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貨幣具有雙重作用，所以人們就普遍認為財富是由貨幣構成的。貨幣不但是價值尺度，還是進行交易活動的媒介。它在作交易媒介時，人們可以通過它很容易地取得自身所需的物品，這種便利性是其他任何商品都無可比擬的。所以，人們總認為賺取貨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人們看來，只要有貨幣，就可以沒有障礙地購買任何物品。當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時，可以用來估算各種商品的價值。如果一個人擁有很多貨幣，那他就是人們眼中的富人；而要是一個人只佔有極少的貨幣，那他就是窮人；至於那些儉樸或是想發財的人，則會被人們看成財迷；而那些花錢不謹慎的奢侈者，則是人們眼中的淡泊金錢者。發財的另一種說法，就是擁有大量貨幣。總之，通俗地說，財富與貨幣幾乎是同義詞。
人們在看富足國家時，也往往和看富人一樣，認為富足國家一定擁有大量貨幣。積蓄金銀的做法，在任何國家都是致富的捷徑。在發現美洲之後的一段時期內，西班牙人每到一個陌生海岸，所偵察的第一個情報都是問附近有沒有發現金銀，從而判斷該地有無殖民乃至征服的價值。法蘭西有一位國王，曾經特派了一位大使去拜見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這位大使是個僧人，叫普勒諾·卡布奇諾，據他回憶說，韃靼人經常問法蘭西的牛羊多不多。韃靼人問話的目的，和西班牙人的問話目的相同，是想知道對方是否富足到值得他們去征服。韃靼是個牧畜民族，和其他牧畜民族一樣，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貨幣有什麼用途。他們進行交易的媒介和價值尺度，只有牲畜。所以，在他們眼裡，牲畜就是財富，就像西班牙人認為金銀就是財富一樣。不過，在這兩種看法中，接近真理的看法也許是韃靼人的看法。
貨幣與其他各種流動資產的區別，洛克先生曾經論述過。洛克先生認為，其他各種流動資產很容易被消耗，所以固定在它們身上的財富是不太可靠的。就拿一個國家來說，即使它今年擁有大量的流動資產，並且沒有資產輸出，只是大肆揮霍，也可能會造成明年的流動資產的短缺。貨幣則相反，它就像朋友一樣可靠。雖然貨幣會在不同的人之間流轉，但只要它沒有流到國外，那它就不容易被消費掉。因此，洛克先生認為，貨幣的堅固性和可靠性，比其他流動資產都強；也正因為如此，一國增加其政治、經濟的大目標，就應該是增加貨幣的數量。
還有一些人認為，只要一國脫離了全世界，那麼無論其國內有多少貨幣在流通，都是無關緊要的。他們認為，用貨幣購買的消費品，可以再拿去換貨幣，只是換得的貨幣量多少會與之前花費的貨幣量不同而已；至於該國的實際富裕程度，則完全由消費品的多少來決定。但是，那些與外國有聯繫的國家，特別是一些有時不得不因對外戰爭而在遠地維持海陸軍的國家，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國家認為，只有送出貨幣，才能維持遠地的海陸軍。但是，要想送出貨幣，那麼其國內先得有大量貨幣才行。所以，這類國家在和平時期，都儘力積蓄金銀，以便在萬一發生對外戰爭的情況下應急。
由於人們普遍認為金銀是財富的同義詞，所以歐洲各國都想盡了一切辦法，以研究出能夠積蓄國內金銀的方法。不過，這些努力都沒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出產金銀這類金屬的主要礦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國的金銀市場，主要在歐洲。有一段時間，這兩國為了禁止金銀的輸出，曾經制定了嚴厲的刑罰，甚至大幅提高了關稅。這類禁止金銀輸出的方法，也曾被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採用過。我們曾在蘇格蘭古代的一些議會法案里，意外地發現了用重刑禁止金銀外輸的法律條文。古代的法蘭西和英格蘭，也曾經實施過同類政策。
如果這種禁令出現在商業國，就會給許多商人帶來不便。因為，金銀是他們從外國購買貨物最方便的媒介，它們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更適合用在對外貿易中。另外，用貨幣把這些貨物輸入本國或其他國家，也是最便利的。進行對外貿易的商人們，認為這種禁令妨害了他們，所以對這種禁令持反對態度。
