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完全確立之後，一個人自己的勞動產物就不能完全滿足自身的需求了。他所需求的大部分物品，都是別人的勞動生產物，他必須要用自己勞動產物的剩餘部分去交換，才能滿足需求。於是，所有人要想生活，都要依賴交換。換句話說，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了商人，而嚴格地說，社會也就成了商業社會。
但這種交換力的作用，在剛開始分工時往往很不明顯。比方說，甲持有某種自己消費不了的物品，而乙持有的物品卻不夠自己消費。這時，甲自然樂於賣出自己手中剩餘物品的一部分，乙也樂於購買甲的這一物品，但因為乙手中沒有甲現在需求的物品，所以他們仍然不能達成交易。再比方說，屠戶把自己消費不了的肉放在店內出賣，而釀酒家和烙面師剛好都需要一份，他們自然願意購買，但假如他們只有各自的製造品可供交換，而屠戶現在需要的麥酒和麵包又得到了供給，那麼，交易同樣不可能達成。此時，屠戶對釀酒家和烙面師來說，就不能算是商人，釀酒家和烙面師也不是屠戶的顧客。這麼一來，他們就不能為對方提供幫助。
自從分工確立之後，避免這種不便的方法，就被有思慮的人想出來了。他身邊不但帶有自己的勞動產物，還有一定數量的某種物品——在他看來，拿著這種物品去交換任何生產物，都不會有人拒絕。
人們為了找到這種不會被任何人拒絕的物品，先後想到並用過了種種物品。據說，在未開化的社會裡，牲畜曾是商業上的通用媒介，也就是牲畜可以用來交換各種物品。顯然，牲畜是極不便的媒介，但我們發現，古代交換的評價標準，卻往往是牲畜的頭數。荷馬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迪奧米德的鎧甲僅僅值九頭牛，格羅卡斯的鎧甲卻值一百頭牛。」據說，作為商業交換媒介的物品，阿比西尼亞用鹽、印度沿海某些地方用某種貝殼、弗吉尼亞用煙草、紐芬蘭用乾魚丁、英國在西印度的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個國家，則選用了獸皮或鞣皮。據我所知，蘇格蘭有個鄉村，現今還在用鐵釘作為媒介來購買麥酒和麵包。
然而，由於種種不可抗拒的原因，金屬最終成了所有的國家都決定使用的媒介。金屬與其他任何貨物相比都不遜色。它不易磨損，不僅具有很強的耐久性，還能全無損失地任意分割，而且分割之後還可以再熔回原形。金屬的這種性質，是其他一切有耐久性的物品都不具有的。因此，金屬成了商業流通中最適宜的媒介。
比如，假設只有用牲畜才可以換食鹽，那麼想購買食鹽的人，一次購買食鹽的價值，勢必要相當於整頭牲畜才可以。因為，他用來購買食鹽的牛或羊不能分割，就算可以分割，也不能再復原了。同理，如果他想購買更多的食鹽，比如兩倍或三倍多的分量，那麼也只有用兩三頭牛或羊來交換才可以。相反的，假設他用金屬與別人進行交易，那麼他可以只按照自己目前需要的分量，分割出與該分量價值相當的金屬給對方。這樣一來，就解決了用牲畜來交換時所帶來的問題。
至於選擇哪種金屬，在各個國家也並不相同。古斯巴達人用鐵；古羅馬人則選用了銅；而所有富裕的商業國，卻選擇了金銀。金屬在最初用作交換媒介時，都是未經鑄造的粗條，且沒有任何印記。古代歷史家蒂米阿斯記載過這方面的情況，普林尼還引用他的話說：「瑟維阿斯·圖利阿斯時代的羅馬人，還沒有開始使用鑄造貨幣購買自己需要的東西，當時當成貨幣使用的物品，都是沒有刻印的粗銅條。」
金屬在這種粗陋的情況下，有兩種極大的不便：第一，不方便稱量；第二，不方便化驗真假。
作為貴金屬，在分量上哪怕有少許差異，在價值上也會有很大的差別。但是，要想精確地稱量這類金屬，至少需要有極其精密的砝碼和天平，金的稱量尤其如此。誠然，如果是賤金屬，那麼就算分量稍微差一點，其價值也不會差太多，因此沒必要仔細稱量。但是，對一個窮人來說，如果他每次只買賣價值一個銅板的貨物，那麼每次都要把這一個銅板稱來稱去的，不免會讓他覺得極其麻煩。
化驗金屬的真假，更是困難而又煩瑣。要想得到可靠的檢驗結果，就得取出金屬的一部分，放進坩堝，再用適當的熔解液熔解。在鑄幣制度實施以前，人們為避免遭受極大的欺騙，只能使用這種困難而又煩瑣的檢驗方法。人們售賣貨物時所得的一磅金屬，表面上很像純銀或純銅的，但是其中卻可能混有最粗劣、最低賤的金屬，與貨物的價值根本不相當。
