子分外平淡，但尚不至於不合理（似是而非被許多認真負責的校對員引為千古之恨）。發一份電報就可以立即消除錯誤，但一個勞累過度、脾氣急躁的作者會覺得這種事情太煩人——於是我無端發泄起熊熊怒火。安妮特開始尋找電報紙（翻錯了抽屜），頭也不抬地說道：
「她對你的幫助肯定比我大，儘管我確實盡了力（strashno starayus，糟糕地嘗試）。」
我們從來不提艾麗斯——這是我們婚姻法典中一項心照不宣的條件——但我馬上明白安妮特所謂「她」就是指艾麗斯，而不是幾周前某機構向我介紹而被我一口回絕的那個笨手笨腳的英國女孩。沒來由地（仍是因為勞累過度）我頓時熱淚盈眶，一時無法起身走開，竟毫無顧忌地抽泣起來，還用拳頭狠狠捶打一本不知其名的厚書。她鑽進我懷裡，也是淚流滿面，而那天晚上我們去看了一場雷內·克萊爾的新電影，之後去大天鵝絨飯店晚餐。
在修改和部分重寫《紅禮帽》以及處理另一件事的幾個月里，我開始經歷一場奇怪轉變所帶來的劇痛。雖然我沒有身處中歐沒有一早醒來發現自己變成大甲蟲，比普通甲蟲多出許多腿，但是我的確感到神經組織在極度痛苦地撕裂。俄國產打字機就像棺材一樣上了蓋。《挑戰》一書的結尾部分已經交給《帕特麗雅》。我和安妮特計畫春天去英國（該計畫從未實現），一九三九年夏天去美國（十四年後她在此去世）。到一九三八年年中，我覺得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著享受艾倫奧弗頓和洛奇出版社在其來信中給予我的謬獎，以及可笑的評論家在各大報紙周日版上對那兩部小說英文版（我是唯一作者）里某些段落風格的公然指責，他們批評說這些段落充斥著貴族化的晦澀。然而，當我嘗試直接用英語創作小說，就像俄國雜技演員所說的「幹活不拉網」，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因為現在根本沒有什麼俄語安全網鋪設在下面，鋪設在我和場內熊熊燃燒的圓環之間。
我首部英文小說的題目在受孕那一刻就出現在我腦中，遠在真正出生和成長之前，我以後的英文小說（包括目前這個初稿）也都如此。我把那題目置於光亮下，分辨出半透明膠囊里的全部內容。這題目別無選擇，不作改變：《見到真相》。即使預見到它最終會出現在公共圖書館目錄里飽受折磨，也不能阻止我。
這想法源於那兩個蠢貨對我精心之作的侮辱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一位英國小說家，一位睿智而獨特的藝術家剛剛去世。他的人生經歷正由丹麥人哈姆萊特·戈德曼——一個不學無術、思想庸俗、心術不正的牛津大學畢業生草草拼湊，此人在這項荒誕不經的工作中為文學敗筆找到了科瓦列夫斯基式的「出路」，而他本人的平庸之作恰是當之無愧的敗筆。傳記正由已故小說家的被激怒的哥哥負責編輯，這真是那位膽大包天的杜撰者的不幸。隨著傳記首章蛇似的展開第一圈盤繞（帶著「手淫罪惡感」和閹割玩具士兵的暗示），這部書開始了對我來說最愉悅和神奇之處：兄弟般友好的腳註，每頁六行，然後增多，然後更多，開始質問，然後反駁，然後以嘲諷清除未來傳記作者胡亂竄改的逸事和粗俗不堪的造謠。隨著每頁下方此類腳註不斷增多，散佈於文本中的大量象徵也不祥地劇增（無疑令友善或康復中的讀者感到不安）。當傳記主人公大學生活接近尾聲時，批評部分已經多達頁面的三分之一。編輯發出全國災難的警告——水災等等——隨之而來的是水平面繼續上升。到第二百頁，腳註部分已經擠佔了文本的四分之三而其類型也已改變，至少從心理上來說（我討厭玩弄書籍的排印遊戲）從八點活字變成了十點活字。在最後幾章，注釋不僅取代了整個文本，甚至最終都變成粗體。「在此我們見證了一個令人欽佩的現象：一部偽造的作家傳記正逐漸被一位偉大人物的真實經歷所取代。」另外我又增加了三頁篇幅，講述這位偉大注釋者的學術生涯：「如今他在俄勒岡帕拉岡大學教授現代文學，包括他弟弟的作品。」
以上描述的是一部寫於大約四十五年前的小說，普通讀者多半已經遺忘。我從未重讀過這部小說，因為我僅僅重讀了（je relis perechityvayu ——我這是在嘲弄一位可敬的女主人！）平裝本校樣；而且我敢肯定，詹姆斯·洛奇公司出於某些自以為審慎的原因，仍將該書以精裝本印行。但我如今回顧當時的情形，這一事件顯得相當愉快，而且在我的頭腦中，它已經完全和寫作那篇實屬無足輕重的諷刺小品時的恐懼和折磨無關了。
事實上，儘管經過一整夜的靈感、考驗和勝利（看那些小丑，每個人都要看——艾麗斯、安妮特、貝爾、路易絲，還有你，你，我最後的永恆！），我那蒸餾器中的彩虹泡沫帶給我些許愉悅（或許也有毒），但小說的創作幾乎導致麻痹性痴呆，這種病症我自青年時就格外害怕。
我想，在競技體育中從不曾有人同時獲得草地網球和滑雪的世界冠軍；然而在如草地和雪地般截然不同的兩國文學中，我卻是首個完成這一壯舉的作家。我不知道（我對體育完全外行，認為報紙體育版幾乎和烹飪版一樣無聊），一天內連續在海平面高度發出三十六個愛司球，緊接著第二天在高山滑道直飛一百三十六米，這樣對於身體會有多大壓力。無疑非常巨大，也或許難以想像。但我還是成功超越了文學變形的巨大痛苦。
我們思考是用形象而非語言；好吧；然而，當深夜我們在頭腦里構思第二天的佈道，回憶剛才夢裡與多莉的對話，或者重新設計二十年前跟粗暴的訓導長說的話，我們思考中的形象當然也是語言的——甚至會是聽覺，如果我們不幸是孤獨而衰老。通常我們思考不用語言，因為生活大部分是一出啞劇，但如果我們需要，我們確實會想像語言，就像我們會想像在這個世界中，甚或在一個不太真實的世界中，能夠感覺到的其他東西。我腦海中的書——就在我右臉頰下（我朝右側睡）——先以一隊有頭有尾的雜色行列出現，向西蜿蜒穿過一個凝神專註的城鎮。你們中間的孩子以及我所有的舊時自我，都站在門檻邊期待一場精彩的演出。然後我觀看了整場演出，每一幕場景，每一架高空鞦韆。但這不是化裝舞會，不是馬戲表演，而是一本裝訂好的書，一個短篇小說，其語言陌生得如同古色雷斯語或缽羅缽語 ，就像我在蠻荒的流放地想要閱讀的那些海市蜃樓般的散文。一想到自己竟想像出足足十萬字，我立刻感到一陣噁心襲來，急忙開燈呼喚隔壁卧室的安妮特給我一粒嚴格定量的藥片。
我英語的進化過程就如同鳥類進化，經歷了上下起伏。一九○○年（當時我一歲）到一九○三年，我由一位可愛的倫敦保姆照看。之後先後有三位英國女教師（一九○三年到一九○六年，一九○七年到一九○九年，一九○九年十一月到同年聖誕節），越過時間的肩膀我發現她們神話般地分別代表說教式散文、戲劇性詩歌和情色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