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了生命能和意念說之後，再來介紹任何其他突出的精神病治療法方面的狂熱迷信，必然會使人感到索然無味。不過，如果不談談波蘭出生的艾爾弗雷德·科爾茲布斯基伯爵的「普通語義學」和羅馬尼亞出生的精神病學者雅各布·莫內諾的「心理劇」，我們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應該說，這兩種活動都沒有達到前兩種迷信的荒謬程度。為此，必須把普通語義學和心理劇看作引起爭論的兩可的例子，它們可能有相當大的科學價值，也可能沒有。
科爾茲布斯基1879年生於華沙。他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俄國的波蘭軍隊中任少校，受過重傷，後作為炮兵專家被派往美國。他留居美國，此後10年他依靠個人的財力寫作和出版了800頁的普通語義學的「聖經」——《科學與神志健全》。該書於1933年由這位伯爵的「國際非亞里士多德學派圖書出版公司」出版。這部書內容組織很差，繁瑣冗長，從哲學上來說論點幼稚，從有才幹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們那裡剽竊來一些重要思想，反來複去，使人膩煩；其中還夾雜著許多神經病學與精神病治療方面的新辭彙、混亂的觀點、無聊的空話和含混可疑的推測。
艾淪·里德寫了兩篇論述「語義學」一詞的歷史和各種不同涵義的學術論文。其中提到，伯爵在《科學與神志健全》一書的原稿中並未使用這個詞。但是，在該書出版前，有幾位波蘭哲學家採用了這個詞，科爾茲布斯基遂從他們那裡偷來了。
絕大多數使用「語義學」一詞的當代哲學家，把這個詞僅用於研究辭彙和其它符號的意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伯爵把這個詞用得非常廣泛，以致它變得幾乎毫無意義了。正如黑德指出，科爾茲布斯基把植物的向性，比如向上生長而不朝下生長，看作為一種「語義上的反作用」。他在《科學與神志健全》一書中討論一個嬰兒為了得到第二次餵奶而嘔吐問題時寫道，「嘔吐成了她支配『現實』的語義上的方法。」伯爵的現代追隨者往往把「語義」和「估價」等同起來，對「普通語義學」下的定義是「對人類估價過程的研究和改進」。
科爾茲布斯基不厭其煩地要推翻「亞里士多德學派」的思想習慣，儘管事實上他所謂的亞里士多德學派，只不過是一種毫無價值的結構，跟那位希臘哲學家的思想方法毫不相干。實際上，這位伯爵對亞里士多德是相當尊敬的（他把自己的書題獻給許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亞里士多德）。但是他認為這位哲學家的推理被用詞習慣嚴重地歪曲了。這種用詞習慣與印歐語結構，特別是與帶有強語調「是」的主一謂形式有密切的關係。 伯爵說，「『是』，是毫無意義的」。他顯然沒有認識到，象他不斷使用的「異種同質」這類概念，如不採取數學結構的特徵，是無法定義的。
伯爵猛烈抨擊的另一個「亞里士多德學派」的習慣，是根據「雙值邏輯」來思考問題，這種邏輯的陳述必然是非真即假。誰也不會否認，許多推理錯誤是由於在不能應用「非此即彼」的邏輯的情況下搬用這一邏輯，這是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許多邏輯學家早就認識到的。但是伯爵的許多追隨者卻沒有認識到，有一種情況，雙值取向是無法避兔的。在一切已經發明出來的「多值邏輯」中，推論的方式仍然是非「正確」即「錯誤」。舉一個簡單的例於，我們不妨假定一個人有一支自動鉛筆，這種鉛筆只有紅、藍、綠3種顏色。如果有人對我們說他的鉛筆既不是藍色的也不是綠色的，那麼我們的結論是紅色的。這是三值 體系中的一種「正確」的推論。如果推論鉛筆是藍色的便是「錯誤」的，因為這和前提之一相抵觸。還沒有人成功地創造出一種邏輯，可以省卻非此即彼的雙值取向，當然也可以給兩分法以其他的名稱。沒有理由對此感到不快，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會看出，普通語義學對雙值邏輯的大量抨擊，只不過是對無害的風車作戰而已。
許多學派的哲學家反對拙劣的語言學的思維習慣的鬥爭，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但是人們發現《科學與神志健全》一書對這一事實幾乎隻字不提。比如，該書矢口不提約翰·杜威（只是在以後幾版的書目中提到），而近代哲學家對伯爵所謂的「對亞里士多德學派」的鬥爭，幾乎沒有人比他更為堅決或鬥爭的時間更長的了。事實上，除伯特蘭·羅素以外，該書幾乎對每一位當代重要的哲學家都偷偷地誹謗一番。
