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尤斯的妹妹居伊·德·聖普里伯爵夫人因朱斯特—阿熱諾逝世而突然被叫回巴黎。她剛回到離波城四公里的精巧的珀扎克城堡不久。自寡居以來，而且特別是孩子們成家立業以來，她就很少離開城堡。她獲知噩耗時正在接待一位古怪的客人。
她早晨一向親自駕著運送獵犬的輕便馬車溜達。她剛一溜達完回來，就聽說有一位嘉布遣會修士在客廳里等她有一個鐘頭了。陌生人自稱是安德烈紅衣主教介紹來的。紅衣主教有一張名片可資為證，僕人把那張名片交給伯爵夫人。名片是裝在信封里的。名片上的紅衣主教名字下面，用纖細的近乎女性的筆跡寫著如下的話語：
茲介紹韋爾蒙塔爾的議事司鐸讓—普·薩呂教士，請聖普里伯爵夫人多多關照。
就這麼簡單一句，但已足夠了。伯爵夫人很喜歡接待神職人員，再說，紅衣主教安德烈還掌握著伯爵夫人的靈魂。她立即奔向客廳，連聲道歉讓人久等。
韋爾蒙塔爾的司鐸是一個俊美的男人。在他那高貴的面龐上，散發著陽剛之氣，但卻極其奇特地與他那遲疑謹慎的舉止和聲音形成強烈的反差（我可以斗膽地這麼說），如同他那張年輕鮮嫩的臉的上方長著幾乎雪白的頭髮的反差之大一樣令人驚訝。
儘管伯爵夫人和藹親切，但談話進行得並不熱烈，總在說一些伯爵夫人新近喪父呀，安德烈紅衣主教的身體呀，朱利尤斯這次未能當成院士呀等等客套話。然而，教士的聲音卻變得愈來愈緩慢低沉，臉部表情也變得愈加悲傷。他終於站起身來，但並不是起身告辭，而是在說：
「伯爵夫人，我本想代表紅衣主教同您談一個嚴肅的問題的，但這間屋子說話聲音太響，而且這麼多的門也讓我感到害怕，我害怕別人可能聽見我們的談話。」
伯爵夫人頗為欣賞私底下談話和像煞有介事，因此便讓教士進入只能從客廳進入的小客廳，把門關上：
「我們在這裡很安全，」她說，「您大膽地說吧。」
但教士並沒有說話，而是坐在伯爵夫人對面的一把矮扶手椅上，從口袋裡掏出一條圍巾，捂住痙攣般的抽泣。伯爵夫人感到莫名其妙，把手伸往身旁的獨腳小圓桌上的一隻針線筐，從筐里摸出一小瓶嗅鹽，猶豫著想把它遞給自己的客人，但最後還是決定自己聞一聞。
「請您原諒我，」教士把圍巾從充血的臉上拿開，終於說道，「我知道您是個非常善良的天主教徒，伯爵夫人，您馬上就會了解我和分擔我的激動心情的。」
伯爵夫人很厭惡感情的吐露；她用長柄眼鏡擋著眼睛，以免失禮。教士立刻恢複了平靜，把椅子挪近一點說道：
「伯爵夫人，我是得到紅衣主教的鄭重保證之後才決心前來與您談談的。是的，他向我保證說您的信仰與那些世俗的信仰、那些簡單的冷漠外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有話直說吧，教士先生。」
「紅衣主教向我保證說我可以完全相信您能嚴守秘密，恕我斗膽，是懺悔師的那種嚴守秘密……」
「不過請您原諒，教士先生，既然紅衣主教知道這個秘密，既然這是個這麼重大的秘密，那他怎麼不親自跟我說呢？」
教士只是微微一笑，伯爵夫人可能已經明白了自己的問題問得不合適。
「您是說寫一封信！但是，夫人，現今，紅衣主教的所有信件都要在郵局被拆開來。」
「他可以把信交給您帶來呀。」
「是的，夫人，但是誰知道一封信會出什麼岔子呢？我們受到嚴密的監視。再說，紅衣主教更希望不知道我準備跟您說些什麼，更希望與此事毫無瓜葛……啊！夫人，在這最後時刻我失去了勇氣，我不知道是要……」
「教士先生，您不認識我，因此如果您對我並不完全信任我不會感到受到冒犯的，」伯爵夫人轉過臉來，放下手柄眼鏡，輕聲說道，「我對別人告訴我的秘密是藏而不宣的。上帝做證，我從未泄露過哪怕是最小的秘密。但我也從未要求別人告訴我秘密……」
她輕輕地動彈了一下，彷彿要站起身來，教士向她伸出手臂。
「請原諒，夫人，請您相信，託付給我這項可怕使命的那些人讓我告訴您，您被認為是很配接受和保守這個秘密的名列首位的女人，我說的是『名列首位』。而且，我承認我很害怕，因為我感到這個秘密對一個女人的智力來說是太沉重，太複雜了。」
「人們對女人的那一點點智力才能抱著太大的幻想。」伯爵夫人幾乎冷冰冰地說，然後她雙手微微抬起，用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在掩蓋自己的好奇心，那神情很適合聆聽教會的一個重大秘密。教士又把椅子挪近一些。
