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顧名思義，因寫文字而坐牢。寫字就可以坐牢嗎？這是很常見的，在大清朝，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他非常怕漢族知識分子有反抗的心，所以他時刻在提防著漢族的知識分子：你寫的每一個字我都要過目，我都要檢查你有沒有反叛的心。
好了，剛才颳了一陣風，把我的書給翻亂了，這個時候，我一張嘴說出一首詩，兩句：「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好了，這清風的「清」是不是指大清朝的「清」？統統殺掉，統統殺頭。你別活了，你辱罵我們大清朝都是白痴嗎？這種事就叫「文字獄」。好了，晚上我沒事我瞧星星，「抬頭望見北斗星」，想什麼呢？想大明朝呢？推出去殺掉，這就叫「文字獄」。
清朝的文字獄始於康熙年間，康熙在他六十一年的皇帝生涯中一共前後處置了十幾起文字獄。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獄首先發生在康熙一朝，共有兩起。
一起是「明史獄」。浙江烏程（今吳興）人庄廷攏買得鄰居明大學士朱國楨的明史遺稿，邀集名士加以編輯，並增補明末崇禎一朝事，定名為「明書」，作為自己的著作。書中頗有犯忌之處，如直書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將降清為叛逆，又不著清朝年號，卻用南明永曆等朝的年號。書編成後，庄廷攏死，其父庄允城為之刊行。不料有人告發，庄允城被逮入京死於獄中，庄廷攏被掘墓開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因此獄先後牽連被殺者共七十餘人，被充軍邊疆者達幾百人。
另一起是「《南山集》獄」。方孝標曾到雲南做吳三桂的官，後來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紀聞》等書。戴名世見其書，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認為有「大逆」語。其實二人著作並無什麼詆毀清朝的「大逆」之語，只是方孝標的書中說到南明永曆政權未可稱為偽朝，戴名世的書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又揭露了康熙皇帝殺掉明太子的真相。結果此獄也波及數百人，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已死被戮屍，兩家男子16歲以上者均被殺，女眷等則被沒收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軍黑龍江。
雍正皇帝在他擔任皇帝的十幾年當中，亦前後處置了幾十起文字獄。
在文字獄方面，雍正皇帝的指導思想是藉助文字獄整肅朝廷風紀，戒毖風俗人心。雍正一朝歷時雖短，文字獄卻很頻繁，重大案件前後相望。雍正皇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從而在文禍歷史上創造了不可磨滅的「業績」。
其中，與懲戒朋黨有關的案件有以下幾個：
汪景祺案
汪景祺、錢名世是因雍正文字獄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們的得禍是出於同一原因，即投獻文字攀附年羹堯。
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戰四川、青海、西藏等地（當時川藏一帶有叛亂），功勛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陝總督。他一向依附雍親王胤禛，妹妹是雍親王胤禛的側福晉。雍親王胤禛繼位為雍正皇帝以後，年羹堯備受寵信，先後擔任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等職務，爵封一等公，終因恃功驕縱、目無王法而失寵。雍正皇帝覺得留下他是條禍根，決計殺一儆百，於是一連串的打擊相繼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身為川陝總督的年羹堯也依例獻表。雍正皇帝從他的表文中找出兩條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成語「朝乾夕惕」寫作了「夕惕朝乾」。「朝乾夕惕」出自《易經·乾卦》卦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思是終日謹慎，寫作「夕惕朝乾」意思不變。年羹堯賀表用變換詞序的成語頌揚皇帝，雍正皇帝卻認為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臣之跡，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群臣聞風而動，發起了對年羹堯的圍攻。同年四月，年羹堯調為杭州將軍；六月，削太保，剝奪一等公；七月，黜為閑散旗員；九月，下刑部獄；十二月，議政王大臣劾年羹堯犯九十二條大罪，雍正皇帝令年羹堯自裁，家產籍沒，親族、同黨或斬或流或貶，一大批人受到清洗、處罰。
年羹堯死後七天，汪景祺被斬首示眾。
汪景祺是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他潦倒文場近四十年，雖然中了舉人，總與富貴無緣。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恆任陝西布政使，是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皇帝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云：「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讀書堂西征隨筆》原本久佚。據民國間故宮博物院刊印的殘本，內有《上撫遠大將軍年公書》一篇，文內極盡諛頌，至稱年羹堯為「宇宙第一偉人」。又有《功臣不可為》一條，把歷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現象歸罪於最高統治者。文中寫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復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慄。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寧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復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矣；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魄盪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復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為朝廷之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於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行焉矣；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徵。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該《隨筆》有些條目對當時的官吏選拔制度和官場風氣表示不滿，據說還有詩譏訕聖祖「皇帝揮毫為值錢」。又非議聖祖謚號及雍正年號，所作《歷代年號論》說「正」字拆開為「一止」，是不祥之兆，歷史上凡以「正」字為年號的都沒有好下場，如金海陵王（年號「正隆」），金哀宗（年號「正大」），元順帝（年號「至正」），明英宗（年號「正統」），明武宗（年號「正德」）等。
雍正皇帝批評所云「悖謬狂亂」，大概就指以上內容，但對汪景祺處罪的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於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後經地方官曉諭才安定下來。
錢名世案
錢名世處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雖然沒有殺頭，但遭遇不比殺頭好受。
錢名世，字亮工，江南武進（今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升侍讀。他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兩人都是康熙三十八年中舉，一在南闈，一在北闈），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康熙末年，十四阿哥胤禎授定遠大將軍，出征青海、西藏，聖祖曾為他立碑褒揚。十四阿哥胤禎曾是爭奪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皇帝即位後立即解除十四阿哥胤禎的兵權，後來又加以禁錮。他本是最不該提起的人物，錢名世竟不知迴避。
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逃。雍正皇帝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詩語悖逆」。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一說大門上）。賜字題匾本是康熙皇帝臣僚的慣用手段，如為范文程祠堂題「元輔高風」，為李光地題「方重醇深」等。雍正皇帝也仿效，如為楊名時題「清操夙著」，為田從典題「清謹公方」等。雍正皇帝「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是能變其意而用之，易褒為貶。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本人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皇帝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警、撫奏明治罪。
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皇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385人奉詔作詩。雍正皇帝一一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集名就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給全國的學校，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