科爾茲布斯基強烈的自高自大，凡是認識他或讀過他的著作的人都很清楚。他自認是在世的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科學與神志健全》一書是不朽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頭兩部是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和培根的《新工具》。他象哈泊德一樣，相信他的治療方法幾乎能治任一種類型的神經機能病症，並且能把絕大多數人的智力提高到象他那樣的天才水平。他認為所有的行業，從法律到牙科學，都應該以一種普通語義學為基礎，因而只有傳播他的思想，才能拯救世界於毀滅。在《科學與神志健全》第二版的前言中「他呼籲讀者們敦促各自的政府把普通語義學的諸原則付諸實施，並在書中表示了他的這一信念：他的學會終將成為國際聯盟的一部分。
伯爵的「普通語義學研究所」設在芝加哥大學附近，創辦於1938年，經費由芝加哥的一個富有的浴室設備製造商科尼利厄斯·克蘭提供。研究所的門牌號原為1232，後改為1234，以便和「東56街」連寫成為連續的6位數。 伯爵總是模仿電視節目那樣的聲調指導他的學生。在講課的過程中，他老是在引人注目的時刻突然停下來，他的學生們就齊聲高喊：「不是！」或「是！」他非常喜歡扮演這種演說家和受人狂熱崇拜的領袖的角色。在許多方面，普通語義學的傳播正象伯爵在《科學與神志健全》第800頁上所說的「類似偏執狂的語義流行病」。他的追隨者們就在這位領袖的魅力下患上了這種流行病。
按照這位伯爵的說法，當人們腦子裡反映現實的圖景，與真實世界稍不一致時，他們就是「神志不健全者」。如果內心世界歪斜得厲害，他們就成為「精神錯亂者」。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亞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歪曲了現實。比如，它設想一件物體或者是椅子，或者不是椅子，而明明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偏偏把一種東西叫做椅子，它叫不叫椅子，這取決於人們對「椅子」所下的定義。但是要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不可能的。「椅子」不過是我們起的一個名子，用它來叫一批多少相象的東西，但是它們依連續統向四面八方擴展而成為不叫做椅子的別的東西。正如H.G. 威爾斯在《最初的和最後的東西》一篇論形而上學的文章中所說：
……想想那些扶手椅，閱讀坐的椅子，餐廳里的椅子和廚房裡的椅子，變為長凳的椅子，那些已經超出椅子的界限成為長靠椅的椅子，牙科椅子，帝王寶座，歌劇院的長排座椅，各式各樣的座椅，那些擺在工藝美術展覽會地板上礙事的、怪模怪樣的黴菌狀的東西，你就會發現這個簡單易懂的詞，實際上代表一堆怎樣模糊的東西。如果和一個精明的細木工打交道，我保證你就沒有辦法給椅子或椅子一類的東西下個定義。
非亞里士多德派的看法，實質上是承認上述的基本事實。根本就沒有象純「椅子」這樣的東西。只有1號椅子、2等椅子和3號椅子，等等。這種用數字編號的作法，科爾茲布斯基稱之為「編製索引」。同一把椅子，總是在不斷地變化著。由於經受日晒，風吹雨打，被人使用，等等，這一瞬間的椅子到下一瞬間已不是同樣的椅子了。我們把這種情況稱作「標註日期」。我們說的是1952年的椅子，1953年的椅子，等等。伯爵相信，對於神志不健全的人，和許多精神錯亂的人，可以教他們用這些方法和類似的非亞里士多德派的方法思考問題，以幫助他們恢複神志正常。例如，一個神經病患者可能憎恨所有的母親。原因可能是由於童年時代的某種情況使他憎恨自己的母親。由於沒有擺脫亞里十多德的習慣，他以為所有的母親都是一樣的，因為她們都是被人叫作母親的。但是這個詞，正如科爾茲布斯基反覆說過的那樣，並不是那個意思。當一個人學會為母親編製索引，就是說，稱她們為1號母親、
2號母親、3號母親時，他才會看出別的母親和他自己的母親並不一樣。另外，即使自己的母親，也不是他童年時的那個母親了。而是1910年的母親、1911年的母親、1912年的母親，等等。懂得了這一切，那個神經病患者對母親們的憎恨情緒就會大大減弱。
當然，非亞里士多德派的取向，不僅限於編製索引和標註日期。例如，為了理解抽象的程度，伯爵發明了一種教具．叫做「結構差異器」。這是一組上面打了孔的小盤子，用繩於和木釘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把孔連繫在一起。《時代》雜誌把它叫做「語義學念珠」。
顯然，為了教授良好思維習慣而設置的各種普通語義學設備，本身沒有什麼「神志不健全」之處。在精神病學方面，這些設備對於各種學派的醫生在和病人交談或給予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