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劉墉與和珅是站在對立的兩邊的話，那麼，他與紀曉嵐則相處得還是比較融洽的。我們前面說了，紀曉嵐出自劉墉之父劉統勛門下，紀曉嵐能去修《四庫全書》還全靠劉統勛的推薦。大學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筆記》中記載，紀曉嵐和劉墉兩人關係極好，紀曉嵐還常請劉墉給自己寫對聯。
紀曉嵐生前十分喜歡「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這一句，他去世後，劉墉就將其寫下來，作為輓聯相贈。
兩人不僅師出同門，愛好也十分相近，都好收藏硯台。據記載，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劉墉曾贈給紀曉嵐一方硯台，書之以銘文「石理縝密石骨剛，贈都御史寫奏章，此翁此硯真相當」。嘉慶八年（1803年），劉墉又贈送給紀曉嵐一方硯台，稱：「送上古硯一方，領取韓稿一部。硯乃朴茂沉鬱之格，譬之文格，為如此也。」
除了寫詩贈硯，兩人還經常在一起暢談佛法。可見兩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由此我們也發現，劉墉不僅是一個廉潔耿直的政治家，還是一個才華橫溢、涉獵頗廣的學者。他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歷史上記載，他「書名滿天下，政治文章皆為所掩」。
自從有了文字，就有了書法。中國書法是一門古老的藝術，它伴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而發展。書法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藝術的基本特徵。正像在西方美術中建築和雕塑統領著其他門類造型藝術一樣，書法和繪畫則統領著中國美術的其他門類，列為中國美術之首。當把書法與繪畫並提時，又將書法擺在繪畫前面，稱為「書畫」，如「書畫同源」、「琴棋書畫」、「書畫緣」、「能書會畫」等。世界上，擁有書法藝術的民族屈指可數，中國書法，具有悠久的歷史。
劉墉書法初從趙孟頫、董其昌入手，又喜好蘇軾的筆意，曾潛心研習《閣帖》，對唐、宋諸家並六朝碑版無不臨習。他擅長楷書、行書，同時也能寫榜書和小楷。他喜用硬筆短毫，書法豐腴淳厚、落落大度，體現了他一生的襟度。劉墉的書法特點之一是用墨濃重，因此當時的人都稱他為「濃墨宰相」。他的字，最為聞名的是小楷，貌豐骨勁，別具面目。
劉墉一生書法曾經數度變化，年輕時珠圓玉潤，中年筆力雄健，到晚年則趨於平淡。有人評價他的書法「肉多骨少」，但也有人認為這是精華蘊蓄，勁氣內斂，有綿里藏針的妙處。
劉墉不但書法好，還很懂得書法的歷史。他曾經用詩的形式，寫過一本關於歷代書法史的書，叫作《學書偶成》。《學書偶成》採用詩的形式，敘述了中國書法的歷史。他在提到中國書法的創始人李斯、蔡邕等人的書法時寫說：「博雅中郎有古風，廓清摧陷亦英雄。李斯秦相殘碑法，未遣銷沉劫火中。」在提到中國將隸書轉化為楷書的曹魏、鍾繇的書法時說：「書到元常體最多，新聲未變古謠歌。典型已覺中郎遠，野鶩紛紛更若何。」在提到中國的「書聖」王羲之的書法時說：「內史風流已變革，更將遒媚絢真淳。穎川法嗣晨星在，衣缽傳來有幾人。」
他不僅工詩善書，還擅長水墨花卉，精於古文考辨。
比較而言，劉墉的書法最為有名，他在書法史上的最大貢獻是對傳統書法的創新之功。此後的清朝人對劉墉的書法成就評價甚高。
《松軒隨筆》謂：「劉文清書初從松雪入，中年後自成一家，貌豐骨勁，味厚神藏，不受古人牢籠，超然獨出。」又云：「本朝書法當以王文安、劉石庵為最，王猶依傍古人，劉則厚而能脫，入乎古人又出乎古人。」
包世臣《藝舟雙楫》謂：「文清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人塵外。」又云：「近世小真書以諸城為第一，所詣出蘇、董兩家之外。」又在其《與吳熙載書》中談道：「坡老書多爛漫，時時斂鋒以凝散緩之氣。裹筆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慮其解散，每以裹筆制勝。然亦用此救敗耳。及近人諸城，乃專恃此。又先以搭鋒養其機，濃墨助其采，然後裹筆以作其勢，而以枯墨顯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濃纖相間，順逆互用，致飾取悅。」又云：「墨法則以濃用拙，以燥用巧，使墨白相當，枯潤互映，以作插花圓鏡之勢。捲簾一顧，自成萬態。然其心悴於字內，筋力盡於畫中。」又云：「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入，窺破秘旨。雖復結構傷巧，較華亭遜其遒逸，而入鋒潔凈，時或過之。蓋山東多北魏碑，能見六朝真像，此諸城之所以過華亭也。」
