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樣東西都會掉出來，肯定會掉出來的，」盧仁說，又一次拿起手提包。
她迅速伸出手，把包遠遠移開，然後砰的一聲把包放在桌子上，好像以此強調不許動她的包。「你總是閑不住，非要擺弄個什麼，」她溫和地說。
盧仁看看自己的手，指頭展開，又合攏起來。指甲被尼古丁熏得發黃，四周長滿粗糙的硬皮。密密的皺紋遍布在指關節上，靠近指根處稀稀落落長著毛。他把手放在桌子上，靠在她的手旁邊。她的手指白皙光滑，看上去很柔軟，指甲修剪得又短又整齊。
「很遺憾我不認識你父親，」她停了片刻後說，「他一定非常和氣，非常真誠，非常喜歡你。」
盧仁沉默不語。
「給我多講點——你當年在這兒怎麼過的？你當年真的是個愛跑愛鬧的小男孩嗎？」
他將雙手重新放在手杖上。看他臉上的神情，看他沉重的眼皮困得直耷拉，看他微微張開的嘴彷彿要打呵欠一般，她得出了結論：他已經煩了，厭倦回憶過去了。不管怎麼說，他還是冷冰冰地回憶了過去。他喪父僅僅一個月，現在就能不含淚水地看著這座他童年時代父子二人共同住過的旅館，這讓她感到困惑。不過，在這種冷漠中，在他笨拙的話語中，在他靈魂的沉重顫慄中（他的靈魂彷彿昏沉沉地翻了個身，又睡著了），她想她看出了一些感人之處以及一種魅力，很難界定清楚，但從他們相識的第一天起她就感覺到他身上的這種魅力。他和他父親之間的關係顯然很淡，但他還是准准地選擇了這個度假勝地，准准地選擇了這家旅館，好像期盼著從那些似曾相識的物體和景觀中感受到一定要靠外力才能獲取的激動感。這顯得多麼神秘啊！他的到來就非同小可。那是下著毛毛細雨的一天，天色灰暗，草木翠綠。他頭戴一頂很不體面的粗呢黑帽，腳蹬一雙過大的橡膠鞋。當他笨重地從旅館汽車裡走下來的時候，她從窗戶里望見他的身影，感覺到這個她不認識的新來者是個相當特別的人，和住在這個旅遊勝地的任何人都不一樣。當天晚上她知道了他是誰。在餐廳里，每個人都在關注這個神情憂鬱的矮胖子。他吃飯吃得多，吃相也不雅觀，還時不時陷入沉思，一根手指在桌布上不停敲擊。她不會下象棋，對象棋賽也不感興趣。但是不知為何，她覺得他的名字聽起來耳熟，它早已在不知不覺間牢牢印在她的記憶之中，只是她已經記不起第一次聽見它是在什麼時候。有位德國製造商，長期遭受便秘之苦，也喜歡談論這種病。他是個一根筋的人，不過脾氣很好，待人親切，穿著也頗為講究。他和她在迴廊上正喝著保健水，他突然忘了說他的便秘，對她講了那位憂鬱先生的一些令人稱奇的情況。當時那位先生正站在嵌入一根大圓柱里的小櫥窗前，觀看擺在裡面展銷的手工小製品。他已經換掉了他那頂粗呢帽，現在戴著一頂舊的硬草帽。「你這位同胞，」製造商眉毛一抬，示意是在說他，「是一位著名的棋手。他從巴黎來，準備參加兩個月後在柏林舉辦的棋賽。如果他勝了，將向世界冠軍挑戰。他父親去世不久。這些情況報上都有。」
她想認識這位同胞，跟他說說俄語。在她看來，他的笨拙舉止，他的憂鬱神情，還有不知為何使他看上去像個音樂家的大翻領，都十分引人關注。他沒有注意她，也沒有像旅館裡的所有其他單身男人那樣設法找個借口跟她攀談，這一點讓她快慰。她長得並不特別漂亮。五官嬌小端正，就是缺點什麼——彷彿造物主最後關頭漏了決定性的點睛一筆。假如補上這一筆——五官原樣不動，但加一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韻味——她就是個美女了。現在雖說不算漂亮，但芳齡二十五，時髦的短髮整齊可愛。她有個轉頭的動作，無意間顯露出有可能達到的相貌完美，只是有望達到的完美在最後一刻功虧一簣了。她的衣著極其簡單，剪裁得極其合身，胳膊和脖子露在外面，像是在炫耀它們散發的溫柔清新氣息。她很富有——她父親在俄國失去了財產，在德國又重振家業。她母親定好了很快就要到這個旅遊勝地來。自從盧仁出現後，她一想到母親來了會不停地嘮叨，就很不開心。
