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為古籍中最純粹可信之書，絕不發生真偽問題，故但考其年代已足。
《孟子》云：「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未述《詩》之起原而惟概指其終局，似論三百篇皆春秋前作品也。今案：各篇年代最古而有徵者為《商頌》五篇。《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後世說《詩》者或以今《商頌》為考父作，此誤讀《國語》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者，殆商代郊祀樂章，春秋時宋國沿用之，故得傳於後，猶漢、魏郊祀樂府，至今雖失其調而猶存其文也。其次則《豳風》之《七月》一篇。後世注家謂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德而作，然羌無實據。玩詩語似應為周人自豳遷岐以前之民間作品；且篇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云，所用為夏正，故亦可推定為夏時代作品（？）。果爾，則三百篇中此為最古，且現存一切文學作品中亦此為最古矣。其最晚者如《秦風》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相傳為秦襄公送晉文公之詩；如《陳風》之「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相傳為刺陳靈公昵夏姬之詩。果爾，則為春秋中葉作品。然盡人皆可有舅，不必秦襄，夏南為夏姬雖極近似，亦無以證其必然，故《詩》訖何年，實難論定。惟《魯頌·閟宮篇》：「周公之孫，庄公之子。」其為魯僖公時作品更無可疑。則《三百篇》中不乏春秋時作品，蓋可推斷。然《國風》有《邶》《鄘》《唐》《魏》，皆春秋前舊國，二《雅》有多篇可考定為周厲、宣時事，則假定全書諸篇以西周末東周初——約西紀前九百年至七百年——時人所作為中堅，其間最古之若干篇約距今三千四五百年前，最晚之若干篇約距今二千六七百年前（？），雖不中不甚遠矣。
然則何故惟彼時代獨有詩——或詩獨盛耶？其一，社會文化漸臻成熟之後，始能有優美的文藝作品出現。「周監二代，鬱郁乎文。」中國社會脫離僿野狀態，實自周始。周初猶屬啟蒙時代，故可傳之作品尚少。至東遷前後，人文益進，名作乃漸多。又，詩本為表情之具，周初社會靜謐，衝動情感之資料較少，東遷前後，亂離呻吟，不期而全社會強烈之感情被蒸發焉，此或亦多詩之一因也。其二，問者曰：若爾則春秋中葉以後詩宜更多，曷為反少？此問題復可作兩種解答。一，文體本逐時代而變遷，此類之詩，盛行已數百年，或春秋中葉以後，漸為社會所厭倦，不復有名作。二，「輶軒采詩」之制度，傳記屢言，吾儕應認為事實的存在。三百篇之輯集成書，殆由於此。此事本為周代美政之一，由王室行之。春秋以降，王室式微，斯典乃廢。雖有歌什，莫為擷纂，遂至淪逸。《孟子》所謂「王跡熄而《詩》亡」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此說若確，則今本《詩經》，實為孔子所手選，如徐孝穆之選《玉台新詠》，王介甫之選《唐百家詩》。然漢、唐學者多不信此說。孔穎達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謹案：《論語》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又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此皆孔子之言，而述詩篇數，輒舉三百，可見孔子素所誦習即止此數，而非其所自刪明矣。《左傳》記吳季札適魯觀樂，事在孔子前，而所歌之風，無出今十五國外者，益可為三百篇非定自孔子之明證。且孔子如刪詩也，則以何為標準耶？如後人所謂「貞淫」耶？鄭、衛言情之作具在，未嘗刪也。且如逸詩之見於傳記者，如《論語》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如《左傳》之「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凡此之類，何字何句悖於「禮義」，而孔子乃刪之哉！是故以吾儕所信，則孔子決無刪詩之事。今三百篇，是否曾經一度有意識的編纂，不可深考。藉曰有之，則編纂者或史官太師之屬，不能確指為誰。要之，春秋時士大夫所同諷誦者即此三百餘篇。縱有佚亡，亦不過百之一二。此則按諸故實而略可斷言者也。
