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南方都市報》韓福東
時間：2008年10月6日
在去大寨參觀的路上，就紛紛傳說要恢複高考，我們一幫先進知青開始商量考還是不考。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脫逃。
大包乾的成功對我的影響，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觀的崩潰。從寫陳永貴傳記開始，我被迫弄歷史，回過頭來重建世界觀，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添磚加瓦。
上山下鄉，這是中國一代知識青年的宿命。吳思趕上了這個運動的尾巴。
有組織、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於1968年底，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那時還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類口號的熏陶，還是讓吳思對下農村充滿了憧憬。高中畢業後，他終於有機會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這時，已經有知識青年陸續以各種名義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淚斑斑的抗爭。但先進知青吳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陳永貴的大賽學習。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這時的吳思已經坐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課堂上，開始新的生活。離開農村時，發自內心的喜悅讓他困惑。
這種困惑一直持續了很多年。一個曾經的所謂「極左」的先進知青典型，在改革開放後撲面而來的信息和知識洪流中，開始重建自己的觀念大廈。
1978年上大學以前，我一直都是「極左」分子。從紅小兵排長、紅衛兵排長到團支部書記，一路班幹部當下來，總是用「極左」的思想去教育別人，結果最有效的是用「極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畢業後，作為城市知識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鄉。根據當時的政策規定，有幾種情況可以不去插隊，比如獨生子女，或家裡兩個子女的年齡相差6歲以上。我跟另外一個同學都屬於受照顧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們滿腦袋都是毛澤東思想，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
我們打開中國地圖挑，哪裡艱苦就準備申請去哪兒。當時最熱門的是西藏和延安。挑來挑去，最後還是去了北京郊區。因為跟我一起的那個同學，他母親當時年齡已經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說，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這麼大年紀怎麼辦？我們實在說服不了他，所以就勸勸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會去了。——因為關係到另外一個家庭，我覺得責任重大，不再堅持，就在學校安排的北京郊區挑了一個最窮的山村。
我上小學二年級時，「文革」開始。我媽在大學教書，有一天我帶著弟弟在外面玩，老遠就聽見敲鑼打鼓的，非常熱鬧，湊過去看見一隊人在遊街。前邊有幾個人戴著高帽子，胸前掛著牌子，其中有一個人就是我媽。我跟弟弟嚇得撒腿就跑回家，透過窗帘的縫，看著遊街隊伍從我們家門前經過。對我來說，這一天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我們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邊看得還挺熱鬧。家裡被翻個底朝天，好多原來不知道的東西都翻出來了。小孩對抄家的感覺不那麼恐怖，覺得挺好玩：哎喲，怎麼還有這個東西呢。
此後我跟母親去了商業部在河北文安縣的五七幹校，在那裡呆了兩年。我爹在國防科技系統，他戴的帽子是「階級異己分子」，我媽大概是「反動學術權威」或「修正主義苗子」之類，他們的級別不高，縣團級，在北京的中央單位，好歹得是司局級才能當「走資派」。很快他們就不是被批鬥的重點了。
但是五七幹校都得去，兩派一掐起來，互相抄家、互相鬥其實也算不了什麼，當時大家普遍都受到了衝擊，我們對父母挨斗和抄家的感覺也就不強烈。兩派打起來，互指對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誰是真正的階級敵人了。那時候覺得我爸他們不錯，對方才是混蛋，才反動，就站在我爸這邊，談不上和家長劃清界限。本來小孩對這個就不懂，最初的興奮勁過去了，也就不感興趣了。
「文革」感覺挺幸福的，沒人管。他們大人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開會，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學就背毛主席語錄，學什麼東西也不考試，我們整天都在外面干抓蛐蛐、扎蛤蟆、打彈弓之類的事情。
