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聖托馬斯醫院待了五年後，我在一八九七年通過了行醫資格考試。我在還是醫學生的時候就發表了一部名為《蘭貝斯的麗莎》的小說，引起了些微轟動，因此我便貿然決定棄醫從文。因此，我一拿到資格便出發前往西班牙，在塞維利亞住了一段時間，那段時間是一年中最美麗的光景。在這期間我自娛自樂，寫了一本很爛的小說。然後我回到了倫敦，和一個年紀相仿的朋友一起在維多利亞車站附近弄到了一間公寓，並簡單添了幾件傢具。我們請了一個做各種雜事的女僕為我們做飯打掃屋子。我的朋友在酒吧上班，因此白天的時候我便能獨自在家裡專心寫作。之後的六年間我寫了好些部小說和戲劇，但只有一部小說算是有點兒成功，不過仍舊及不上我第一本小說引起的轟動。當時也沒有經理人願意接我的劇本，最後萬般無奈之下，我將《一個體面的男人》送到了倫敦戲劇社。眾所周知，正是倫敦戲劇社接手了蕭伯納早年的作品。倫敦戲劇社一周演出兩場，一場在周日晚上，一場在周一下午，演出的都是一些不適合商業劇院卻被文化人所喜愛的作品。戲劇社委員會接受了《一個體面的男人》。W.L.考特尼是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覺得這部劇很好，便刊載在他編輯的《半月評論》中。這是一件值得我驕傲的事。
儘管我的諸多努力並未給我帶來可觀的收入，但卻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我也因此交到了許多朋友。我被認為是一位頗有前途的年輕作家，並且（我這麼說並非自負）被接納為知識分子界的一員。這是非常體面的，幾年後當我成為輕喜劇流行作家時，便失去了這份體面，而且再也沒能恢複。當時我常被邀請參加一些文學聚會，以及一些由上流社會的女士們舉辦的派對——她們認為資助藝術活動是職責所在。單身又體面的年輕人總是很受歡迎的，因此我成天都有飯局。我沒錢打車，於是只能穿著燕尾服，打著白色的領帶（這是當時的規矩）乘坐公交車來回。我也常被邀請去鄉村度周末。這對我來說是一場考驗，因為男管家和為我端早茶的下人都等著我給小費。而且我也窘迫地認識到，當僕人打開我的手提旅行包，看到那穿舊了的睡衣和簡樸的梳洗用品後，定會對我留下不好的印象。雖然如此，我仍舊覺得生活很美好，我也樂在其中。從當時看，我似乎沒有理由脫離這樣的生活。我大可以仍舊每年寫一本小說（雖然我的收入幾乎就只有出版商給的一小筆預付金，但書卻受到很高的評價），參加更多的聚會，結交更多的朋友。這一切都非常美好，但我卻看不到未來。我當時只有三十歲，卻已過上了一成不變的單調生活，我必須有所突破。做這個決定並沒有花多長時間。我告訴我的室友我要擺脫這一切，到國外去遊歷一番。單靠他一個人是付不起房租的，幸好當時有一位中年紳士願意接手這間公寓，來安置自己的情婦。我們賣掉了傢具，之後一個月內我便來到了巴黎，在左岸的一家廉價旅店租了個房間。
幾個月前，我有幸結識了一位年輕畫家，名字叫做傑拉爾德·凱利。他在第一田園大街有一間畫室。他畢業於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這樣的教育背景對於一個畫家來說，實屬罕見。他極具才能，為人熱情好辯。正是他讓我知道了那些著名的印象派畫家（最近盧森堡收藏了這些畫家的作品）。說來慚愧，我對這些一竅不通。後來我沒費多少力氣便在貝爾福獅子像附近找到了一間位於五樓的房子，有兩個房間，一個廚房，一年七百法郎，也就是當時的二十八英鎊。我買了幾件二手的傢具和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門房向我介紹了一位女傭，每天能來半天，早上幫我煮一杯奶咖，中午再做一頓午餐。就這樣，我安頓了下來，準備全心全意創作另一本小說。我到巴黎後不久，傑拉爾德·凱利便帶我去了蒙帕納斯車站附近，奧德薩大街上的一家名為白貓的餐廳，很多藝術家都喜歡在那兒用餐。從此以後我每晚都上那兒吃飯。對於這家餐廳，我在接下來的這部小說中有詳細的描述，因此在這裡便不再贅述。一般來說去白貓餐廳的都是些老面孔，偶爾也會來一些新人，或許只出現一次，或許來個兩三次。我們將他們視為闖入者，並不歡迎他們的到來。我第一次見到阿諾德·貝內特和克萊夫·貝爾也是因為如此。阿萊斯特·克勞利屬於偶爾出現的闖入者。他在巴黎過冬。第一次見到他時我便很不喜歡他，但卻對他充滿了興趣。他能言善辯。我聽人說他年輕的時候很英俊，但現在胖了，頭髮也稀疏了。他的眼睛很好看，但不知是天生的還是刻意為之，看人的時候過於專註，以至於明明是在看著你，卻好像在看著你的背後。他是一個騙子，不過也不完全是騙子。在劍橋的時候他贏得了象棋冠軍，並被稱為那一屆的最佳惠斯特牌玩家。他滿嘴謊言，盡說些與自己不相稱的大話。不過奇怪的是，在那些自誇的事迹中，有些竟是真的。他曾登上興都庫什山的第二峰，而且沒帶什麼裝備，包括能幫助登山家取得成功的氧氣瓶。他雖然沒有登頂，但也突破了前人的高度。
