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舉全稱則《春秋左氏傳》。《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原注云：「左丘明，魯太史。」《左傳》著錄始此。《志》所錄劉歆《七略》文云：「仲尼……以魯……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前乎此者，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據此，則《左傳》為注釋孔子之《春秋》而作，與《春秋》同時先後成書，似甚明。
雖然，考漢代對於《左傳》傳習經過之事實，則不能無疑。蓋西漢一代經師，似未嘗以此書為與《春秋經》有何等關係。起而張之者，實自劉歆始。《漢書·劉歆傳》云：「歆校中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藏於秘府，伏而未發……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猶欲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書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據本傳所記，吾儕可以得下列各項事實：（一）《左傳》「藏於秘府」，外人罕得見，歆校中秘書乃見之。（二）「引傳文以解經」自歆始，前此無有。（三）諸博士皆謂「《左氏》為不傳《春秋》」。（四）歆以全力爭立此書於學官，至於激動公憤。
既有此類事實，吾輩對於《左傳》當然不能不引起懷疑。第一，《左傳》全書真偽問題。第二，《左傳》對於《春秋》有無關係之問題。第一問題極易解決，因書中皆記春秋時代實事，斷非後人所能全部捏造；且《史記》徵引其文甚多，司馬遷已見其書，可見非西漢末年始有。故今所當討論者，惟在第二問題。
對於此問題之解答，吾輩蓋左袒漢博士「《左氏》不傳《春秋》」之說。案《左氏》釋經之文，有不可解者四端：
一，無經之傳。例如隱五年「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隨」。經本無關於此事之文，何以有傳？夫傳以釋經，既無經可謂傳乎？
二，有經而不釋經之傳。凡傳以釋經義，非述其事也。例如隱五年「九月，初獻六羽」。《公羊傳》曰：「何以書？譏始僭諸公也。」是釋其義也。《左傳》但述羽數，此與經同述一義耳，豈似傳體？
三，釋不書於經之傳。例如隱元年「五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夫釋經而釋不書於經者，則傳書者不當釋黃帝何以無典，吳楚何以無風乎？
四，釋經而顯違經意之傳。例如隱三年書「尹氏卒」。《公羊傳》云：「譏世卿。」為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張本也。此孔子反對貴族政體之大義，書中蓋屢見。《左氏》改「尹」為「君」，謂為隱公之母，凡以避世卿之譏，袒庇王氏而已。
要之，孔子之《春秋》，孟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董生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聚散，皆在《春秋》。」蓋每條皆必有所謂「義」、所謂「指」者存焉。若如《左氏》所釋，則全書皆魯史官之舊，而孔子僅得比於一鈔胥，此何為者？故《左氏》自《左氏》，《春秋》自《春秋》，「引傳解經」實劉歆作俑耳。
然則《左氏》原書當何如？《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五帝本紀》云：「余觀《春秋》《國語》。」似司馬遷所見而據為資料者，只有一部《國語》，而《史記》各篇引今本《左傳》文甚多，引今本《國語》文甚少，因此惹起一問題：司馬遷所見《國語》是否即為今本《國語》，《史記》所引《左傳》諸文，是否包含在遷所見《國語》之中。質言之，則《左傳》《國語》是一是二之問題也。韋昭《國語解敘》云：「左丘明……復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此東漢人之說，蓋起自《左傳》盛行之後，號曰「外傳」，對《左氏》之為內傳言也。然今本《國語》則大怪。論其年代，固以春秋為中堅，與《春秋》一書時代略相函，然其中述隱元年至哀十四年二百四十年間事反極少，將極主要之部分概從闕略。再反觀今本《左傳》亦大怪。既雲釋《春秋》，自當以隱元年至哀十四年為起訖之大限，乃發端記「惠公元妃孟子……」，事已在隱前，猶可曰為隱公攝位直接張本，不得不追述也。至如桓二年「晉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一篇，所記事還在《春秋》前數十年，經中亦絕無關於此事之文。釋經而縷縷道此，果何為者？全書最末一篇，記悼四年智伯之滅，又遠在獲麟後數十年，與孔子的《春秋》有何關係？釋經而縷縷道此，又何為者？是故今本《國語》與今本《左傳》，若析而為二，則兩書皆可謂自亂其例，不足以列於著作之林；若合而為一，則西周末東周初三百餘年間一良史也。其書則本名《國語》，或亦稱《左氏春秋》。《左氏春秋》者，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純為一獨立之著述，與孔子之《春秋》絕無主從的關係也。其由《左氏春秋》而變成《春秋左氏傳》，則自劉歆之引傳解經始也。以上所推測若不謬，則所得結論為下列數項：
一，《國語》即《左氏春秋》，並非二書。
二，其書分國為紀，並非編年。
三，劉歆將魯惠、隱間迄哀、悼間之一部分抽出，改為編年體，取以與孔子所作《春秋》年限相比附，謂之《春秋左氏傳》；其餘無可比附者，剔出，仍其舊名及舊體例，謂之《國語》。
四，凡今本《左傳》釋經之文，皆非原書所有，皆劉歆「引傳釋經」之結果。內中有「君子曰」云云者亦同。
五，其餘全書中經劉歆竄入者當不少。
關於考證《左傳》真偽之參考書：
劉逢祿《左傳春秋考證》。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關於《左傳》之部。
崔適《史記探源》關於《左傳》之部。
考證至此，則此書之著作者及其年代，將皆成問題。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藝文志》，則著者姓左名丘明，《志》謂為孔子弟子，《表》謂為魯之君子。然《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其人名丘，非名丘明也。且既為孔子弟子，則《仲尼弟子列傳》何故遺之？因此則《十二諸侯年表》有無經後人竄亂，且成問題（崔適直指為竄亂——說詳《史記探源》卷四頁二）。謂為「孔子弟子左丘明」者，作偽者因《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之語，因影射之謂「好惡與聖人同」耳。其書既「不傳《春秋》」，則所謂「與孔子觀史記」云云皆屬虛構，而其人殆不名丘明。但此屬小節，且勿論。究竟左氏其人者何時人耶？《左傳》《國語》皆述晉滅智伯事，《國語》述越滅吳事，事皆在孔子卒後二十餘年，則其成書最早亦後於孔子作《春秋》約三十年矣。尤足怪者，「臘」為秦節，「庶長」為秦爵，而此兩名乃見於《左傳》。且「庶長」者，商鞅所設之武功爵也，而作者道之，得毋其成書乃在商鞅相秦後耶？記陳敬仲事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記季札適魯聽樂曰：「鄭其先亡乎？」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左氏》好語神怪，種種「浮誇」之詞（用韓愈評語）本數見不鮮。然當敬仲初亡命於齊時，而決言其八世之後必篡齊；當鄭七卿輯睦時，而決言其必先亡；當晉范、中行全盛時，而決言其必萃於韓、趙、魏。預言吻合至此，寧復情理？以常識判之，則謂其書成於田氏伐齊、三家分晉、韓滅鄭以後，殆不為過。故先輩或以《左傳》為戰國初期作品，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後，吾頗信之。
上所指摘者，皆非關後人竄亂，實原書固有之瑕類也。浮誇如此，然則其所記述，尚有史的價值否耶？換言之，則吾輩應認此書為信史否耶？平心而論，歷史間雜神話，良為古代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免。《左傳》在許多中外古史中，比較的已算簡潔；所記之事，經作者剪裁潤色，帶幾分文學的（寓言的）色彩者，固所在而有，然大部分蓋本諸當時史官之實錄。試將前半部與後半部比較，其文體不同之處，尚可以看出。知其所據原料，多屬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