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類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書獃子。很少有朋友約我去戶外戀愛春天。大半的時間，我總是與書為伍。大半的時間，總是把自己關在六疊之上，四壁之中，製造氮氣，做白日夢。我的書齋，既不像華波爾（Horace ole）中世紀的哥特式城堡那麼豪華，也不像格力拔街（Grub Street）的閣樓那麼寒酸。我的藏書不多，也沒有統計，大約在二千冊左右。「書到用時方恨少」，花了那麼多錢買書，要查點什麼仍然不夠應付。有用的時候，往往發現某本書給朋友借去了沒還來。沒用的時候，它們簡直滿坑，滿谷；書架上排列得整整齊齊之外，案頭，椅子上，唱機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處都是。由於為雜誌寫稿，也編過刊物，我的書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還有許多來來往往的流動戶口，例如《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藍星》、《作品》、《文壇》、《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數以百計的《文星》。
「腹有詩書氣自華」。奈何那些詩書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牆隅，甚至書桌腳下。我的書齋經常在鬧書災，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顧而絕望。下女每逢擦地板，總把架後或床底的書一股腦兒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至幾度提議，用秦始皇的方法來解決。有一次，在颱風期間，中和鄉大鬧水災，夏菁家裡數千份《藍星》隨波逐流，待風息水退，乃發現地板上，廚房裡，廁所中，狗屋頂，甚至院中的樹上，或正或反，舉目皆是《藍星》。如果廈門街也有這麼一次水災，則在我家，水災過後，必有更嚴重的書災。
你會說，既然怕鉛字為禍，為什麼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來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覆是不可能。凡有幾本書的人，大概都會了解，理書是多麼麻煩，同時也是多麼消耗時間的一件事。對於一個書獃子，理書是帶一點回憶的哀愁的。喏，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一九五二年四月購於台北」（那時你還沒有大學畢業哪）。那本書的封底里頁，記著一個女友可愛的通信地址（現在不必記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嘆，可嘆！這是幸福，還是迷惘）。有一本書上寫著：「贈余光中，一九五九年於愛荷華城」（作者已經死了，他巍峨的背景已步入文學史。將來，我的女兒們在文學史里讀到他時，有什麼感覺呢）。另一本書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個小鎮上窮泡，好久不寫詩了。翻開這本紅面燙金古色古香的詩集，不料一張葉脈畢呈枯脆欲斷的橡樹葉子，翩翩地飄落在地上。這是哪一個秋天的幽靈呢？那麼多書，那麼多束信，那麼多疊的手稿！我來過，我愛過，我失去——該是每塊墓碑上都適用的墓志銘。而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舊書時必有的感想。誰能把自己的回憶整理清楚呢？
何況一面理書，一面還要看書。書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書。誰要能把自己的藏書讀完，一定成為大學者。有的人看書必借，借書必不還。有的人看書必買，買了必不看完。我屬於後者。我的不少朋友屬於前者。這種分類法當然純粹是主觀的。有一度，發現自己的一些好書，甚至是絕版的好書，被朋友們久借不還，甚至於久催不理，我憤怒地考慮寫一篇文章，聲討這批雅賊，不，「雅盜」，因為他們的罪行是公開的。不久我就打消這念頭了，因為發現自己也未能盡免「雅盜」的作風。架上正擺著的，就有幾本向朋友久借未還的書——有一本論詩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經半年多沒還了，他也沒來催。當然這麼短的「僑居」還不到「歸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國文學的傳統》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處借來，後來他料我毫無還意，絕望了，索性聲明是送給我，而且附贈了上卷。在十幾冊因久借而「歸化」了的書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財產。它們的「僑齡」都已逾十一年。據說系圖書館的管理員仍是當年那位女士，嚇得我十年來不敢跨進她的轄區。借錢不還，是不道德的事。書也是錢買的，但在「文藝無國界」的心理下，似乎借書不還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還的以外，還有不少書——簡直有三四十冊——是欠賬買來的。它們都是向某家書店「買」來的，「買」是買來了，但幾年來一直未曾付賬。當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書店為我銷售了百多本的《萬聖節》和《鐘乳石》，也始終未曾結算。不過我必須立刻聲明，到目前為止，那家書店欠我的遠少於我欠書店的。我想我沒有記錯，或者可以說，沒有估計錯，否則我不會一直任其發展而保持緘默。大概書店老闆也以為他欠我較多，而容忍了這麼久。
