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駕崩之前，遺詔庄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四人輔政。
果親王允禮（1697年～1738年），也就是《後宮·甄嬛傳》裡面描述的那個果郡王，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雍正皇帝的異母弟，母為庶妃陳氏，即純裕勤妃。
胤禮幼從學沈德潛，豁達識體，不參與皇權之爭。工書法，善詩詞，好遊歷，四川名山大川皆布其足跡，留有遺蹤。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後，為避名諱，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諱「胤」字而改為「允」字排行，因此又作「允禮」。
雍正皇帝在位時期，允禮曾秘密奏請蠲免江南諸省民欠漕糧、蘆課、學租、雜稅，允准，因而獲「秉性忠直」、「存心寬厚」、「實心為國」、「盡心竭力」、「操守亦甚清廉」之讚譽。
允禮從9歲開始隨駕巡幸，至康熙謝世無封。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封十七阿哥允禮為多羅果郡王」，管理藩院事務、正黃旗蒙古都統事務、鑲藍旗漢軍都統事務，兼署右翼前鋒統領，並賜白銀一萬兩。第二年又兼管鑲紅旗滿洲都統，並在是年八月初八日祭大社大稷，往替皇帝行禮。初九日，代皇帝祭孔。
此後不久，雍正諭宗人府：「著加怡親王俸銀一萬兩，果郡王著照親王給與俸銀俸米。」
雍正四年（1726年），允禮奉旨兼管鑲藍旗蒙古都統並負責稽查國子監事務。
雍正六年（1728年），晉為和碩果親王。至此，正黃旗蒙古都統、鑲紅旗滿洲都統、鑲藍旗漢軍都統和鑲藍旗蒙古都統四職，由允禮一人兼任。
雍正七年（1729年），允禮奉命管理工部事務。
雍正八年（1730年），允禮奉命總理戶部三庫事務。
雍正十一年（1733年），允禮奉命管理宗人府事。
雍正十二年（1734年），允禮奉旨遠行泰寧會見格桑嘉措。
雍正十三年（1735年）藏曆的正月初一日（藏曆春節），西藏地方政府在惠遠寺舉辦宴會，宴請允禮、章嘉。宴畢，允禮向格桑嘉措宣旨。閏四月初一日，允禮回京。五月二十五日，雍正皇帝命允禮攜寶親王弘曆與和親王弘晝共同辦理苗疆事務。
隨後繼位的乾隆皇帝，也就是果親王允禮的侄子，對果親王允禮一直繼續委以重任。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十二日，果親王允禮生母加徽號；九月十三日，「永賜與親王雙俸」；九月二十日，因「庄親王、果親王便殿賜坐時俱行拜禮，朕心深為不安……皆聖祖仁皇帝之子，大行皇帝之弟，於朕為叔。行輩甚尊，豈可常行拜禮於朕前乎」，命允祿、允禮在便殿召見免除叩拜之禮；九月二十一日，果親王允禮上書建議制定《侵盜錢糧罪例》；十月初四日，命果親王允禮總理宗人府事務；十月十八日，命果親王允禮打理刑部；乾隆二年（1737年），果親王允禮書成《世宗憲皇帝上諭》有功；乾隆三年（1738年），果親王允禮去世，年42歲。
庄親王允祿於乾隆四年（1739年）以與前廢太子胤礽之子理親王弘皙往來「詭秘」、企圖謀反罪名，被停雙俸，罷都統、削爵位，失去了權勢。
由此，輔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爾泰和張廷玉二人。
鄂爾泰是滿洲鑲藍旗人，想當年雍正皇帝還未繼承皇帝位置之時，曾向鄂爾泰索取財物，結果遭到拒絕。因而，雍正皇帝對鄂爾泰格外器重，登基後立即委以重任。1732年，鄂爾泰升至首席軍機大臣，授保和殿大學士。隨著鄂爾泰地位和權勢的上升，一些滿洲官僚相繼依附鄂爾泰，一部分漢族官僚也投靠在鄂爾泰之下，由此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
對於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股肱重臣，雍正皇帝給予了極高的待遇，於1730年頒布諭旨，賜鄂爾泰和張廷玉死後配享太廟。在封建時代，這顯然是皇帝賜給大臣的最高榮譽和獎賞。乾隆皇帝即位後，也同樣敬重二位老臣，於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又在張廷玉七十大壽時御書「調元錫祉」匾額，還親自撰寫對聯和詩贈送張廷玉。
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恩寵，使鄂爾泰和張廷玉二人無所顧忌，他們開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勢力，逐漸發展成兩大對立的政治集團。清人昭槤說：「上（指乾隆皇帝）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互相推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斗。」
對於鄂爾泰和張廷玉的結黨，乾隆皇帝當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後來就說：「乾隆初年，詔廷臣集思廣益，至再至三。然諸臣章奏亦不過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時事之大者，莫過於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習，初未聞一言及之。」
