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生產物是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者是勞動的自然工資。
在原始社會，土地還不是私有財產，也沒有資本累積，所以也沒有地主或僱主，勞動的全部生產物都歸勞動者所有。
如果這種狀態繼續下去，由分工引起的勞動生產力的增強，就會使勞動工資跟著增加。這麼一來，生產物品所需的勞動量就會越變越小，從而使得一切物品的價格都日漸低廉。這時，只要是包括等量勞動的商品，都可以相互交換；各種商品都可以用少量的勞動生產物來購買。
實際上，一切物品都隨著社會的進步而變得低廉。而在表面上，有些物品卻變得比以前昂貴。換句話說，就是拿它去換其他貨物，能夠換得的物品數量比以前更多。現在，假設大多數產業的勞動生產力都增加了十倍（即該產業的勞動生產量是以前的十倍），某一種產業的勞動生產力卻只增加了一倍，這時，如果交換這大多數產業與某一種產業一天的勞動生產物，那麼前者似乎吃虧了。因為，在工作量相同的情況下，前者用十倍的生產物只換得了二倍的生產物。所以，從表面上看，後者的一磅似乎比以前貴了五倍。但是事實上，是後者的一磅比以前低廉了二分之一，也就是現在生產這一磅貨物比以前容易了兩倍。因為，雖然生產這一貨物所需的其他貨物量是以前的五倍，但所需的勞動量也同時減少到了以前的一半。
在原始社會，全部的勞動生產物都由勞動者獨享；等到出現了土地私有和資本累積（即使當時的勞動生產力還沒有得到顯著的改善），勞動者獨享勞動生產物的現象就終結了。至於這種現象對勞動報酬或勞動工資的影響，我們沒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土地私有之後，勞動者在土地上生產或採集到的幾乎所有物品，都得按要求分一部分給地主。因此，地租是從土地上的勞動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一個項目。
一般的耕作者，大都沒有生活資料。通常情況下，他們的生活費都由僱用他們的農業家來墊付，直到莊稼收割。而要想讓農業家們墊付耕作者的生活費，就得讓農業家們分享耕作者的生產物。這樣，農業家們才能收回他們的資本，並得到相當的利潤，從而甘願僱用耕作者。因此，從土地上的勞動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二個項目，是利潤。
實際上，除了農業生產物之外，其他的一切勞動生產物也都要扣除利潤。比如在工藝或製造業，在作業完成以前，大部分勞動者維持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工資與生活費，都是由僱主墊付的。而僱主的代價，就是分享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物（或者說勞動加在原材料上的價值）。我們把僱主分享的這一份額，叫做僱主獲得的利潤。
如果一個人既可以獨立工作，又有自行購買原材料的資本，還能夠在作業期間維持自己的生活，那麼當作業完成時，他就兼有勞動者、僱主這兩重身份，所以能夠獨享全部的勞動生產物（即勞動對原材料所增加的全部價值），他的利得也自然包括了資本利潤、勞動工資這兩種不同的收入。
不過，這種實例並不常見。比如全歐洲，如果按照比例計算，在二十一個工人中，有二十個都會在老闆手下幹活，只有一個工人兼任老闆。而且，一說到勞動工資，人們都普遍理解為僱主付給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一般情況下，這裡的僱主和勞動者都不是同一個人。
無論在什麼地方，勞動者的普通工資都由勞資兩方所訂的契約決定。勞資兩方的關係是利害關係，所以他們在訂立契約時，立場絕對不會一致。勞動者是為提高工資才與僱主結合的，他當然盼望多得；而僱主卻想減低工資，當然不願意多給。
至於勞資雙方誰佔有利地位，換言之，就是誰能最終迫使對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條件，一般是很容易推斷的。因為，僱主的人數相對較少，比較容易團結起來，而且這一團結不受法律限制。但是，人數眾多的勞動者的結合，卻受到了法律的禁止。許多為提高勞動價格而結合的團體，都經常會被議會的法令取締；而那些為減低勞動價格而結合的組織，卻沒有一個被取締。而且，一旦發生爭議，僱主可以打持久戰，勞動者卻大多不能堅持。因為，地主、農業家、製造者或商人，本身都有積蓄，就算不僱用一個勞動者也能維持一兩年的生活；而失業的勞動者卻沒有足夠的資本，他們一般連一個星期都不能堅持，更別說堅持一個月、一年了。僱主和勞動者相互需要的程度，在長時期內是相同的。但是，僱主對勞動者的需要，沒有勞動者對僱主的需要那麼迫切。