克勞利寫了大量的詩歌和韻文，並且很奢侈地自費出版這些作品。他在韻律上有天賦，他的詩歌也並非一無是處。他深受斯溫伯恩和羅伯特·布朗寧的影響，極力地模仿著他們的風格，不過卻也不顯得愚笨。當你在翻克勞利的書時，很可能會看到某節詩，假如把它放進斯溫伯恩的一卷詩集中，你會毫不猶豫地認為這出自大師的手筆。若問你「這太艱難了/不是嗎/先生/想要弄懂它？」的作者是誰，你很有可能會說出羅伯特·布朗寧的名字。那你就錯了，它的作者其實是阿萊斯特·克勞利。
我認識克勞利的時候他正在研究惡魔崇拜、魔法和神秘學。這些在當時的巴黎是一種潮流，我猜大概是受了於斯曼的《那裡》的影響。克勞利講述了很多自己親身經歷的奇妙故事，你很難判斷他說的是真話還是只是拿你做消遣。那個冬天我與他見了幾次面，不過回到倫敦後便再也沒有見過他。在那之後過了很久，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份他發來的電報，上面寫道「請立刻寄二十五鎊給我，聖母瑪麗亞啊，我快餓死了。阿萊斯特·克勞利」。我並未理會，之後他可恥地又活了很多年。
後來我回到了倫敦，這讓我感到很高興。當時我的一位舊識住在培爾美爾街，而我恰好又在同一棟樓租到了房間，於是便能借用他的起居室來寫作。《魔法師》是在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因此我估計我是在一九〇七上半年寫完的。我已經忘了當時怎麼會以阿萊斯特·克勞利為原型創作出了奧利弗·哈多這個人物，也忘了當初寫這部小說的緣由。因此不久前當我的出版商提出想重印這本書時，我認為應該在我點頭之前再重讀一遍這本小說，畢竟五十年過去了，現在的我已全然忘記了它講述的到底是個怎樣的故事。有些作家喜歡看自己以前的作品，有些則對此無法忍受，我算是其中之一。每當我檢查完終稿後，便就此與這本書斷絕了關係。每次讀者要和我討論我的書時，我都很不耐煩，若它們受人喜愛，那我當然高興，但若不是，我也覺得無所謂。以前的作品對我來說就像是一件被我扔掉的舊衣服，實在無法再讓我提起興趣。正是帶著這種不情願，我重新翻開了《魔法師》。出乎我意料的是，這本書竟然提起了我的興趣。之前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重讀了我的兩本早期的作品，但它們都讓我覺得索然無味。一本我根本讀不下去，另一本雖然在我腦海中留下了一些很好的戲劇性的場面，但其中的幽默卻糟糕透了，甚至讓我覺得害臊。要是讓這樣的作品重印，那對我來說實在是一種屈辱。讀《魔法師》的時候我忍不住想，當初我到底是怎麼得到那麼多關於魔法的材料的？一定是沒日沒夜地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裡查資料。這部小說語言豐富，辭藻華麗，用了很多我現在不會用的動詞和形容詞，根本不是我現在所喜歡的風格，不過對於這個主題而言，也許並不算不合適。我想當時我一定是受了法國文風的影響（法國作家至今仍沒有完全摒棄這種風格），並且不理智地進行了模仿。
雖然奧利弗·哈多是以阿萊斯特·克勞利為原型塑造的，但卻和克勞利完全不一樣。我筆下的哈多外形更醒目，為人更無情、更陰險，而且還擁有克勞利聲稱有但實則沒有的魔力。不過克勞利卻從哈多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並以奧利弗·哈多的名義在《名利場》 發表了一整頁的評論。我當時沒有看，其實應該看一看的。我敢打賭肯定通篇謾罵，並且很有可能像他的詩歌一樣啰嗦得讓人無法忍受。
我已經不記得《魔法師》的出版為我帶來了什麼成就（如果有的話），我對此也不關心，因為當時我的生活發生了一項重大的改變。宮廷劇院的經理人奧索·斯圖爾特開演了一部劇，很不盡如人意，因此想換一部，只可惜下一部戲的演員當時並無檔期。他曾讀過我的劇本，並對其嗤之以鼻，但現在十萬火急，為了不讓劇院關門，他便想拿我的戲劇頂幾個星期，這樣等到我的戲劇結束後，他中意的演員也有空閑了。就這樣，他把我的戲劇搬上了舞台，不料大獲成功。很快，那些一直拒絕我的經理人也紛紛接了我的劇本。我的戲劇一天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