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半夜捉拿革命黨人一件事，在成都一般人的生活中間，並沒有引起什麼波動。要說有點什麼影響的話，那也只限於下東大街的長興店、中東大街的鴻恩店、走馬街的保和店、青石橋的永和店、學道街的源泰店和德升店這幾家客棧。
據田老兄親身的調查，據傅樵村到他有來往的官場地方的探詢，方弄清楚了那一夜被逮去而確實有名可查的，一共是九個人。楊維、黃方果然是從永和店逮去的；從鴻恩店逮去的，叫張治祥；從保和店逮去的，一個叫王樹槐，是武備學堂前幾個月才畢業的武學生，一個只有十七八歲的青年小夥子，叫江竺；從源泰店逮去的，就是向來在茶坊酒店、旁若無人地高談革命、任何人都可引為同志的黎慶余；從德升店逮去的，是一個陝西人江永成，曾經在警察局當過巡員。此外，還有一個叫張孝先，一個叫呂定芳，卻不明白從哪家客棧逮去，據一班賬房、幺師說，這兩人還時常同一個叫王忠發的人，只是隨時肯到各客棧來同那些人吃茶喝酒，有說有笑而已。
人是逮去了，各人的行李東西也拿走了，有的客房搜查了一下，據說，並未曾搜出什麼手槍炸彈等兇器，甚至連跑江湖的人所必須攜帶的解手小刀都沒有一把。一般的議論便說：「都是些赤手空拳的斯文人，哪裡像造反的，若說這就是革命黨，那才活天冤枉哩！」
但在學界里卻謠言蜂起了，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要逮人！要逮人！」平日額頭上掛著志士招牌的那些人，當然有的請了病假，有的悶聲不響，有的甚至逢人就聲明：「本人歷來便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好好先生！」可是不假而走的，到底不少，據說連通省師範、連敘屬中學的學生，一總算起來，怕不有三四十人？學生們一走，先生們也不免著了慌，也有裝病的，也有走的，好多學堂幾乎都陷入半停頓的狀況。這時，高等學堂總理胡雨嵐，因為是翰林院編修，一個地位很高的人，又到日本和美國去考察過，在四川開辦學堂，又是奉有特旨的；平日同四川總督不僅是平等來往，而且還受著總督的相當尊敬。他因此就出頭說話了。他相信四川也有革命黨，但他不相信四川的革命黨就和廣東、湖南兩省的一樣，也不相信就是孫文、黃興的黨徒。他說，對付四川的革命黨最好的方法，只在於各地官吏實心奉行新政，政治一清明，民智一開通，革命黨自就可以消滅於無形。他也相信這次在成都所逮的人中，或許也有所謂革命黨，但他卻懷疑未必便是首要，也未必便是其中的破壞分子，或什麼暴徒。他認為多半是一些求治心切、不識大體的青年，「性情浮躁，罔識忌諱則有之；倘能加以陶熔教誨，說不定還是國家的人才哩！」因而他對於已經逮去的那些人，不主張按照大逆不道的罪名辦理，對於謠言所傳的有人打算把案情擴大，不但想藉此要在學界中來多逮些人，藉此把囂張可恨的學界打擊一下，藉此把平日看不順眼的人收拾幾個，甚至還想藉此機會多開保案，多升幾個官，多記幾次功，他更是大罵起來。他罵：「這一些過場，都是王棪那個狗頭搞出來的！他眼睛紅了，他良心黑了，也想拿四川讀書人的血來染紅他的頂子嗎？好吧！他有膽量，叫他只管搞！我卻有本事先去質問趙季和。不然的話，我還可以呈請都察院代奏，參他狗頭的官！叫他連一個知縣前程尚保不牢靠！那時，大家扯破了臉，我拼著到北京跑一趟打京控，倒要看他狗頭的腳肚子到底有好硬！」
他還把省城各學堂的監督和一班有科名、有聲望的紳士——當然有年近八十的老翰林伍崧生在內。——邀約到高等學堂的竹園，商量如何抵制官場敗類，如成都縣知縣王棪之流，「慎防他假公濟私，摧殘士氣。」只管商量之下，沒有結果。因為護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就是表字趙季和的——曾在四川永寧道任上，以殺人之多，得過「趙屠戶」的歪號，大家都有點害怕他。到底由於胡編修的氣概磅礴，肩頭硬朗，大家遲疑了一會，才同意了他的第二議，即是不要害怕驚惶，必須先自鎮定，使教習和學生相信不會株連，大家安心下來，繼續教書，繼續讀書。可是也須告誡學生們，切不可再照以往那樣胡說亂道；學堂以外的行為，更要加倍謹飭，什麼同鄉會啦，同學會啦，總以不參加的為上。至於課本、筆記，卻要仔細檢查一番，有什麼不妥當的言詞，必須先行消滅，說不定提學使方面，早晚會派人來調閱這些東西的。