鄂、張兩黨勢力的膨脹和明爭暗鬥，在年輕的乾隆皇帝看來，自然不會聽之任之，讓其無限制發展的。乾隆皇帝自登基以來，就發誓「用人之權從不旁落」，因而對私自結黨營私的行為十分痛恨，經常以歷史上的教訓告誡臣下：「明李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僨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皇帝對鄂、張兩黨並沒有立即採取措施，而是採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後剷除的策略，步步緊逼，顯示了高超的統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爾泰首倡在西南「改土歸流」，對鞏固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於舉措不當，引發貴州苗民反抗，使雍正皇帝頗為不滿，曾下旨切責鄂爾泰，並派出屬於張廷玉集團的張照（1691年～1745年）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揮征剿事務。張照挾門戶之見，存心報復鄂爾泰，到貴州後搜集了鄂爾泰的各種罪狀，向雍正皇帝告發，企圖推翻「改土歸流」政策。時不湊巧，恰遇雍正皇帝駕崩。
乾隆皇帝上台以後，繼續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對於張照的提議十分不滿。不久，張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黨的張廣泗負責西南事務。這時，鄂黨佔了上風，又企圖窮治張黨，置張照於死地。
乾隆皇帝雖然支持鄂爾泰的「改土歸流」建議，但對鄂黨的打擊報復卻沒有坐視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壓倒另一派，而是要在兩大集團之間竭力保持平衡，使他們在一個體制下共處，共同效忠於自己。因此，當鄂爾泰要求處死張照時，乾隆皇帝並沒有採納。對此他說：「鄂爾泰欲置伊（即張照）於死地。朕若聽此言，張照豈獲生全？」
乾隆皇帝不僅沒有殺張照，相反還命其在武英殿修書處行走，後又任為吏部大臣。乾隆皇帝以後回憶此事時說道：「鄂爾泰、張廷玉素不相得，兩家亦各有私人……蓋（張）照即張（廷玉）欣喜而鄂（爾泰）所惡者，張廣泗即鄂所喜而張所惡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在余心固自有權衡，而鄂與張兩皆成就為賢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皇帝看來，對兩大政治集團不打擊一派、扶植一派，也不使兩敗俱傷，這樣既可以利用兩派中的優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爾泰、張廷玉醒悟感化，放棄黨爭而成為「賢臣」，就是更加美妙的事。這是乾隆皇帝心中打的如意算盤，也是他作為一代明君的特殊表現。
然而，鄂、張二黨及其本人的舉動令乾隆皇帝大失所望，惱怒之餘的乾隆皇帝不得不放棄「感化」策略，而採取威嚴措施打擊黨爭。
1741年，號稱「敢於言事」的御史、鄂黨成員仲永檀（？～1742年）誣告張黨集團接受京城富商俞氏賄銀，將矛頭直指張廷玉及其黨羽。對於這次彈劾，乾隆皇帝並不相信，經過調查亦純系烏有之事，但被牽進此案的提督鄂善卻被查確實收受賄銀一千兩，結果被處死，而揭發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僉都御史，乾隆皇帝還頒諭嘉獎他：「自今以後，居言官之職者，皆當以仲永檀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嘗到彈劾的甜頭後，又將矛頭對準張照，說張黨利用職權泄密：「向來密奏留中事件，外間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為宣洩者。是權要有耳目，朝廷將不復有耳目矣。」這裡所說的「權要」就是指張黨首領張廷玉。
對於這一指責，乾隆皇帝也並不相信，他當即指出：「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言外之意是，張黨雖有泄密，但鄂黨更甚。
仲永檀彈劾不中，張照立即反擊。他探知仲永檀曾將留中密奏的疏稿內容泄露給鄂爾泰之子鄂容安，於是上疏揭發。乾隆皇帝聞奏，即命張廷玉協同其他大臣及三位親王審理此案，結果查實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來親密」，確實有過嚴重泄密之事。
對此，張照建議擴大調查範圍，企圖將鄂爾泰也牽扯進來，將鄂黨一網打盡。但乾隆皇帝深知此時如果剷除鄂黨，就沒有足以和張黨相抗衡的勢力，那時張黨就會為所欲為，肆行無忌了。因此他決定從寬發落，只將仲永檀下獄（後病死於獄），鄂容安也僅令其退出南書房，不再讓其侍奉皇帝，然後又嚴斥鄂爾泰說：「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於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則其黨庇之處，已屬顯然……其不能擇門生之賢否而奏薦不實，不能訓伊子以謹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