小學生是紅小兵，完全沒有資格參與紅衛兵那些事兒，總得是個初中生才能參與哪一派。到我們上中學的時候，紅衛兵就有取代共青團之勢，已經成為相當正式的組織，大家都分批申請加入紅衛兵。一段時間過後，共青團恢複，紅衛兵就成為共青團的外圍組織，共青團成為核心組織，紅衛兵再入團。我們入紅衛兵的時候已經是1972年，紅衛兵開始體制化，官方化，已經不像先前那般具有衝擊力和造反精神。
這輩子我讀的第一套書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紅軍、老八路寫的革命回憶錄，有的故事很殘酷。感覺很好看，裡面儘是打仗的故事。我讀的第一本小說，是《歐陽海之歌》，很著名的革命小說。我們的底色都是毛澤東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傳統教育。
高中畢業後去農村插隊，真實的社會、貧下中農和想像的相差很遠。條件很艱苦，每天日值三毛五分錢。那時候標準粉的價格是一斤一毛八分五，拿糧票買。也就是說，一個壯漢把一天的收入拿來買糧食，買不了兩斤白面。即便不拖家帶口，也是吃不飽的狀態。插隊的時候，沒有油水、沒有肉，一天兩斤白面不夠吃。有一次我吃炸醬麵，一頓就吃了一斤九兩，還沒吃飽，捨不得吃了。
到農村主動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那是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所教導的。我們在下鄉之前，正趕上毛主席在批資產階級法權，一方面，批判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制度，說它們是建立在個人私心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也樹立了一些新的東西，重點就是列寧提倡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這被認為是建立在群眾自覺的紀律的基礎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義為基礎的勞動。讓這種大公無私的勞動逐漸擴大，才是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基礎，也只有這種充滿創造性的自覺的勞動，才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大家就開始模仿。我到農村之後就把這套東西照搬下來，組織共青團員、青年突擊隊進行周六義務勞動。組織了不過三四次，大家就沒了新鮮勁，並且開始攻擊我，說我沽名釣譽，利用群眾讓自己出名，往上爬。於是義務勞動就堅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勞動試驗受挫。
後來，我當了生產隊副指導員，管理隊里的水。農民澆自留地水的時候正好趕上生產隊也要澆麥地，兩者發生衝突，究竟誰先澆水？按照毛澤東思想就是先公後私，甚至於大公無私。我就讓先澆集體的。可當時農民全都偷著扒水，我只要不在，他就把水渠給扒了，把水引到自留地里。一次發生衝突，我還跟人打起來了。最後發現，我自己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一轉身人們就扒水渠，他們互相之間都假裝看不見，就瞞我一個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看水啊。
後來開隊委會的時候，大家討論怎麼辦，我還是堅持先公後私，等隊里澆完了之後，再澆農民的自留地。開會的多數成員則表示，白天隊里澆，晚上農民澆。我是最左的，一般幹部都比我緩一步。我這個主張沒人支持。
人民公社社員老偷懶，刨地的時候大概連一半的勁都沒使出來。上班的時候磨洋工，下工以後在自留地里打衝鋒。我努力督促社員多幹活，也是屢屢受挫，無論我怎麼帶頭玩命，人家也跟不上來。生產隊幹部對集體的事也不那麼熱心，那時候我當了一把手，那些隊幹部，遇到一點挫折，動不動就說不幹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抓起來了。我們這幫小「左派」的感覺是，可能要資本主義復辟了，但是又不敢肯定，上層的事我們不清楚，無法判斷。再說我們對「四人幫」特有的那些空話、大話也沒什麼好印象。
1977年，我參加北京先進知青參觀團去大寨參觀。參觀大寨回來後，昌平的幾個知青住在縣委招待所。當時有四五個人在一起討論大寨那套東西行還是不行。我們在大寨的時候都熱血沸騰，信心十足，一出了昔陽縣，溫度就降了一半，到北京就剩20%了。第二天一回村，估計這趟大寨參觀的激情就全消了，溫度又降回到零了。大家說，一看我們村那幫社員，幹活出工不出力，偷懶，自私自利，恨不得拿鞭子抽他們，跟牲口似的。
這時候，一個大學畢業後申請下鄉當農民的知青就插話說，內蒙有個知青，寫了一本書，基本觀點是：中國農業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劉少奇主張的包產到戶。
這句話在當時簡直就是大逆不道，標準的修正主義路線，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你能感覺到，這種主張有一種強大的真理的力量，要是真那麼搞，中國農業肯定行，肯定糧食夠吃，農民肯定使勁幹活。
當時空氣就跟凝固了似的，大家都不說話。不知道沉默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