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在中國詩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屈原在《離騷》里曾說：「椒專佞以慢幍兮，樧又欲充夫佩幃。」顯然認為樧是不配盛於香囊佩於君子之身的一種惡草。樧，就是茱萸。千年之後，到了唐人的筆下，茱萸的形象已經大變。王維的「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都是吟詠重陽的名句。屈原厭憎的惡草，變成了唐人親近的美飾，其間的過程，是值得追究一下的。
重九，是中國民俗里很富有詩意的一個節日，諸如登高，落帽，菊花，茱萸等等，都是慣於入詩的形象。登高的傳統，一般都認為是本於《續齊諧記》所載的這麼一段：「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重九的吟詩傳統，大概是晉宋之間形成的。二謝戲馬台登高賦詩，孟嘉落帽，陶潛詠菊，都是那時傳下來的雅事。唯獨茱萸一事似乎是例外。《續齊諧記》的作者是梁朝人吳均，而桓景和費長房相傳是東漢時人。根據《續齊諧記》的說法，登高，飲菊花酒，帶茱萸囊，這些習俗到梁時已頗盛行，但其起源則在東漢。可是《西京雜記》中賈佩蘭一段，卻說漢高祖宮人「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此說假如可信，則重九的習俗更應從東漢上推以至於漢初了。但無論我們相信《西京雜記》或是《續齊諧記》，最初佩戴茱萸的，似乎只是女人。不但如此，南北朝的詩中，也絕少出現詠茱萸之作。
到了唐朝，情形便改觀了。茱萸不但成為男人的美飾，更為詩人所樂道。當時的女人仍佩此花，但似乎漸以酒姬為主，稱為茱萸女，張諤詩中便曾見詠。王維所謂「遍插茱萸」，說明男子佩花之盛。杜甫所謂「醉把茱萸」，可能是指茱萸酒。重九二花，菊與茱萸，菊花當然更出風頭，因為它和陶淵明緣結不解，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後，卻沒有詩人特別來捧場。雖然如此，茱萸在唐詩裡面仍然是很受注意的重陽景物。《杜甫全集》里，詠重九的十四首詩中便三次提到茱萸。李白的詩句：
九日茱萸熟，
插鬢傷早白。
說明此樹的紅實熟於重九，可以插在鬢邊。佩戴茱萸的方式，可謂不一而足，或如趙彥伯所謂「簪掛丹萸蕊」，或如陸景初所謂「萸房插縉紳」。至於李嶠的「萸房陳寶席」和杜甫的「綴席茱萸好」，則是陳花於席，而李乂的「捧篋萸香遍」該是分傳花房或赤果。儲光羲的「九日茱萸饗六軍」，恐怕是指茱萸酒，而不是指花。
我想佩綴茱萸之風大盛於唐，大概是宮廷倡導所致。當時每逢重陽佳節，皇帝常常率領一班文臣登高賦詩，同時把一枝枝的茱萸分贈群臣作佩飾，算是辟邪消災，應付桓景的故事。翻開《全唐詩》，多的是《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或者《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一類的詩題。這一類的詩，無非「菊彩揚堯日，萸香繞舜風」，「寵極萸房遍，恩深菊酎餘」的頌詞，絕少文學價值。一般說來，應制詩常提到此花，反之則少提及，可見宮廷行重九之令，一定備有此花。杜甫五律《九日》末二句「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指的正是這件事。到了陸遊的詩句「但憶社醅挼菊蕊，敢希朝士賜萸枝」，恐怕只是偷杜甫之句，不是寫實了。
只要看唐代「茱萸賜朝士」之盛，便可以想見漢代宮人佩花之說或非虛構。漢高祖時不可能流行桓景的故事，而《西京雜記》中所言重九種種也並無登高之說。原來茱萸辟邪除害，並非純由傳說，乃有醫學根據。我們統稱為「茱萸」的植物，其實更分為三類：山茱萸屬山茱萸科，吳茱萸和食茱萸則屬芸香科，功能殺蟲消毒，逐寒去風。李時珍《本草綱目》里說，井邊種植此樹，葉落井中，人飲其水，得免瘟疫。至於說什麼「懸其子於屋，辟鬼魅」，自然是迷信，大概是取其味辛性烈之意，正如西洋人迷信大蒜可以逐魔吧。郭震所謂「辟惡茱萸囊，延年菊花酒」，正是此意。除此之外，吳茱萸還可以「起陽健脾」，山茱萸更能「補腎氣，興陽道，堅陰莖，添精髓，安五臟，通九竅」。不知這些功用和此物大盛於唐有沒有關係？據說茱萸之為物，不但花、莖、葉、實均可入葯，還可制酒。白居易所謂「淺酌茱萸杯」，恐怕正是這種補酒。
食茱萸的別名，有欓、藙、越椒等多種。古人以椒、欓、姜為「三香」，到了明朝，欓已罕用，現代人則只用椒與姜，不知茱萸為何物了。但在《禮記》里，三牲即已用茱萸來調味去腥。《吳越春秋》更說：「越以甘蜜丸欓報吳贈封之禮」，可見早在屈原之前，茱萸已成國之間相贈的禮品了。然則眾人之所貴，何以獨獨見鄙於屈原呢？可能茱萸味特辛辣，「蜇口慘腹」，不合屈原口味，甚至引起過敏之症，也未可知。曹植詩句：「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也許正說中了此意。
一九七六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