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科學史上，還沒有哪一位狂想家能象蘇聯育種和遺傳學頭號權威特羅菲姆·傑尼索維奇·李森科獲得那麼高的名聲、那麼多的吹捧和那麼大的權力。克里姆林宮不僅把他的觀點奉為教條，而且把他在蘇聯的反對者，一個一個地從他們的工作崗位上清除了。有些人死在集中營里，有些人失蹤了。有少數幾個人仍在工作，但卻轉入生物學的其他領域。
這種愚蠢行為，這種有計畫毀滅一門科學的行為，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儘管這種做法毫無道理可說，但如果我們對有關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和李森科奇蹟般發跡之前的一些重要事情做一番了解，那麼就會更加明白了。
故事要從十八世紀的法國科學家讓·拉馬克談起。拉馬克被稱為「進化論之父」是當之無愧的。雖然他的著作是在達爾文的著作之前半個世紀發表的，缺少足夠的事實來說服他的同行，但他有一個偉大的觀點，即植物和動物是經過漫長的地質年代緩慢進化而成的。拉馬克認為，進化的過程是通過特性的遺傳，而這些特性是物體在適應環境中形成的。
對這種「獲得性狀的遺傳」，經典的解釋是拉馬克關於長頸鹿的脖子如何變長的說明。長頸鹿生活在只能靠吃樹葉生存的地區，而樹葉卻高高地長在樹上。它們伸長了脖子去夠樹葉。這種伸脖於的動作，和這種動作的慾望，以某種方式傳那麼一隻雄性長頸鹿脖子伸長的特性，應以某種方式傳給這隻長頸鹿的精子。而這種關係是不存在的。事實上，許多已經有了很大變化的機體，就象指甲一樣，只不過是從身體中分泌出來的死物質，蝴蝶的翅膀就是一例。用這種無生命的組織去影響這種昆蟲的基因，這無論如何是不能想像的。
人們已作了很多試驗來檢驗拉馬克的理論。所有試驗的結果都否定了這一理論。相反，在各種雜誌上報道的、經過全世界遺傳學家嚴格檢驗過的數以萬計的試驗，已排除了許多合理的疑問，證明基因變異理論的正確性。對帶有基因的染色體進行了極為深入的研究。近年來，電子顯微鏡已經能夠觀察到可能是基因本身的東西。
儘管自然選擇的證據迅速增加，但拉馬克仍不乏忠實的信徒。在達爾文時期，英國諷刺作家塞繆爾·巴特勒寫了6本書來捍衛拉馬克，並激烈攻擊達爾文。後來，喬治·蕭伯納又操起了巴特勒的大棒。在法國，拉馬克的主張比在英國或德國存在時間都長，哲學家亨利·柏格森發現拉馬克的理論正適合他的「創造進化論」的概念。他和蕭伯納都是「活力論者」，他們認為促使進化的是一種創造的「生命力」，表現為生物體進行不懈鬥爭來改善自己。在美國，本世紀初出現了一大批新拉馬克主義者，其中最傑出的是心理學家威廉·麥獨孤。
所有這些人都是唯心主義者。他們反對達爾文是因為他們感到，按照他的理論，自由意志和個人努力就沒有起作用的可能了。自然選擇似乎是一種盲目的、無目的的鬥爭，在鬥爭中取得的進步，幾乎象是在事後才偶然想到的。正統的基督教徒反對進化論，因為在他們看來，進化論比《創世紀》中的故事來，是一種枯燥無味、空兜圈子、浪費精力的作法。同樣，新拉馬克主義者認為，自然選擇說比起獲得性狀遺傳說來，也是一種枯燥無味、空兜圈子、浪費精力的作法。一個動物所作的任何微小的努力都會遺傳給他的後代，這種想法確實對人們有著強烈的感染力。它認為每個個人都能直接參与進化過程。兔子越是努力地跑，它的子孫就能跑得更快。人越是使用腦子，他的孩子的腦子就越好使。
拉馬克主義很容易便與唯心主義結合起來，認為全部創造活動都是以不斷向上的奮鬥來完成上帝的宏偉計畫。同樣，它也很容易與一種強調建設理想世界的政治學說結合起來。拉馬克主義在這方面有一位最有辯才的辯護士，那就是維也納的生物學家，社會主義者保羅·卡麥雷。他的《獲得性之遺傳》一書，在1924年譯成了英文。我們可以摘錄其中一段。它生動地表達了拉馬克主義對具有社會覺悟的人的強烈的吸引力。
卡麥雷寫道：「如果象大多數當代博物學家所堅決主張的那樣，獲得性狀不能遺傳，那麼，真正的生物進化就成為不可能的了。人們徒勞無益地活著，白白受苦。無論他在生命過程中獲得了什麼，也會和他一起死亡。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從頭開始。……如果獲得性狀可以偶然遺傳的話，那麼事情就明白了，我們並非毫無例外地都是受過去束縛的奴隸——徒勞地去掙脫枷鎖的奴隸——而會成為掌握我們未來的主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能在一定程度上甩掉自己身上的沉重負擔，登上越來越向高級發展的階梯。教育和文明、衛生和社會活動所取得的成就，就不單造福於個人，因為每一個行動，每一句話，以至每一種思想，都會給下一代打上烙印。」
