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聖彼得堡、莫斯科、下諾夫哥羅德、基輔 、敖德薩 等地參加比賽。這時出現了一個叫瓦倫提諾夫的人，既當教練，又當經紀人。老盧仁戴了個黑臂章——悼念他的妻子——對當地記者說，要是沒有一個天才的兒子，他絕不能把自己的祖國如此全面地遊覽一遍。
在這些比賽中，盧仁殺遍了俄國最優秀的棋手。他經常同時應對二十位業餘棋手。有時候他還下蒙目棋。多年後老盧仁計畫寫一部中篇小說，就寫這樣一個下象棋的小男孩，由他父親領著（在小說中是養父）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參加比賽。想當年他並無此打算，那時他投給流亡者報紙的每一篇稿件在他看來似乎都是絕筆之作——天知道他投了多少充滿抒情情調和打字錯誤的絕筆之作。一九二八年他開始動筆寫這部小說——是在出席了流亡作家協會的一次會議回家之後，其實出席那次會議的就他一個人。寫這部小說的想法來得很突然，也很清晰，當時他正坐在柏林一家咖啡館的會議室里等開會。他像平常一樣來得很早，見咖啡桌沒有擺在一起準備開會，覺得奇怪，就叫服務生趕快擺好桌子，要了茶水和一小杯白蘭地。房間里很乾凈，燈光明亮。牆上掛著一幅靜物寫生畫，畫的是一個切掉一小塊的西瓜，四周圍著幾隻飽滿的桃子。一塊乾淨的檯布輕輕地抖起，穩穩地蓋在擺在一起的桌子上。他往茶里放了一塊方糖，看著氣泡冒起來，把他那雙沒有血色的、總是冰涼的手放在玻璃杯上暖和。附近的酒吧里，小提琴和鋼琴正在演奏歌劇《茶花女》的選段。美妙的音樂、白蘭地、雪白潔凈的桌布，這一切惹得老盧仁好不傷心。如此傷心卻又很愜意，致使他不想動。於是他就這麼坐著，一隻胳膊肘支在桌上，一根手指壓在鬢角上——一個面容憔悴、眼睛通紅的老頭，穿著一件針織背心，外罩一件棕色的夾克衫。音樂在演奏，空房間燈光四射，西瓜的切面上紅光閃閃——看來沒有人前來開會了。他看了好幾次表，但後來茶和音樂令他陶醉，便忘了時間。他靜靜地坐著，想這想那——想他買的一台二手打字機，想馬林斯基劇院，想很少來柏林的兒子。後來他猛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在那兒坐了一個鐘頭了，桌布仍然雪白，上面空無一物……燈光這麼亮，人卻只他一個，他覺得怪詭異的。桌子擺好了要開會，會卻沒有開成，他獨坐在這樣的桌子旁，很快斷定那久違了的文學靈感已經重新造訪他了。
到該總結總結的時候了，他邊想邊環視這個空房間——桌布、藍色的牆紙、靜物寫生畫——那樣子就像是在看一個大人物出生的房間。老盧仁心裡暗暗邀請了未來給他寫傳的人（此人在時間概念上離他越來越近，但奇怪的是，這個人越來越虛，離他越來越遠），來仔細看看這間令人意想不到的屋子，中篇小說《弈子開局》就是在這間屋子裡完成構思的。他一口喝光了杯中剩下的茶，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從服務生那裡得知原來今天是星期二而不是星期三。他微微一笑，覺得自己如此走神並非是壞事一樁。一回到家裡，他立即移開了打字機上黑色的金屬蓋子。
呈現在他眼前最清晰的景象是這樣一些回憶（由作家的想像作了少許潤色）：明亮的大廳，兩排桌子，桌子上放著棋盤，每張桌子旁都坐著一個人，每個坐著的人身後都站著一群伸長脖子觀戰的人。這時桌子之間的通道上匆匆走來一個小男孩，眼睛不看任何人——穿著一件優雅的白色水手服，像個皇子一般。他依次在每張桌子前停一下，迅速走出一步棋，要麼垂下長著栗色頭髮的腦袋略加思考。旁觀者要是不懂這就是一人同時多盤對弈的話，會對眼前的情景大惑不解。只見那些年長一些的人身著黑衣，臉色陰鬱地坐在棋盤後面，棋盤上密密麻麻布滿奇形怪狀的木刻小矮人，對面則是一個衣著整齊的機敏少年，也不知是何方神聖，邁著輕盈的步子挨桌走過去。大廳里靜得出奇，氣氛緊張，所有的人都一動不動，只有這個少年獨行在他們中間……
作家盧仁自己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回憶實質上是程式化了。他也沒有意識到，他賦予兒子的特徵更像音樂天才，不太像象棋天才。結果就變成既病態又可愛的模樣——眼睛奇特，朦朦朧朧，頭髮拳曲，臉色白得透亮。不過現在他面臨一些困難：兒子的這個形象，所有的不良因素都去掉了，溫順已經到了極限，但他必須有一些常人的習性。有一點他能肯定——他不想讓這個孩子長大成人，不想把他轉化成如今這個沉默寡言的人。這個人偶爾到柏林來看看他，問什麼都只答個隻言片語，雙目半閉地坐一陣，然後就走，在窗台上留下一個裝著錢的信封。