在盧仁到來的第三天，她就結識了他，結識的辦法是傳統小說里或電影里常用的那一套：她掉下一塊手帕，他撿了起來——唯一不同的是兩人互換了角色。盧仁沿著一條小徑在她前頭走，不停地往地上掉東西：一塊方格大手帕，不同尋常地臟，上面粘著衣袋裡各種各樣的碎屑；然後又掉出一支折斷了、壓扁了的香煙，裡面的煙草已經沒了一半；還有一隻堅果和一枚法國法郎。她只撿起了手帕和硬幣，繼續往前走，緩緩地跟上他，好奇地看會不會再掉下東西來。盧仁右手拄著手杖，每經過一棵樹和一條長凳，都要輕輕敲一下。左手在口袋裡摸索，摸到後來終於站住不走了，把衣袋從裡向外翻過來，又掉出一枚硬幣，他這才開始檢查衣袋裡子上的大洞。「漏光了，」他用德語說，從她手裡接過手帕。（「這也是掉了的，」她用俄語說。）「可憐的東西，」他接著說，沒有抬眼看，既沒有改說俄語，也沒有任何驚訝的表示，好像他的東西失而復得是非常自然的事。「不，別把東西放回衣袋中去，」她說道，突然大笑起來。直到這時他才抬起頭來，愁眉苦臉地瞥了她一眼。他那張肥大的青灰色臉沒刮好，雙頰上留下剃刀划下的傷痕，表情奇特，一臉困惑。他有一雙非同尋常的眼睛：細長，甚至稍微有點斜，耷拉的眼皮底下好像粘了灰塵一般。不過透過這層鬆軟的灰塵，閃著一縷水汪汪的淡藍色微光，裡面蘊含著狂亂和迷人的魅力。「再不要這麼掉東西了，」她說道，說完就走開了，覺得他的目光望著她的背影。那天晚上她走進餐廳的時候，遠遠望見他就忍不住沖他微笑，他也憂鬱地、似笑非笑地回應她。有時候旅館裡的那隻貓悄無聲息地在地板上從一張桌子跑到另一張桌子時，他也會投去這麼一笑。第二天，在旅館花園裡的岩洞、噴泉和陶制小矮人叢中，他朝她走過來，為撿起手帕和硬幣的事向她致謝，聲音低沉憂鬱。（從那時起，他隱隱約約、幾乎無意識地老是觀察她，看她會不會掉東西——好像要暗中和她扳平似的。）「不必客氣，不必客氣，」她答道，還說了許多類似的話——都是些空泛的話。這樣的話不知說了多少，為了應付眼前無話可說的困窘，就匆匆地暫時說上一通，都是可以不說的廢話。這樣的廢話說了，又覺得這麼說一通有點小乏味，於是就問他喜歡不喜歡這地方，是不是住了很久了，做沒做礦泉療養。他回答說喜歡這地方，在這裡住了好長時間了，也做了礦泉療養。這時她完全明白這麼問問題太傻，卻又身不由己，停不下來，就又問他下棋有多長時間了。他沒有回答，轉過身去。她覺得太尷尬，便暢談起天氣來，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氣候特徵開了個詳細的清單。他繼續沉默，她也陷入了沉默。然後她開始翻她的手提包，邊翻邊使勁地找話題，結果只從包里找出一把破梳子。他突然轉過臉來對她說道：「十八年三個月零四天。」他這麼一開口說話，總算讓她體面地擺脫了困境。再說他回答得那麼詳盡，日子算得那麼精準，她甚至覺得頗受抬舉。不過接下來她開始有些氣惱了，問題都是她來問，他一個也不問，好像對她一點都不在意。
一位藝術家，偉大的藝術家，她望著他那沉重的側影、肥胖弓著的身子、粘在總是濕漉漉的前額上的一縷黑髮，心中常這樣想。也許正是因為她根本不懂象棋，所以在她看來，象棋不僅僅是一種室內遊戲或業餘娛樂，而是與所有受到認可的藝術不相上下的神秘藝術。她從來沒有密切接觸過那些藝術家，所以沒人拿來跟他比。除了那些有靈感的怪人，一些音樂家和詩人，他們的形象說清楚也清楚，說模糊也模糊，就像羅馬皇帝、宗教法官或者喜劇中的吝嗇鬼的形象一樣。她的記憶中有一條光線比較昏暗的畫廊，裡面依次擺著所有曾引起她注意的人。這裡有她學校生活的記憶——聖彼得堡女子學校，正門前有一條不走車的、滿是塵土的短街道，學校房子臨街的一面長著少許不同尋常的常春藤。地理教師——他也在一所男子學校教書——是一個大眼睛男人，額頭很白，頭髮蓬亂，據說有結核病。傳說他愛上了一個高年級的女生，是那位白髮藍眼的女校長的侄女。女校長的小辦公室很整潔，貼著藍色的牆紙，支著白色的荷蘭烤爐，十分舒適。她記憶中有個藍色的背景，周圍是藍色的空氣，地理教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留在了她的記憶里。他總是急急忙忙的樣子，風風火火地衝進教室。後來他在她的記憶中融化了，消失了，讓位於另一個在她看來也是與眾不同的人。這個人出現之前女校長有一番冗長的告誡，千叮嚀萬囑咐大家不要笑，見了此人無論如何不要笑。那是蘇維埃政權的頭一年，班上的四十名學生中只剩下十七個了。每天碰著老師時，他們都要問：「今天上課嗎？」老師則一成不變地回答：「我們還沒有接到最後指示。」從普通教育人民委員部 來的那個人到了時，女校長下令嚴禁失笑。不管他說什麼，也不管他行為舉止如何，都不準笑。他來了，在她的記憶中留下了印象，是個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