陳希祖謂：「二百年士大夫，善學華亭者，惟諸城耳。」
《快雪堂》跋曰：「石庵於軌則中時露空明；於運用中皆含虛寂。拙中含姿，淡中入妙。反覆審視，乃見異趣。」
《芳堅館題跋》謂：「晉唐元明諸大家，得力全是個靜字，須知火色純清，大非容易。國朝作者相望，能副是語者，只有石庵先生。」
《頻羅庵題跋》謂：「今之能為魏晉人書者，惟石庵先生。雖隨意書尺牘，亦可玩視。」
《求闕齋日記》謂：「文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
徐珂《清稗類鈔》謂：「文清書法，論者譬之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所謂金聲玉振，集群聖之大成也。其自入詞館以迄登台閣，體格多變，神妙莫測。其少年時為趙體，珠圓玉潤，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後，筆力雄健，局勢堂皇。迨入內閣，則炫爛歸於平淡，臻爐火純青之境矣。世之談書法者，謂其肉多骨少，不知其書之佳妙，正在精華蘊蓄，勁氣內斂。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象，人莫測其高深耳。」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謂：「石庵出於董，然力厚思沉，筋搖脈聚，近世草書作渾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範圍者，吾故謂石庵集帖學之大成也。」
曾農肆謂：「文清出自董思翁，而能上躋魏晉，力厚骨勁，氣蒼韻遒，以何道州之天才，亦不無取法，信帖學之大成也。」
楊守敬謂：「文清書如綿裹鐵，人無異議。余嘗見其少作，實從松雪入手，以後則專精閣帖，尤得力於鐘太傅《尚書宣示》，故雄深雅健，冠冕一代。」
何維朴謂：「從來學趙承旨者，易流為圓熟軟媚一派，惟文清由承旨入手，而能脫離窠臼，自成一家。骨力堅凝，神采淵永，晚年深造古淡，視明董宗伯有過之無不及也。」
稍有非議者如《履園叢話》說：「文清書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化閣帖》，遂至模稜終老。」
近人馬宗霍《書林藻鑒》除綜輯以上數論外，又在《書林紀事》中載：「乾嘉之間，都下言書，皆推翁、劉兩家。戈仙舟學士，覃谿（翁方綱）之士而石庵門人也，嘗質石庵書詣於覃谿，覃谿曰：『問汝師那一筆是古人？』學士以告石庵，石庵曰：『我自成我書耳，問汝師那一筆是自己？』」
《書林紀事》還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包慎伯（世臣）嘗謁石庵相國於江陰舟次，論晉、唐以來名跡甚協。石庵曰：『吾子論古無不當者，何不一問老夫得失乎!』慎伯曰：『中堂書可謂華亭高足。』石庵曰：『吾子何輕薄老夫耶。吾書以拙勝，頗謂遠紹太傅。』慎伯曰：『中堂豈嘗見太傅書乎，太傅書傳者，唯《受禪》、《乙瑛》兩分碑。《受禪》莊重，《乙瑛》飄逸。匯帖惟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乃近世無識者作偽，中堂焉肯紹之耶。中堂得力在華亭，然華亭晚年漸近古淡，中堂則專用巧，以此稍後華亭耳。』」
包世臣《藝舟雙輯》列劉墉小楷為妙品下，行書為能品下，榜書為能品上。
曾從劉墉學習書法的英和說：「吾師文清公克守庭誥，相繼為相，受理之暇，述作不倦。」對此，劉墉最為得意，據說他晚年曾不無得意地對門生英和說過：「子他日為予作傳，當雲以貴公子為名翰林，書名滿天下，而自問則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終。」
劉墉曾就自己的才藝評價說：「吾生平有三藝，題跋為上，詩次之，字又次之。」實際上，他的文章、詩詞、書法均為上乘，不分高低上下。史稱：「文清少躋館閣，通掌故。中年揚歷封圻，外嫻政術，及繼正揆席，天下呼為『小諸城』。所學貫串經史百家，詩遒練清雄，題跋尤古雅。」
乾隆皇帝也酷愛書法，對書法家要求嚴謹規範，獨寵「館閣體」。這樣一來，便扼殺了書法藝術的個性。而劉墉的書法不隨時俗，不受古人牢籠，貌豐骨勁，味厚神藏，超然獨出，自成一家。劉書法與同時期的翁方綱以及成親王、鐵保合稱「翁劉成鐵」四家，突破了乾隆皇帝所鍾愛的「館閣體」的束縛。清代書法評論家對他的書法評價很高。
劉墉學識淵博、經學根底深厚，他在乾隆皇帝弘揚傳統文化、「稽古右文」之時，多次被諭令編纂官修典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並派續修《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