「他會早死的，」老盧仁大聲說，邊說邊在屋裡焦躁不安地轉悠，然後又繞著移開蓋子的打字機轉，字盤上的輸入鍵都瞪著反光的大眼睛盯著他看。「對，他會早死的，死得必然，死得感人。他將躺在床上下著最後一盤棋死去。」他對這個想法很迷戀，恨不能此書開篇伊始就從結局寫起。不過話說回來，為什麼就不能從結局寫起呢？可以試一試嘛……他開始引導著自己的思路從後往前走——從主人公感人的、不同尋常的死倒敘到他尚未明確的身世。但過了一陣兒後，他改變了念頭，在桌旁坐下來重新構思。
兒子的天賦是在戰後才得以充分發展的，也就是戰後神童變成了大師。一九一四年大戰一觸即發時，他已經帶著兒子又一次出國了，這一回瓦倫提諾夫也去了。那場戰爭老是干擾他的回憶，害得他理不順故事情節。小盧仁應邀赴維也納、布達佩斯、羅馬等地參加比賽。因為那些棋譜上留下大名的高手中有一兩位已經敗在他的手下。這個俄國小男孩的名望上升得很快，以至他父親本來一般的文名也偶爾在國外報上被提及。奧地利大公被殺時他們三個都在瑞士。出於一些相當隨機的想法（如有人認為山區空氣對他兒子有益……瓦倫提諾夫說俄國現在不是下棋的時候，而他兒子只有靠下棋才能維持生計……也考慮到戰爭不會曠日持久），他一個人返回了聖彼得堡。過了一兩個月，他忍受不住，便寫信叫兒子回來。瓦倫提諾夫寫來一封回信，告知他說他兒子不想回來。這封信寫得很怪，夸夸其談，和它輾轉各地、迂迴送來的經歷倒也相配。老盧仁又寫了一封信，回信還是那樣古怪，不是從塔拉斯普 來的，而是從那不勒斯來的。他開始討厭瓦倫提諾夫。有些日子他痛苦萬分。說來可笑，現在通過賬戶轉錢也很麻煩。不過瓦倫提諾夫在他後來的來信中有一封提出孩子的一切費用由他承擔——以後他二人再結算。時間過去了。他意外地做了一回戰時通訊員，去了一趟高加索。痛苦再加痛恨瓦倫提諾夫（此人來信倒也勤快）的日子總算過去了，接著便是心平氣靜的日子。因為他覺得國外的生活對他兒子有利——比在俄國好（這一點已從瓦倫提諾夫那裡準確地得到了證實）。
如今十五年過去了，戰時的歲月變成了回憶往昔時的煩人障礙。戰爭年代好像侵犯著創作自由，凡是描寫某個人成長過程的書都免不了要提到那場戰爭。即使是主人公年紀輕輕就死，也無法擺脫這樣的困境。圍繞著他兒子的形象有不少人物和情景。說來不幸，這些人物和情景只有放在那場戰爭的背景下才真實可信，沒有戰爭背景的話，這些人物和情景也就不可能存在。至於那場革命，就更煩人了。一般認為，那場革命影響了每一個俄國人的人生軌跡。作家不可能讓筆下的人物不飽受煎熬安然無恙地經歷革命，躲是躲不開的。這才真正是對作家自由意志的踐踏。據實而論，那場革命怎麼會影響他兒子呢？在一九一七年秋天期盼已久的一天，瓦倫提諾夫出現了，和從前一樣又說又笑，穿戴闊氣。他後面跟著一個矮胖的年輕人，留著剛蓄不久的小鬍子。剎那間他感到傷心、尷尬、大失所望。兒子很少說話，老是斜眼看窗子（「他是害怕有流彈打進來，」瓦倫提諾夫低聲解釋）。這一切起初像是一場噩夢——不過任何事情時間一久就適應了。瓦倫提諾夫口口聲聲說欠他的賬以後肯定會在「朋友圈子裡」結清的，後來發現他在做什麼重要的秘密生意，歐洲盟國的所有銀行里都藏有他的存款。小盧仁開始常去一家非常僻靜的象棋俱樂部，這傢俱樂部是在國內動亂鬧得正凶的時候興旺起來的，值得信賴。春季里他和瓦倫提諾夫一起消失了，又去了國外。在此之後是一些不期而至的回憶，純屬個人性質，他寫書用不著——挨餓、被捕等等，突然又是合法流亡、慘遭驅逐、乾淨的黃色甲板、波羅的海的微風、和瓦西連科教授討論靈魂不死問題。
所有這些油然而生的凌亂思緒從他記憶的各個角落跌跌撞撞地湧出來，粘在他的筆頭，損害著他對往事的每一段回憶，擋住了自由思想的去路。他躲避不開，不得不仔細地、一點一點地進行梳理，好讓全書有個整體感。經過梳理後，他理出了關鍵人物——瓦倫提諾夫。這是一個絕對有才的人，連那些往後要說他壞話的人也如此認為。一個怪人，什麼行當都能幹的萬金油，組織業餘演出少不了這樣的人。他還是個工程師，一流的數學家，象棋迷和跳棋迷，自命為「最風趣的紳士」。他有一雙迷人的褐色眼睛和極具魅力的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