人們可能經常會聽到工人的結合，卻很少聽到僱主的結合。而實際上，僱主之間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結合。因此，那些透過表面現象認為僱主很少結合的人，根本不了解世故、不了解問題的真相。僱主們的結合，是一種秘而不宣的團結一致的結合，目的就是使勞動工資不超過其實際應得工資。無論何時何地，如果哪個僱主膽敢破壞這種團結，那他就是做了最不明智的事，一定會被鄰近行業者和同行業者恥笑。
僱主之間的這種結合，是一種自然的結合，它普遍得不被人知道，所以我們才不經常聽到。有時候，僱主們為了把勞動工資減低到實際工資以下，會秘密地進行特殊結合，而且會在達到目的之前，始終保持極度的沉默。
對於這種秘密結合，勞動者雖然能夠痛徹地感受到，但往往無力抵抗，只有默默地屈服。因此，其他人都不知道這種秘密結合的存在。
但有時候，工人們為了對抗這種結合，往往也會防禦性地組織起來。而且，即使是在僱主沒有結合的情況下，工人們也會為了提高勞動價格而自動結合。他們之所以會結合，有時是因為糧食價格忽然上漲，有時是因為他們的勞動被僱主過多地剝奪了。他們一旦結合，消息很快就會傳遍，無論這一結合是防禦性的還是攻擊性的。因為，他們一旦結合起來，就是已經處於絕望的境地了，他們為了迅速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只好鋌而走險，採取狂呼吶喊甚至是可怕的暴力手段，脅迫僱主立即滿足他們的需要。
這時候，僱主當然也會大肆宣揚，並求助於官廳，要求官廳禁止工人的結合。因此，這種激憤的暴動結合，一般是不能給工人帶來利益的，其結果往往是為首者受到懲罰或全體一敗塗地。由於官廳的干涉，再加上一部分僱主能夠堅持，大多數勞動者只好為了生計而屈服。
雖然僱主在爭議中經常處於有利地位，但他所給付的勞動者（哪怕是最低級的勞動者）的普通工資，也不能低於一定的標準。而且，還要在長時期內保持這一標準。
支付給僅靠勞動過活者的工資，至少要足夠其維持生活。一般情況下，這一工資還得能夠讓勞動者贍養家室。似乎就因為這個原因，坎梯隆才作出了如下推測：供養著一對子女的最下級勞動者的工資，至少也得是其自身所需生活費的倍數；而其妻子的勞動所得，除去照料兒女的部分，只夠維持自己的生活。
據一般統計，有一半兒童都在未成年之前死去。因此，最貧窮的勞動者，為了能夠有兩個活到成人年齡的孩子，一般至少會養育四個孩子。坎梯隆認為：「撫養四個孩子的必要費用，幾乎等於一個成年人的生活費，這對於一個最低級的勞動者來說應該不成問題。因為，就連一個強壯奴隸的勞動價值，都是他自身生活費的倍數，何況是一個最低級的勞動者。因此，我似乎可以肯定這一點：即使是最低級、普通的勞動者夫婦，他們的勞動所得也必須要稍微超過他倆的生活費，才能贍養家屬。至於這種超過額是按什麼比例來計算的，我不想確定。」
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勞動者所處的地位比僱主更有利。他們得到的工資，會大大超過上述符合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
無論在任何國家，如果其市場不斷增加對工人、散工、傭人這類靠工資生活人的需求，也就是說，勞動者的就業機會每年都多於前一年，那麼勞動者就沒必要為了提高工資而結合。因為，僱主這時自然會競相出高價僱用勞動者。這麼一來，他們為了防止工資提高而組成的自然組合，就會自動被衝破。
明顯地，僱主對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的需求，必定會隨著他墊付的勞動工資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會成比例地增加。這種增加的資本，一部分來自僱主超過生活所需的生活費，一部分來自僱主超過自己使用所需的資財。
不管是哪一個地主、年金領受者、有錢人，只要他認為自己的收入既能維持一家人生活又有剩餘，就一定會用全部或部分剩餘額來僱用家僕。而且，他們所僱用的家僕人數，會自然地隨著這一剩餘額的增加而增加。
把剩餘額花費在僱用方面的人，除了有錢人，還有織工、鞋匠這類獨立工作的勞動者。當他所持的資本除了足夠他購買原材料、維持他在貨品出售之前的生活之外，還有剩餘時，他自然也會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而拿這一剩餘部分去僱用幫工。他所僱用的幫工人數，也自然會隨著這一剩餘額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一國對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的需求，取決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