第一，在商人們看來，雖然購買外國貨物需要輸出金銀，但國內的金銀量未必會因此而減少，反而有可能增加。因為，國內根本消費不了那麼多剩餘生產物，如果把它們運輸到國外進行銷售，反而可以得到高額利潤。這麼一來，商人就可以帶回更多的金銀。托馬斯·孟曾經比較過這種國外貿易與農業耕作的區別，他是這麼說的：「如果我們只看到農夫在播種時節播撒了許多優質穀物，那麼我們一定會認為他是個狂徒；但是，等到收穫時節，我們就會認為他這麼做不但有價值，而且能夠得到很大的收穫。農夫播撒種子並努力耕作的目的，就是收穫。」
第二，商人們認為，這種禁令根本阻止不了金銀的輸出。原因是，金銀不但價值大，而且體積非常小，走私起來相當容易。在商人們看來，防止金銀輸出的唯一方法，就是適當地控制貿易差額。當一國的輸出大於輸入時，差額部分就由外國以金銀償還，這麼一來，國內的金銀量就會增加。而當一國的輸出小於輸入時，差額部分就由本國以金銀支付，這樣，國內的金銀量就減少了。所以，如果隨意禁止輸出金銀，那麼不但不能有效地防止金銀的輸出，反而有可能遭受增加金銀輸出的危險，或是加大金銀輸出的費用。因此，這種禁令不但會使匯兌不利於存在貿易逆差的國家，還會增大外匯購買者的風險。因為，售賣外匯的銀行不僅要承擔運送貨幣必須承擔的風險和運費，還要承擔由違反禁止金銀輸出的法律所帶來的意外風險，而所有費用的總和，最終都要由外匯購買者來承擔。當匯兌給一國造成不便時，貿易差額也會不利於該國。
當一國處於貿易逆差的困境時，該國的貨幣價值也必定會遠遠低於貿易順差國。例如，如果英、荷兩國的匯兌有百分之五都對英國不利，那麼兩國在進行匯兌時，一百零五盎司英幣，就只能換得價值荷幣一百盎司的匯票，而換不到相等數量的匯票。既然一百零五盎司的英幣只能換到一百盎司荷幣，那麼它所能購買的荷蘭貨物，自然也只等於一百盎司荷幣所購買的量。反過來也一樣，即一百盎司荷幣所能購買的英國貨物，只等於一百零五盎司英幣所購買的量。總之，由於出現了這種匯兌差額，所以即便是同樣的貨物，在由英國售給荷蘭時，價格就相對低廉，換回的荷蘭貨幣也相對較少；而由荷蘭售給英國時，價格則相對較高，換回的英國貨幣也相對較多。因此，貿易差額極不利於英國，英國要彌補這些差額，必須向荷蘭輸出更大數量的金銀。
上述商人們的理論，一部分有道理，另外一部分純屬強詞奪理。其中，認為貿易上的金銀輸出對國家有利，以及認為禁令不能阻止金銀的有利輸出，都是對的；而認為保持或增加本國的金銀量，比保持或增加其他有用商品更需要政府關心，則是強詞奪理的。在這些商人看來，除金銀之外的其他商品的供應量，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得到適當的調節，無須政府投入與關心金銀等同的注意力。這些商人還說，高價匯兌必然會給貿易差額造成更加不利的影響，甚至使金銀大量輸出。這種說法，明顯也是強辯。這種高價匯兌，的確給欠外國債務的商人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因為他們在購買外匯時，付給銀行的價格也要隨著這一高匯兌而抬高。但是，即使銀行會因為要承擔違背禁令的風險而索取額外費用，國內貨幣也未必會因此而流入他國。這類費用一般只有在走私時才須支付的，而且它會留在國內，而不會在所需匯出的數目之外再增加任何費用。高價匯兌，同時還會使商人為了努力平衡輸出和輸入，盡量縮小自己的支付額；並通過提高進口貨物價格的手段，產生類似課稅的作用，從而減少進口貨物的消費量。因此，高價匯兌並不會增大貿易逆差，反而會減小貿易逆差，最終減少金銀的輸出量。
不過，聽取了商人們的上述理論的人，卻相信它們是對的。陳述那些議論的人，是商人這類被認為是了解貿易的人，他們向國會、王公、貴族和鄉紳們陳述他們的心得，因為聽者認為自己完全不知道這些問題。無論是貴族還是鄉紳，都從經驗中知道了國外貿易可以增加國民財富，但他們卻不知道國外貿易是如何增加國民財富的。
商人則剛好相反，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怎麼從國外貿易中得到財富的。他們有義務清楚地知道這個問題。至於了解國外貿易是如何增加國民財富的，並不是他們的義務。他們只有在請求政府改訂國外貿易法案時，才會考慮這個問題，因為這時，他們必須陳述現行法律對國外貿易的不利影響，並描述改訂法律後國外貿易能夠帶來的有利結果。他們對有權決定要不要改訂法律的裁判官說，即使存在這種法律，國外貿易也照樣可以從外國帶回貨幣；但是，如果廢止或改訂這種法律，國外貿易從外國帶回的貨幣就會更多。這個說法，令裁判官十分滿意，於是，這種議論的預期目的最終就達成了。
法蘭西和英格蘭，只限制本國鑄幣的輸出，不限制外國鑄幣和金銀塊的輸出。而荷蘭和其他一些地區，甚至連本國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