除了上述兩種來歷不太光榮的書外，一部分的藏書是作家朋友的贈書。其中絕大多數是中文的新詩集，其次是小說、散文、批評和翻譯，自然也有少數英文，乃至法文、韓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這些贈書當然是來歷光明的，因為扉頁上都有原作者或譯者的親筆題字，更加可貴。可是，坦白地說，這一類的書，我也很少全部詳細拜讀完的。我敢說，沒有一位作家會把別的作家的贈書一一覽盡。英國作家貝洛克（Hilaire Belloc）有兩行諧詩：
When I am dead, 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t, 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強譯成中文，就成為：
當我死時，我希望人們會說：
「他的罪深紅，但他的書都讀過。」
此地的read是雙關的，它既是「讀」的過去分詞，又和「紅」（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譯得傳神。貝洛克的意思，無論一個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藏書盡皆認真讀過，也就算難能可貴了。一個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無法遍讀他人的贈書，由此可以想見。每個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種贈書（包括刊物），我必須坦白承認，我既無時間逐一拜讀，也無全部拜讀的慾望。事實上，太多的大著，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麼庸俗可笑的書名，你就沒有胃口開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兩種作家——好的和壞的。除了一些奇蹟式的例外，壞的作家從來不會變成好的作家。我寫上面這段話，也許會莫須有地得罪不少贈書的作家朋友。不過我可以立刻反問他們：「不要動怒。你們可以反省一下，曾經讀完，甚至部分讀過我的贈書沒有？」我想，他們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難懂」的現代詩，那些「嚼飯喂人」的譯詩，誰能夠強人拜讀呢？十九世紀牛津大學教授達巨生（C. L. Dodgson,筆名Lewis Carroll）曾將他著的童話小說《愛麗絲漫遊奇境記》（Ali Wonderland），呈獻一冊給維多利亞女皇。女皇很喜歡那本書，要達巨生教授將他以後的作品見贈。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數學論文。我想女皇該不會讀完第一頁的。
第三類的書該是自己的作品了。它們包括四本詩集，三本譯詩集，一本翻譯小說，一本翻譯傳記。這些書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冊，有的僅餘十數本，有的甚至已經絕版。到現在我仍清晰地記得，印第一本書時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經興奮得終宵失眠，幻想著第二天那本小書該如何震撼整個文壇，如何再版三版，像拜倫那樣傳奇式地成名。為那本書寫書評的梁實秋先生，並不那麼樂觀。他預計「頂多銷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結果我印了一千冊，在半年之內銷了三百四十多冊。不久我因參加第一屆大專畢業生的預官受訓，未再繼續委託書店銷售。現在早給周夢蝶先生銷光了。目前我業已發表而迄今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種詩集，一本《現代詩選譯》，一本《蔡斯德菲爾家書》，一本畫家保羅·克利的評傳和兩種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當然，買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歲時，希望自己已是擁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譯）的作家，其中至少應有二十種詩集。對九繆斯許的這個願，恐怕是太大了一點。然而照目前寫作的「產量」看來，打個六折，有三十本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最後一類藏書，遠超過上述三類的總和。它們是我付現錢買來，集少成多的中英文書籍。慚愧得很，中文書和英文書的比例，十多年來，愈來愈懸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數的書獃子，既讀書，亦玩書。讀書是讀書的內容，玩書則是玩書的外表。書確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華麗的書，其物質的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存在。我所以買了那麼多的英文書，尤其是繽紛絢爛的袖珍版叢書，對那些七色鮮明設計瀟洒的封面一見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鵝叢書」的典雅，「現代叢書」的端莊，「袖珍叢書」的活潑，「人人叢書」的古拙，「花園城叢書」的豪華，瑞士「史基拉藝術叢書」的堂皇富麗，盡善盡美……這些都是使蠹魚們神遊書齋的樂事。資深的書獃子通常有一種不可救藥的毛病：他們愛坐在書桌前，並不一定要讀哪一本書，或研究哪一個問題，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