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與和珅本人在為官處世的基本原則上面其實沒有什麼大的區別，諸位聽了我說的，說劉墉心裡想著：「討好皇帝，該出手時就出手。」聽了這句話，看了他做的事，我們可能心裡很不痛快，覺得難道這就是劉墉？劉墉也會幹這種落井下石的事？我們心裏面可能會覺得很彆扭，覺得劉墉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那樣一個朝代，在那樣一個社會，別說陞官，別說往上爬，就想維持住他們自己的官位，他們都得很小心、很謹慎，他們都必須得討好皇帝。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某些程度上，劉墉的所作所為與和珅的所作所為，在某些方面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他也是身不由己。當然，小的區別，在細微的方面，他們的區別還是有的。
比如說，作為劉墉來講，他就不需要急於求得皇帝的承認，在他的心目中覺得，我做這件事做好就得了，我有給人家落井下石的事，但我要更多地取信於民，做讓老百姓歡迎、稱讚的事，我要讓老百姓傳唱我，讓人家知道我是一個英雄，我通過這種手段來達到影響皇帝的目的。我們家四代為官，一直與人民群眾的聯繫很好嘛。
和珅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和珅自小父母雙亡，他靠誰，他只能靠自己去打拚，而且他每一件打拚的成果、每一次的努力都急於求得皇帝的承認。
我們可以發現，相對而言，這兩個人的脾氣是不一樣的。和珅這個人脾氣很急，所以他辦事很快、很利索，這樣很容易就討皇上的喜歡。而劉墉本人性子很慢。剛才我們分析了，在某種程度上，兩個人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點，但是共同點是多的，不同點是少的。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劉墉與和珅兩個人碰到一塊兒，發生衝突、爭執，這是不應該經常出現的事情。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尤其是當劉墉與和珅碰上的時候，這就是個例外。當劉墉與和珅碰上的時候，就會有故事，就會有戲，就會發生衝突。因為兩個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樣，一個世代清官，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暴富到如此的程度。劉墉一家，一百多年來為大清朝盡心、盡職、盡責，他不會看到和珅這種做法而置之不理，他會理的，只是他要抓住時機。劉墉也想彈劾和珅，但人家和珅一直在朝廷當官，他與和珅見面的機會都沒有，幾十年來他一直在和珅下面工作。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劉墉終於回到了北京。那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前，劉墉在幹些什麼呢？我給大家一個比較簡明的劉墉的官職譜：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間，劉墉在北京的翰林院工作，先擔任庶吉士，後擔任編修，後擔任侍講，三年，一年一個台階；乾隆十九年（1754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間，他在監獄，他們全家人都在監獄服刑；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他開始擔任安徽學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又擔任江蘇學政，一直主抓教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擔任山西省的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又因功升任冀寧道台。
結果呢，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劉墉又因另外一個案子案發，被充軍效力。其實，這個案子跟他沒有大關係，是在他擔任山西太原知府期間，他屬下有個官貪污，他作為上級，人家貪污你都不知道，就受到了牽連。這個官叫段成功，是山西省陽曲縣的縣令。段成功貪污，他不知道，結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這個段成功案發，被後任知府查出來，所以他連帶著被發配到軍中效力了一年。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重新回到了北京，仍然在翰林院供職，繼續擔任編修，這樣又等待了三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到了江西供職；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到陝西擔任按察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的父親劉統勛去世，他回到了山東諸城守孝三年，也就是丁憂。