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一月份從莫斯科回來時，距離我決定退出IBM舞台正好十年。我原以為自己能以大使的身份幫助冷戰終結，這個夢想的最終破裂讓我很是失望，但回首看看這十年，我又覺得自己十分幸運：我的身體漸漸康復，從繁重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實現了探險的願望，我從事了父親從未有時間從事的公共事業，為我們的家族增添了光彩。
我的人生軌跡與父親的差異之大讓人稱奇。我年輕的時候從未想過會有人將我和我父親相提並論：他是位「巨人」，而我甚至不覺得自己適合經商。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決定投身IBM的事業，可接下來我成功了，在二十年的時間裡，IBM公司佔據了我和我家人的幾乎全部生活。我退休比絕大多數人都要早，但這並非出於我的本意，被迫離開IBM的舞台對我來說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我繼續待在IBM直到正常退休年齡——先不說干到我父親那麼久，他在80歲的時候還每天西裝筆挺地去上班——我就不會有機會站到比IBM更為廣闊、更有意義的舞台上。
我知道現在是時候承認自己已經老了。但我很擔心自己找不到事情可做——那樣的話我的大腦就會萎縮，我的生命就會失去活力。雖然我不想再從事像主持GAC那樣費神的工作，但在離開莫斯科前，我已經列了一些可以讓我保持活力的事情。我打算繼續跟進蘇美關係領域，我在布朗大學幫著建立了一個新的外交政策發展研究中心，專門從事蘇美關係領域的研究。讓我欣慰的是，我在莫斯科擔任大使時的副手馬克・加里森選擇離開外交部門，前來主持這個研究中心。我不可能找到比他很合適的人選了。但除此之外，當我和奧莉芙搬回格林尼治鎮時，我還是感到情緒低落。她說：「你就不能放鬆些嗎？逗逗你的孫兒們，去加勒比海玩玩！」我倒是聽從了她的意見，不過在那兩個月里我無時無刻不在擔心自己將同社會脫節。
我依然懷念執掌IBM公司時大權在握的感覺，不過看到公司在弗蘭克・卡里的領導下蒸蒸日上，我也十分高興。到1980年的時候，公司的規模已經比我領導時大了幾乎四倍，年銷售額達到260億美元。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企業，我覺得很難想像現在有誰能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條。但卡里以他穩重精幹的方式將IBM經營得有聲有色，他計畫在次年春天將公司的大權交到約翰・奧佩爾手中。奧佩爾力勸我回到IBM的董事會。之前我在接受大使職位時辭去了IBM董事會的職務，我跟他說，我覺得我還是不回去的好，但他說：「你在公司歷史上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董事會不能沒有你。」他還指出我才67歲。於是我回到了董事會，不過有個附加條件，我只擔任董事會的名譽主席。（幾年之後，當我年滿七十時，我堅持像IBM其他人一樣從董事會退休。這個規定是我親自製定的，對這個規定的必要性有著切身體會。）
說來奇怪，讓我再次煥發活力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於1981年6月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哈佛大學有這個傳統，從新聞人物當中挑選為畢業生致辭的演說者。當我知道他們從活躍在全國各地的縱多新聞人物里選中了我時，真是又高興又得意。2月底接到邀請後，我馬上開始準備。我的父親和弟弟都是天生的演說家，但我直到今天還是只要站到講台上就會感覺渾身不自在。為了彌補這一不足，我會做細緻的準備工作——我會一遍遍重寫演說稿，然後送給兩三個專家過目，我會把自己關在地下室里對著錄音機反覆練習，最後再在奧莉芙面前試講一次——她一直是個很好的聽眾。到了3月底，我已經興奮得有點按捺不住了——儘管距離畢業典禮還有十個星期的時間。但接著我的一位朋友安德魯・海斯克爾打來電話，他退休前曾擔任《時代》雜誌社董事會主席，現在是哈佛大學兩個管理機構之一「哈佛理事會」的一名成員。他告訴我說：「你的演講取消了，我們邀請了里根總統，他接受了邀請。」