至於胡編修所提的第一議，即是大家出名寫一封公函給趙護院，請他對於目前這件案子，必須秉公辦理，切不可偏聽一二急功好利的僚屬言語，多所株連。並告訴他，現在謠言繁興，相驚市虎，尤其莘莘學子，不能安心求學，希望他明白曉諭，安定人心。大家認為趙護院現刻正在火頭上，這樣一封公函，豈不當頭給他潑了一瓢冷水？他是大權在握的封疆大吏，怎能受得了？就中尤其是通省師範的徐先生更其不贊同，他說：「不這樣做，我們現在已經背了一身嫌疑。我學堂里的學生走得最多，我聽說各大憲中已有人在說，我便是一個鬧事的頭子，我那學堂便是破壞分子的窩巢。倘若我現在在公函上列了名，只管我不領銜，也會惹起各大憲更嚴重的疑心，認為我做賊心虛，所以才鼓動起大家來倒打一釘耙。這一來，反更惹火燒身了。」他還連連搖頭，幾乎把一副鋼絲近視眼鏡也從那張瘦削臉頰上搖墜下來。
老翰林伍崧生更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他在四十七年前，正當英法聯軍的兵船攻陷天津時，他曾趕快由翰林院上過一封摺子，奏請回家終養父母，咸豐皇帝奕便同他開了個玩笑，親筆硃批：「伍肇齡是治世之忠臣，亂世之孝子，著他回去吧！」從此，他不但不敢再到北京求官做，甚至在成都充當了幾十年的書院山長，連一個坐汛的把總，他也不敢沖著他說一句硬話的了。——當下也輕言細語說道：「這公函倒委實要斟酌下子的好。趙季和辦理這件案子，或輕或重，他身為封疆大員，自有他的權衡；我們當紳士的人，怎能因為謠言緣故，就橫身起而干預？設或學生當中，果有一些反叛，難道該叫他不拿人嗎？設或他要我們擔個硬保，保證四川從此不再出事，保證全般學生沒半個是不安本分的，雨嵐，這就難了！何況趙季和為人，氣性素來剛猛，但凡氣性剛猛的人，要宜以柔克之，不然是會僨事的。」
胡編修仍然恭恭敬敬地問道：「那麼，依老前輩的高見，該怎麼辦呢？」
「依我嗎，公函暫不忙寫。聽說這案子交到成都府發審局在辦，你不如對直去找成都府高太尊，或者去找成、綿、龍、茂道賀觀察，先向他們打聽清楚趙季和的意旨所在。要是他意在從輕發落哩，那就不說了；否則，還是請託賀、高二位把你的意思委婉代達，使他自己轉彎，好像恩惠全出於他自己，而並非由於我們的強求。你們想嘛，一省的總督，海外的天子，再說今非昔比，而犯顏相爭，總可不必吧！」
胡雨嵐在一人不可拗眾的情勢下，也覺得伍翰林畢竟比他自己有世故，因就決定採用了老前輩的說法。同時，打聽到發審局坐辦候補縣黃德潤，雖是趙爾豐賞識的能員，也能在趙爾豐跟前說話，因為是雲南人，性情還慷爽，也講過新學，懂得法政，在官場中算是一個比較淡泊的明白人。遂不惜降低身份，由府衙門一出來，便轉到發審局親來拜會黃德潤，並且還著實同他談了好一會。
與胡編修同時而起，也在作釜底抽薪的，又另有一個人。後來據田老兄等一班同學議論說，胡總理做的是大公無私，是公而忘私，是把個人利害置之度外，是令人佩服的一種俠義行為；那另一個人做的，便是純粹為的私了。不過雖然為的私，也還起了一種好作用，大家倒也表示贊成；並認為那樣做法，的確比他們胡總理似乎還要對些。原來被逮去的那個十八歲青年江竺，他的父親是成都北門外一個開木廠的商人，平日由於生意和銀錢關係，同官場本有來往，最近為了承辦建造文明監獄的木材，和成、綿、龍、茂道賀綸夔更有了私人的親密關係。兒子剛被逮去，父親立刻就知道，也就立刻去找著賀道台，並找著平日有交情的一些道、府、州、縣，無論怎麼說法，非要個人情不可，非要把他兒子立刻釋放不可。賀道台答應他想辦法，別一些道、府、州、縣，也答應他想辦法，就連興頭十足、滿想拿人血來染紅自己頂子的王棪，也答應他想辦法，並還拍著胸膛擔保說，即令殺一千人，也決不會殺到令郎頭上。可是當父親的不敢相信這班油滑朋友的話，因想到按察使司衙門，這是專管訴訟事情地方，制台辦殺人案子，說不定會要經過它；又想到其間有位專辦刑名的師爺王俊廷，是全省有名的大幕，連制台都佩服的，倒是找他想個法子，或許還靠得住些。當父親的因又找到也是朋友之一的王俊廷。
王師爺果然不像那班做官人，只是順口答應而已，他的確就開動心思，和那位急得神魂不定的當父親的木商研究起來：「按照大清律例和比案，即使令郎沒有口供，那也難逃一個絞監候；縱得大人們筆下超生，充軍黑龍江，是免不了的；充軍雖然比斬絞輕得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