但薩呂教士準備告訴伯爵夫人的那個秘密，我覺得就是在今天看來也太過離奇，太過怪異，所以我若不多加詳細說明是不敢敘述它的：
這其中既有小說也有歷史。一些謹慎的評論家把小說看作是歷史，而這歷史可能是曾經發生過的一種小說。的確，必須承認小說家的技巧往往使人信以為真，一如事實有時反而讓人不相信一樣。唉，某些持懷疑態度的人一旦事實不同尋常便否認事實。我不是為這些人在寫。
上帝在塵世的代表可能遭羅馬教廷綁架，而且通過奎里納爾宮 的活動，可以說是從全體基督徒中被偷走了，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我根本不敢斗膽地提出來。然而，「歷史」事實是，將近一八九三年年末時，這一謠言在廣為流傳。令人感動的是許多虔誠的心為之激動。有幾家報紙膽怯地在談論這件事，但後來被勒令保持沉默了。聖—馬洛出版了一個小冊子談論此事， 但被沒收了。這是因為，如同天主教不敢支持或者不能掩飾為此而進行的特別募捐一樣，共濟會也不願意這麼一個如此可惡的罪行廣為散布。而許許多多虔誠的心靈想必為此而破財出血（當時就此募集或耗費的錢款估計得有五十萬），但令人疑惑的是所有那些接受這些錢款的人是真正的虔誠信徒嗎？有的也許是一些騙子吧？反正要搞好這次募捐，如果沒有宗教信念的話，就必須大膽，機靈，有手段，能說會道，熟悉人情世故，身體健康，只有拉夫卡迪奧的老同學普羅托斯這樣的一些傢伙才敢吹噓自己具備上述條件。我誠實地告知讀者：今天假扮韋爾蒙塔爾議事司鐸的人正是普羅托斯。
伯爵夫人決心在沒有完全徹底地弄清是個什麼秘密之前，不再吭聲，不再改變態度，甚至不再改變表情。她聲色不動地在聽著逐漸鎮定了的假教士講話。後者站起身來，大步地踱來踱去。為了讓對方聽得更明白，他開始追溯這事的始末，如果說不完全是從頭講起（共濟會與教會之間的那個基本的矛盾難道不是一直存在著嗎？），但他起碼是追溯到公開敵視爆發的某些事件。他首先請伯爵夫人回憶一下教皇於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寫的那封信：一封是寫給義大利人民的，另一封是專致主教們的，提醒天主教徒們謹防共濟會的活動。然後，由於伯爵夫人記憶欠佳，他又不得不再往上追溯，講到修建齊奧爾達諾·布魯諾 雕像的事，那是由克里2斯皮決定和主持修建的，而在那之前共濟會一直隱藏在此人身後。他說克里斯皮因教皇疏遠他而感到氣憤，因而拒絕與教皇談判（談判不就等於是妥協、歸順嗎！）。他又敘述了那悲劇性的一天：雙方壁壘分明；共濟會終於摘去假面具，而當羅馬教廷的外交使團前 往梵蒂岡拜訪，藉以對克里斯皮的既表示蔑視又對受到傷害的教皇表達敬意的時候，共濟會在豎立著著名的褻瀆者雕像的鮮花廣場打起旗幟，向雕像發出歡呼。
「在不久之後，於一八八九年六月三十日舉行的紅衣主教會議上，」他繼續說道（他一直站著，現正倚在那張獨腳小圓桌上，伸開雙臂，俯身朝著伯爵夫人），「雷翁十三怒不可遏。全世界都聽見了他的憤怒的抗議聲；而所有的基督徒聽見他說要離開羅馬時都渾身發顫！我說的是『離開羅馬』！……這一切，伯爵夫人，您都已知曉，您為此而難受過，而且同我一樣對此記憶猶新。」
他又踱來踱去了。
「最後，克里斯皮被趕下台來。教會是否就鬆了口氣呢？一八九二年十二月，教皇便寫了上述兩封信。夫人……」
他重又坐下，突然把扶手椅挪近長沙發，抓住伯爵夫人的手臂說：
「一個月後，教皇便被囚禁起來。」
伯爵夫人仍堅持著一聲不吭，司鐸鬆開她的手臂，用更堅定的聲音接著說道：
「夫人，我並不打算讓您去憐憫一個被囚之人的痛苦；女人們心軟，見到不幸之事總是立刻激動不已的。我是相信您的聰明才智的，伯爵夫人，我請您看看我們這些基督徒失去了自己的精神領袖是多麼惶恐不安。」
伯爵夫人蒼白的額頭上蹙起一道淺淺的皺紋。
「沒有了教皇是十分可怕的，夫人。但這還不算什麼：一個假冒教皇則還要可怕。因為為了掩蓋其罪行，我怎麼說呢？為了把教會搞得分崩離析、自動投降，共濟會在教皇寶座上安置了奎里納爾宮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