咱們前面講過，父母死了你必須回家守孝，什麼官都不能當。作為官員必須立即辭職回家，回家不能住家裡面，得在自己父母的墳頭旁邊搭一個草棚子，天天在那兒住。住著還要求什麼呢？每天吃的是冷飯，因為熱的要供著，供涼了，你才能吃。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劉墉丁憂三年期滿，再次回到北京，擔任了內閣學士。結果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呢，劉墉又升了官，兼任《四庫全書》副總裁。然後1778年，劉墉再次擔任江蘇學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劉墉又擔任了湖南巡撫。擔任湖南巡撫兩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劉墉回到北京，這一回他可要真刀真槍地與和珅對著幹了。
這裡，我們注意，劉墉回到北京的時候，他可不是一個平常人。
首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與他的曾祖父差了130年了，130年的一個家庭，四代進士，四代都是朝廷的忠臣，他的家庭給了他雄厚的與別人進行鬥智斗勇的資本。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擔任下面官職的時候，幹了很多，辦了很多事，不管這個事是好是壞，但是有的是得民心，有的是得到皇帝賞識。一個地方官員，雖然說那個時候已經62歲了，人已經很老了，但是心不老啊！我們可以看到，他三十多年為官，打拚那麼多年，辦了那麼多事，尤其是他到北京的時候，人家下面江蘇人已經傳唱著《劉公案》了。頗得民心的這麼一個人，在北京，他可以說叫「初生牛犢不怕虎」，他可不知道和珅的厲害。
所以到了北京之後，看到和珅的所作所為，劉墉哪看得下去，心想，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和珅收拾掉。
劉墉剛回北京的時候擔任的是什麼官職？擔任的是吏部尚書！我們講過，吏部就是管理官吏的官。此外，劉墉還擔任另外一個官職叫左都御史，不光是管理官員，還可以彈劾別的官員。正好不管誰犯案都會犯到我劉墉的手裡，你和珅官兒再大也得從我這兒走吧？劉墉這個時候剛剛到北京，就逮著一個機會，這個機會的創造者叫國泰。
國泰這個人啊，可不是一個凡人，他是皇妃的伯父。
也就是說，國泰有三個資本。第一個資本，他弟弟的女兒嫁給了乾隆皇帝，而且乾隆皇帝當時正好寵幸這個妃子。第二個資本，國泰這個人跟和珅非常要好。第三個資本，國泰的父親、四川總督文授是劉墉的老上級，而且跟劉統勛關係很好。
所以雖然說國泰這個人的本事不大吧，官位可是一升再升——因為總有人在保他，總有人在幫他，總有人在提醒他。一路下來，國泰從一個小小的縣令很快就升遷到了什麼呢？在1777年的時候就升任了山東巡撫，也叫作「封疆大吏」，從二品了。
他一到任山東巡撫以後，立即與山東省的文職官員於易簡勾結到一起。
於易簡這個人也不是個凡人，他的哥哥叫于敏中，于敏中這個人是《四庫全書》的總裁，後來活生生地累死在任上的。乾隆皇帝是非常欣賞于敏中的，而於易簡又是于敏中的弟弟。但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國泰與於易簡這兩個人搞起了貪污。
轉眼之間，山東省國庫裡面的錢都讓他們給揮霍了，這還不夠，這兩個人還要求下面各府、州、縣往上交錢，所以弄得山東屬下所有州縣都是國庫虧空，鬧得整個山東烏煙瘴氣。又正好趕上山東連續三年受災，這個府、州、縣怎麼向老百姓收稅啊？
按照過去的道理來講，政府徵稅的時候就要防止這個問題。所以，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跟朝廷一請示：受災了，應該怎麼辦？朝廷立即把國庫的糧食都發下去，今年就不用交糧食了，而且要領救濟糧，歷來都是這樣的。
但是國泰這個人不能這麼做，國庫里沒錢了，我不跟你收，我的國庫怎麼填滿啊？所以他下令繼續收稅。那準定有人不幹，什麼人不幹？進士就不幹，舉人就不幹。我們講孔夫子、孟夫子、孫夫子，是文是武，哪一個不是山東人啊？所以這些山東人他們就不幹了，一下糾集了好幾百個進士和舉人堵著大門口，抗議！結果國泰畢竟是國泰，什麼都不問，當即就打死了九個進士和舉人。
你再鬧，再鬧還打，出了人命關天的案子，進士、舉人被打死了，舉人就可以被稱為老爺了，就任何人都惹不起了，你敢把他打死？他犯了什麼罪啊？在大清朝的時候，任何一個地方機關，都不得擅自殺人。給誰判刑，都必須是皇帝本人才可以決定，所有的死囚犯都是經過皇帝畫鉤，他才能死的。你國泰什麼人，九個人讓你給打死了，就算說他們聚眾鬧事，要了這九條人命也不是你的權力。
在這個時候就有人勇敢地站出來彈劾國泰了，而且不是一個人，是好幾個人。但是在這好幾個人裡面，沒有劉墉。有誰呢？這幾個彈劾國泰的人可都不是凡人，前面兩個人聯名上書皇帝，一位是大學士阿桂，另外一位是總督福康安，兩個人聯名彈劾國泰，說他在山東治理得如何如何糟糕。這兩個人知道國泰不是個凡人，所以給皇帝留足了面子，彈劾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