這一弊端影響了交易的便利性，阻礙了各種工商業的發展。所以，進步的國家都認為有這樣一種必要，就是把通常用來購買貨物的特定金屬，分成一定分量並加蓋公印。於是，就有了鑄幣制度，被稱為造幣廠的官衙也出現了。鑄幣制度與麻布呢絨檢查制度類似。檢查官的任務，就是通過加蓋公印來確定貨幣金屬的分量、劃分貨幣金屬的品質。
最初，在貨幣金屬上蓋公印，目的似乎都在於確定金屬的品質或純度，它們是必須確定而又最難確定的。當時的公印，類似於今日在銀器皿和銀條上所刻的純度標記。類似的還有隻刻在金塊一面而不是全面覆蓋的西班牙式標記，它也只是確定了金屬的純度，沒有標明金屬的重量。《舊約全書》中記載：亞伯拉罕為了得到伊弗倫的馬克派拉田地，用了四百舍克爾的銀子作代價。當時在商人中間流通的貨幣，據說就是舍克爾。但是，當時的金屬貨幣流通都只論重量而不論個數，就像今日的金塊、銀條的授受一樣。據說，撒克遜人入主英格蘭時，其徵收的歲入不是貨幣而是實物，即各種糧食。到了征服王威廉第一時期，才首次以貨幣繳納稅收。當時納入國庫的貨幣，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也都是按重量來計收的。
要毫無誤差地稱量金屬，不但非常麻煩，而且極其困難。人們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引出了鑄幣制度。鑄幣的兩面都被蓋住，有時就連邊緣也會被蓋住。刻印鑄幣時，金屬的純度和重量都得到了確定。從此，鑄幣就全都以個數來授受，從而免除了稱重量的麻煩。
看樣子，鑄幣的名稱原本是要表明金屬的重量或數量的。羅馬從瑟維阿斯·圖利阿斯時代開始鑄造貨幣，當時的羅馬幣阿斯（AS）或龐多（Pond），都含有一羅馬磅的純銅。就像我們的特魯瓦磅那樣，阿斯或龐多也分為十二盎司，每盎司阿斯或龐多含有一盎司純銅。愛德華一世時期，一英磅含一陶爾磅純銀，一陶爾磅似乎要多於一羅馬磅而少於一特魯瓦磅。直到亨利八世十八年，英國造幣廠才開始採用特魯瓦磅。特魯瓦是法國的一個城市，位於法國東北部的香檳省，是當時一個有名的市場，其中不斷有歐洲各國的人民出入，因此，大家都熟悉並尊重它所採用的衡量標準。查理曼大帝時期的法幣利佛（Liver），含有純銀一特魯瓦磅。
從亞力山大一世到布魯斯時期，一磅蘇格蘭幣，含有與一磅英幣同重量、同純度的一磅銀。英格蘭、法蘭西和蘇格蘭所採用的便士，初期都含有重一便士（二十分之一盎司），或二百四十分之一磅的銀。作為重量名稱的，最初似乎還有先令。亨利三世時期，法律規定：當一夸脫小麥價值二十先令時，價值一個銅板的上等小麥麵包，要達到十二先令四便士的重量。但是，便士對磅的比例，似乎比先令對便士、先令對磅的比例要穩定。在古代法國，蘇（Soul）或先令所含的便士也不穩定，五便士、十二便士，甚至二十乃至四十便士的情況，都出現過。在古代的撒克遜，其一先令的含量的變動，大抵與其鄰國法蘭克的先令變動情況類似，甚至在某一個時期內似乎只含有五便士。
在法國，自從查理曼大帝時期以來，鎊、先令或便士雖然在價值上有很大變動，但彼此間的比例卻幾乎和現在一樣，沒有多大的變動。這種情況，也出現在了自征服王威廉第一時期以來的英格蘭。
我相信這麼一點：世界各國的君主都是貪婪而偏私的，他們欺騙臣民，次第削減貨幣最初所含金屬的真實分量。比如，羅馬共和國後期的阿斯，竟然減到了當初的二十四分之一，雖然名為一磅的含量，實際上卻只有半盎司。再比如現在的鎊和便士，英格蘭的鎊和便士大約只相當於當初的三分之一，蘇格蘭則減到了當初的三十六分之一，法國甚至減到了當初的五十六分之一。
君王和國家採用這種辦法，就能用較小量的銀來償還債務、履行各種契約。事實上，他們剝奪了債權人的一部分應得權利。君王擁有這樣一種特權：用同樣金額的新貶值幣來償還貨幣改鑄前的欠款。現在，政府採取這一削減貨幣分量的措施，就是把這種特權推廣到了國內其他的債務人身上。這一有利於債務人的措施，實際上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它對個人財產所產生的影響，有時甚至比公共大災禍所能產生的還要大得多、普遍得多。
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貨幣還是成了一切文明國通用的商業媒介。自從貨幣出現之後，一切貨物都能通過它進行買賣。
人們在進行交換時，不管是用貨幣交換貨物，還是用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