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規模的移民活動，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明初的大移民，與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間的戰爭有關，只不過其性質不再是戰爭中的避難，而是戰後的重建。北宋時期，中國人口、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達到中古時代繁榮的頂點。12世紀初，興起於今松花江下游和黑龍江中游一帶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國在滅了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後，又滅北宋。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導致中國北方人口大量減少。1141年，金與南宋訂立和約，金朝統治著南起秦嶺—淮河以北的北中國廣大地區。宋金對峙時期，雖然秦嶺—淮河是兩個政權的分界線，但事實上，戰爭在江淮之間不斷進行，使得這一區域長期成為人口稀疏之地。元代末年，群雄並起，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等一代梟雄，都是從江淮之間崛起的，戰爭也大多在這一區域內進行。
金朝統治下的華北，人稀地荒。女真貴族採用不斷收奪漢人的土地撥歸屯田軍戶，一段時間以後，肥沃的土地轉為瘠薄，瘠薄轉為荒蕪。至13世紀初，即使是風調雨順之年，華北地區田之荒者也動輒百里，到處「草莽彌望，狐兔出沒」。13世紀初，新崛起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開始征戰。1234年滅金。在蒙古人的滅金之役的同時，北方發生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不知農業生產的重要性，有人提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元朝黑暗混亂的統治持續半個多世紀，中國北方受到破壞最深。北方地區的安寧大約維持了一個世紀，14世紀中葉，蒙古高原和華北地區陷入了一場空前的災難當中。鼠疫流行不僅造成中國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還隨著蒙古人的征戰，引發了歐洲歷史上最嚴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華北地區的許多地方，還有關於這一時期瘟疫流行的傳說。如在山東西部的茌平縣，傳說元代末年瘟疫流行，紅頭蒼蠅四處亂飛。在蘇北地區，則稱「紅蠅趕散」。在山東梁山，傳說元代末年該地為濃霧所籠罩，持續七日不散，人口大量死亡。同時代的埃及作家也記載了自商人那裡聽來的傳說，中國北方毒霧迷漫，鼠疫肆虐。
南宋與蒙古人的對峙持續了45年。最初南宋聯合蒙古人滅金，以後卻被蒙古人所滅。蒙古滅宋的激戰主要發生在四川及相鄰的陝南、鄂西一帶，戰爭同時也有大規模的瘟疫發生，四川人口大部分死於戰爭和瘟疫。在湖南北部的長沙府，戰爭也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口死亡。在女真人南下的大約250年中，在北方少數民族的進攻面前，漢族一直採取防守的姿態，從未取得過真正的戰略上的主動。
元朝在中國的統治只有89年，雖然盛極一時，但「只識彎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於蒙古貴族及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斷，民不聊生，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治——僅1341年，山東、河北、湖廣等地就發生了百餘次反元起義。以後人民起義更加頻繁，力量也越來越大：1348年，方國珍在台州起義；1351年，劉福通在穎州起義，號稱紅巾軍；徐壽輝在蘄州起義；1352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起義；1353年，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起義。其後十餘年，特別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元軍決戰於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廣大農民紛紛響應，元軍出其精兵銳將與農民軍決戰，攻城掠地，擄掠殺人，干盡了殘暴之事。
在這些戰鬥中，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民軍所據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時被殺得僅余有18家。河南也已到了「春泥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境地。
後來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達、常遇春北伐，進取山東，收復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這樣元末長達16年的兵亂才算結束。
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接連不斷。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成荒墟」。據《元史》載，僅元朝末年的雨旱災，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8次。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禾不入地、人相食」。特別是河南，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
元末，中原地區不但水患嚴重，大蝗災也頻頻而至，從1341年到1365年，大蝗災計有十八九次。元時的大名路，1352年夏，「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中原地區從1335年到元朝滅亡的這40年里，大饑荒就達15次。以致出現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於河南、山東、河北、陝西以及南方諸省。
以上種種，兵亂水旱蝗疫相輔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為州，如「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就是到了明朝，由於人糧劇減也不得不把許多州、府降格，名城開封由上府降為了下府。1377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凡州改縣者十二，縣並者六十」。到了1384年，全國各地仍把不足三千戶的三十餘州降為縣。
明朝建立後，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累年租稅不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治。
而在北方的山西和南方廣大地區，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景象。我們這裡僅僅以山西為例作出說明：中原地區的兵亂及各種災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區也沒有發生大的水旱蟲災，風調雨順，連年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鍾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這雖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詞，但也說明山西一帶比較安定，再加鄰省難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很是稠密。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於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
面對內憂外患，朱元璋深知：「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於是，他採納了鄭州知府蘇琦（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戶部郎中劉九臬（參見《明史·食貸志》）、國子監宋納等人的建議，採取了移民和軍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強北部邊防，開墾荒地，保障軍民用糧，恢複農業生產。於是乎，一場大規模的歷經洪武、建文、永樂三朝、歷時五十餘年的移民高潮就開始了。
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大量移民，農業生產剛剛有所恢複，又發生了靖難之役，四年的戰爭又加劇了中原地區的荒涼局面，為此又有永樂遷民之舉。
從朱元璋（年號洪武）在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首次下令移民到朱棣（年號永樂）在永樂十四年（1416年）一月最後一次大規模移民為止，明朝初年的大規模移民活動持續了50年，前後共計18次之多。這18次是：
第一次：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將軍徐達揮師北伐中原的同時，下令遷徙蘇州府富民充實濠州（今安徽鳳陽），明初移民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其後，不斷完善，全面推廣，深入發展。
第二次：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在河南設立司農司，議計民授田，負責移民墾荒事宜。六月，以蘇、松、嘉、湖、杭五府地狹民稠，而皇明發祥地臨濠地多閑棄，遷五府無田貧民四千餘戶往耕。
第三次：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移山後之民一萬七千戶到北平耕種。
第四次：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復徙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戶、十九萬七千二百人入籍北平各處衛所和州縣。
第五次：洪武四年（1371年），移徙沙漠故元遺民三萬二千八百六十戶到北平開荒種田，分別落戶於大興、宛平、良鄉、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薊州、昌平、順義等地。
第六次：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隸真定等處民無產業者，往鳳陽墾田。
第七次：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遷廣東番禺、東莞、增城諸縣元將何真所部降民二萬四千四百餘人到泗州屯墾。
第八次：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月，命湖廣常德、辰州民有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雲南。
第九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