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為梁任公先生為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演講所作，原分上下篇。李競芳曰：「梁先生在寧講學數月，每次講稿，均先期手自編定。此次因離寧在即，應接少暇，故本講稿僅成其上篇，下篇則由競芳筆記，僅為附識。」云云。
諸君！我對於貴會，本來預定演講的題目是「古書之真偽及其年代」。中間因為有病，不能履行原約。現在我快要離開南京了，那個題目不是一回可以講完，而且範圍亦太窄，現在改講本題，或者較為提綱挈領於諸君有益罷。
我以為研究國學有兩條應走的大路：
一、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這部分事業最浩博、最繁難又且最有趣的，便是歷史。我們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們一家裡弟兄姊妹們便佔了全人類四分之一；我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地做他們的工作；我們替人類積下一大份遺產，從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裡一直傳到今日沒有失掉。我們許多文化產品，都用我們極優美的文字記錄下來，雖然記錄方法不很整齊，雖然所記錄的隨時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現存的正史、別史、雜史、編年、紀事本末、法典、政書、方誌、譜牒，以至各種筆記、金石刻文等類而論，十層大樓的圖書館也容不下。拿歷史家眼光看來，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又不獨史部書而已，一切古書，有許多人見為無用者，拿他當歷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贊成；但從歷史家的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說，則何只六經皆史？也可以諸子皆史，詩文集皆史，小說皆史，因為裡頭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和史部書同一價值。我們家裡頭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個豐富礦穴，從前僅用土法開採，采不出什麼來；現在我們懂得西法了，從外國運來許多開礦機器了。這種機器是什麼？是科學方法，我們只要把這種方法運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煩，自然會將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出來，不獨對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類恢複許多公共產業。
這種方法之應用，我在去年所著的《歷史研究法》和前兩個月在本校所講的《歷史統計學》裡頭已經說過大概。雖然還有許多不盡之處，但我敢說這條路是不錯的，諸君倘肯循著路深究下去，自然也會發出許多支路，不必我細說了。但我們要知道：這個礦太大了，非分段開採不能成功，非一直開到深處不能得著寶貝。我們一個人一生的精力，能夠徹底開通三幾處礦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業，因此我們感覺著有發起一個合作運動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個共同目的共同計畫之下，各人從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時的學問根底，各人分擔三兩門做「窄而深」的研究，拼著一二十年工夫下去，這個礦或者開得有點眉目了。
此外，和史學範圍相出入或者性質相類似的文獻學還有許多，都是要用科學方法研究去。例如：
（1）文字學 我們的單音文字，每一個字都含有許多學問意味在裡頭，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說文解字」，可以當作一部民族思想變遷史或社會心理進化史讀。
（2）社會狀態學 我國幅員廣漠，種族複雜，數千年前之初民的社會組織，與現代號稱最進步的組織，同時並存。試到各省區的窮鄉僻壤，更進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裡頭蠻夷傳所記的風俗來參證，我們可以看見現代社會學者許多想像的事項，或者證實，或者要加修正。總而言之，幾千年間一部豎的進化史，在一塊橫的地平上可以同時看出，除了我們中國以外恐怕沒有第二個國了。我們若從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3）古典考釋學 我們因為文化太古，書籍太多，所以真偽雜陳，很費別擇，或者文義艱深，難以索解，我們治國學的人，為節省後人精力而且令學問容易普及起見，應該負一種責任，將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審定一番，解釋一番。這種工作，前清一代的學者已經做得不少。我們一面憑藉他們的基礎，容易進行；一面我們因外國學問的觸發，可以有許多補他們所不及。所以從這方面研究，又是極有趣味的事。