「卡麥雷負責進行了一系列轟動一時的實驗室試驗，似乎證實了拉馬克的觀點。憑藉這些試驗的結果，他在1925年被莫斯科大學聘為教授。當時，蘇聯園藝學家米丘林的拉馬克主義觀點正在盛行。然而，卡麥雷在蘇就職不久，人們便發現他的一些動物標本是精心偽造的。卡麥雷否認這一切，並將此事歸咎於他的一個助手。誰也不相信他。他立下遺囑，把自己的寶貴藏書贈給莫斯科大學；把自己的屍體贈給維也納的一所解剖學校，然後用左輪手槍自殺了。他是最後一個拉馬克主義者。他的著作和實驗，至少有一段時間是享有權威之名的。
雖然拉馬克主義在全世界日益喪失威信，它卻在蘇聯開始盛行。有一部讚揚卡麥雷的俄國影片，其中把偽造標本的事歸咎於反動的資產階級敵人。儘管如此，許多俄國生物學家繼續卓有成效地探索孟德爾的基因變異說（這樣稱呼是因為奧地利神父孟德爾首創此說），直到三十年代末期，孟德爾主義才被蘇聯共產黨貼上「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標籤。從此，事態便急轉直下了。
諾貝爾獎金獲得者H.J.穆勒，作為高級遺傳學家，曾在莫斯科遺傳學研究所工作過四年（1933～1937年）。他在1948年12月4日和11日在《星期六文學評論》上發表了兩篇論李森科主義的權威性文章。下面摘錄的一段話，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發生的情況。
穆勒寫道：「1933年前後，遺傳學家切特維里科夫、費里和埃弗羅伊姆森分別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列維茨基則被關進了歐洲北極地區的一個勞動營。……1936年，據傳共產黨員遺傳學家阿戈爾被加上遺傳學中「孟什維克唯心主義」的罪名，接著便被處死了。……著名的遺傳學家，如卡爾皮欽科、柯爾左夫、謝列布羅夫斯基和列維茨基等人的真正死因，則無從得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從1936年起蘇聯各級遺傳學家都生活在恐怖之中。那些沒有被監禁、流放或處決的人，多數被強迫去於別的專業。被留在實驗室的人，絕大多數不得不改變研究方向，以便表明他們正努力證明官方批准的反科學觀點的正確性。在戰爭臨近結束前的混亂時期，一些人逃往西方。不過，雖然如此，仍然有少數幾個人繼續從事工作，以便做做樣子，證明蘇聯還有一些遺傳學家在工作。」
穆勒評論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清洗的遺傳學家絕大多數在政治上是完全忠誠可靠的。許多人甚至是蘇聯制度和領導的熱情維護者。這是筆者通過與這些人親身接觸而了解的。』
1936年，堪稱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之一的醫學——遺傳學研究所受到《真理報》的攻擊，隨後便關閉了。研究所的創建者所羅門·列維特公開承認他犯了孟德爾主義的錯誤，以後便無聲無息了。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和受到尊敬的俄國最卓越的遺傳學家H.и. 瓦維洛夫所擔任的許多職務均被撤掉，並被指控為英國間諜。他於1942年死在西伯利亞的一個勞動營中，直到幾年以後，國外的生物學家才得知他的情況。穆勒寫道：「一個人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而這個人……毫無疑問為蘇聯農業中遺傳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世界上誰也沒有象他那樣為一個國家作出那麼大的貢獻。」
在俄國舉行了若干次會議，大概是討論爭辯中涉及的問題。在這些會議上，為米丘林（拉馬克主義者）觀點辯護的頭號人物是特羅菲姆·李森科。此人以前是農民，曾任植物育種員，在黨的扶持下步步高升。1948年的會議，標誌著李森科的決定性勝利。在1948年的會議上，他作了12000字的激烈演說。為孟德爾思想辯護的人受到了野蠻的攻擊，說他們是反動的、墮落的，跪倒在西方資本主義面前，是蘇聯人民的敵人。在會議閉幕時，李森科順便提到他的講話已得到蘇共中央的批准。
李森科的講話經過批准，自然意味著米丘林主義獲得了徹底的勝利，使它成為黨在生物學方面的路線。從此，要提反對它的證據，甚至暗地裡同情孟德爾的觀點都是不可能的事廣。少數幾個斗膽反對過李森科觀點的科學家，一個一個寫了公開信，作出沉痛的檢討，讚揚黨的英明指導並保證改正自己的錯誤。穆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