然則孔子之於《詩經》未嘗有所致力耶？曰：有之。《論語》述孔子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世家》曰：「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莊子》曰：「孔子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竊意前此之詩不皆能入樂，或入樂而淪紊其譜；孔子最嗜音樂，最通音樂，故反魯之後，以樂理詔魯太師，又取三百篇之譜闕者補之，舛者訂之，故云樂正而《雅》《頌》得所，故云弦歌以求合韶、武。是故《雅》《頌》之文猶昔也。失所得所，則弦之歌之舞之而始見；孔子正樂即正《詩》也。故樂無經，以《詩》為經。「雅言詩書執禮」而無樂，樂在《詩》中，不可分也。詩樂合體，其或自孔子始也。（看魏源《詩古微》上編之三《夫子正樂論》。）
《詩經》之傳授，在漢初則有魯、齊、韓三家立於學官，而古文《毛氏傳》晚出。東漢以後，毛獨行而三家廢。今官書題此書為「毛詩」，而村學究且有呼為「毛經」者，可嘆，亦可笑也！《毛傳》真偽，久成問題。吾於他書論今古文公案者已屢及之，今不再贅；而其偽中出偽、貽誤後學最甚者，尤莫如所謂《詩序》。《詩序》今附《毛傳》以行。每篇之首，序說所以作此詩之意，或並及作詩之人。首篇《關雎》之序特長，蓋千數百言，總論全書旨趣，謂之《大序》。自余各篇，短者不及十言，較長者數十言，謂之《小序》。夫讀《詩》者恆欲知作詩之人與作詩之旨，此人情也。而《詩》三百篇一一求其人與其旨以實之，殆不可能。故孟子貴「以意逆志」，《左傳》稱「斷章取義」。申公之授魯詩，「無傳疑，疑者蓋闕不傳」。韓嬰作《韓詩外傳》，劉向作《新序》，皆實行逆志斷章之教。西漢以前之說《詩》者，類皆如此。今所謂《詩序》者，乃逐篇一一取其人與其旨鑿言之，若有所受焉，此所以為學者所共樂習，二千年奉為鴻寶以迄於茲也。
《詩序》誰所作耶？《後漢書·儒林傳》述其來歷甚明。《傳》云：「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為宏作，鐵案如山，寧復有疑辯之餘地！乃隋唐以後之傳說則大可異。或雲《序》之首句為大毛公作，次句以下為小毛公作；或雲《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隋書·經籍志》稱《序》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尤可駭者，宋程頤以《大序》為孔子所作，《小序》為當時國史所作。以《史記》《漢書》從未齒及之《詩序》，范蔚宗時「傳於世」共知出衛宏手者，乃輾轉攀引嫁名及於孔子、子夏，而千餘年共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真不可思議之怪象矣！
《詩》非必皆無作者主名，然斷不能謂篇篇皆可得作者主名。《詩》非必皆無本事，然斷不能謂篇篇皆有本事。以三百篇論，則無主名無本事者其數必遠過於有主名有本事者，又至易見也。魯、齊、韓三家書雖亡，其佚說時時見於他籍，間有述各篇之主名或年代或本事，則其義率較所謂《毛詩序》者為長。（如以《關雎》為康王時詩，以《採薇》為懿王時詩，以《騶虞》為主鳥獸之官，以《賓之初筵》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之類，蓋有所受之也。）毛詩家所謂大毛公、小毛公者是否有其人，本已屬問題。藉曰有之，然質諸劉歆、班固，亦未言二毛有作序之事，而衛宏生東漢之初，果何所受而能知申公、轅固、韓嬰所不知，或另樹一說以與為難者？故但考明《詩序》之來歷，則其書之無價值本已不待辯。若細按其內容，則捧腹噴飯之資料更不可一二數。例如《鄭風》，見有「仲」字則曰祭仲，見有「叔」字則曰共叔段，余則連篇累牘皆曰「刺忽」「刺忽」。鄭立國數百年，豈其於仲、段、忽外遂無他人？而詩人謳歌，豈其於美刺仲、段、忽外遂無他情感？鑿空武斷，可笑一至此極！其餘諸篇，大率此類也。故欲治《詩經》者，非先將《毛序》拉雜摧燒之，其蔀障不知所極矣！（看崔述《讀風偶識》卷一通論詩序、卷二通論十三國風。）
朱熹《集傳》，亦每篇述作詩之旨而頗糾正衛序，較絜凈矣，而又別有其鑿空武斷之途，故學者宜並舉而廓清之。
「四詩」之說，見於《孔子世家》。其說是否為後人附益，尚難斷定。若古有此說，則甚易解，蓋三百篇本以類從，分為四體，曰南、曰風、曰雅、曰頌。自《毛詩序》不得「南」之解，將周、召二《南》儕於《邶》《鄘》以下之諸風名為「十五國風」，於是四詩餘其三，而析小、大雅為二以足之，詩體紊矣。今分釋其名如下：
一、釋南
《詩·鼓鍾篇》「以雅以南」。「南」與「雅」對舉，雅既為詩之一體，則南亦必為詩之一體甚明。《禮記》文王世子之「胥鼓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