（4）藝術鑒評學 我們有極優美的文學美術作品，我們應該認識他的價值，而且將賞鑒的方法傳授給多數人，令國民成為「美化」。這種工作，又要另外一幫人去做，我們裡頭有性情近於這一路的，便應該以此自任。
以上幾件，都是舉其最重要者。其實文獻學所包含的範圍還有許多，就是以上所講的幾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無數的細目。我們做這類文獻學問，要懸三個標準以求到達：
第一求真 凡研究一種客觀的事實，須先要知道他「的確是如此」，才能判斷他「為什麼如此」。文獻部分的學問，多屬過去陳跡，以訛傳訛失其真相者甚多。我們總要用很謹嚴的態度，仔細別擇，把許多偽書和偽事剔去，把前人的誤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來。這種工作，前清「乾嘉諸老」也曾努力過一番；有名的清學正統派之考證學便是。但依我看來，還早得很哩。他們的工作，算是經學方面做得最多，史學、子學方面便差得遠，佛學方面卻完全沒有動手哩。況且我們現在做這種工作，眼光又和先輩不同，所憑藉的資料也比先輩們為多。我們應該開出一派「新考證學」，這片大殖民地，很夠我們受用咧。
第二求博 我們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單文孤證便下武斷，所以要將同類或有關係的事情網羅起來貫串比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學的人，採集各種標本，愈多愈妙。我們可以用統計的精神，作大量觀察。我們可以先立出若於種「假定」，然後不斷的搜羅資料，來測驗這「假定」是否正確。若能善用這些法門，真如韓昌黎說的，「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許多前人認為無用的資料，我們都可以把他廢物利用了。
但求博也有兩個條件，荀子說：「好一則博」；又說：「以淺持博。」我們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擇一兩件專門之業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從極狹的範圍內生出極博來。否則，便連一件也博不成。這便是「好一則博」的道理。又，滿屋散錢，穿不起來，雖多也是無用。資料越發豐富，則駕馭資料越發繁難。總須先求得個「一以貫之」的線索，才不至「博而寡要」。這便是「以淺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 「好一」固然是求學的主要法門，但容易發生一種毛病，這毛病我替他起個名，叫做「顯微鏡生活」。鏡裡頭的事物看得纖悉周備，鏡以外卻完全不見，這樣子做學問，也常常會判斷錯誤。所以我們雖然專門一種學問，卻切不要忘卻別門學問和這門學問的關係；在本門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關係，這些關係有許多在表面上看不出來的，我們要用銳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關係，才可以成通學。以上上篇
以上關於文獻學，算是講完，兩條路已言其一。此外則為德性學。此學應用內省及躬行的方法來研究，與文獻學之應以客觀的科學方法研究者絕不同。這可說是國學裡最重要的一部份，人人應當領會的。必走通了這一條路，乃能走上那一條路。
近來國人對於知識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國故的名詞，我們也聽得純熟。誠然整理國故，我們是認為急務；不過若是謂除整理國故外，遂別無學問，那卻不然。我們的祖宗遺予我們的文獻寶藏，誠然足以傲世界各國而無愧色，但是我們最特出之點，仍不在此。其學為何？即人生哲學是。
歐洲哲學上的波瀾，就哲學史家的眼光看來，不過是主智主義與反主智主義兩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來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過歐人對主智，特別注重；而於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貼近人生。蓋歐人講學，始終未以人生為出發點；至於中國古哲就不然，無論何時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歸納於人生這一途，而於西方哲人精神萃集處之宇宙原理、物質公例等等，倒都不視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純以人生為出發點，所以以「人之所以道」為第一位，而於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諸第二位。而歐西則自希臘以來，即研究他們所謂的形上學。一天到晚，只在那裡高談宇宙原理，憑空冥索，終少歸宿到人生這一點。蘇格拉底號稱西方的孔子，很想從人生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圖，更不曉得循著這條路去發揮，至全棄其師傳，而復研究其所謂天之道。亞里斯多德出，於是又反趨於科學。後人有謂道源於亞里斯多德的話，其實他也不過僅於科學方面，有所創發，離人生畢竟還遠得很。迨後斯端一派，大概可與中國的墨子相當；對於儒家，仍是望塵莫及。一到中世紀，歐洲全部，統成了宗教化。殘酷的羅馬與日耳曼人，悉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