聽了這話，我本應由於受到了侮辱而感到憤慨，但實際上我卻大大鬆了口氣。此外，要是取代你的人是美國總統，你有什麼好抱怨的呢？我對奧莉芙說：「你想想看，奧莉芙，這不是很好嗎？為了記住演說詞，我可是費了老勁了，現在我可算不用費神背它了！」可就在畢業典禮前的三個禮拜，海斯克爾又給我打了個電話：「你還是得來作演講。」他解釋說，白宮對此次邀請有個很大的誤會，里根之所以會接受邀請顯然是因為他以為自己將被授予榮譽學位，但哈佛大學很少會將榮譽學位授予在職的美國政府官員。里根手下的人發現這個事實後，便跟哈佛大學說，總統不來了。這個事實對我倒是沒什麼影響——一來我不是在職的政府官員，二來，我碰巧早就獲得過哈佛授予的榮譽學位了。
於是在1981年6月4日，我坐在了哈佛校園的發言席上，坐在我身邊的有賽勒斯・萬斯、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和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e Luis Bes）。哈佛校長德里克・博克（Derek Bok）作了開場發言，在他講話的時候我環視四周，思緒飄散開去。我想著哈佛大學有多麼古老——當哈佛學子們走出校門加入1775年康科德的民兵隊伍時，它已經建校超過100年了。接著我聽到博克校長介紹我的名字。但就在我走到他身邊站在講台前時，天空滾過一陣巨雷，暴雨傾盆而下。
講台上面有遮篷，主席台上卻沒有，而那些可憐的畢業生們都坐在露天草地上的摺疊椅上。一些學生站起來跑向附近的宿舍，宿舍里有電視轉播畢業典禮。但德里克吩咐大家在原地耐心等待一會兒，希望雨能停下。最後我跟他說：「這雨看上去不像很快能停的樣子呀。」
「你的意思是你現在就開始講？」他說。
我說：「是的。」於是我開始演講，與此同時，更多的學生開始四散躲雨。我倒是覺得這雷聲和暴雨很應景，因為我演講的主題就是核戰爭。我希望把自己在華盛頓和莫斯科工作時學到的東西傳達給這些年輕人，要是今天來演講的是里根總統，他們聽到的東西將完全不同：
使用核武器的舉動都不會帶來勝利，只會帶來全面戰爭的爆發和人類的徹底毀滅。我們必須勇於面對這樣的錯誤觀念——每個想要終結軍備競賽的人肯定是不重視美國的國防工作，肯定是對共產主義缺乏判斷力。我認為這種錯誤觀念堪稱「核問題中的麥卡錫主義」。因為尋求辦法擺脫現在這種核競爭的困境——尋找談判的途徑，需求共存，避免對抗和戰爭——是人類歷史悠久而光榮的傳統。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改變我們的方向，走上唯一有著光明未來的希望之路：不是採取任何形式的單方面行動，而是達成一系列經得起雙方檢驗的協議。
這時候雨停了，學生們回到座位上熱烈地鼓掌。我的演說受到了極大的歡迎。哈佛校刊《深紅》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題為「呼籲裁軍的資本家」；《時代》雜誌和波士頓當地的報紙也刊登了我的講話。很快，我收到了更多的演講邀請，一時間我發現自己變成了控制軍備的代言人。在此之前我對「核凍結運動」並沒有太多關注，但當時世界各地各種反核武器組織正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而我對核武器所持的懷疑態度正好與他們的關注點相契合。
在哈佛大學、布朗大學這樣的地方很容易得到熱情響應，因為聽眾都是年輕的學生。想要說服手握實權的人就是另一碼事了。1982年，我得到第一個機會去贏得那些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人物——我被邀請前往波希米亞樹林 發表演說。這是一個非公開的避暑勝地，接待的對象是兩千名全美國最有錢、最有權的人物，像是理查德・尼克松、喬治・布希、亨利・基辛格、雷納德・K·費爾斯通（Leonard K.Firestone），此外還有科學家、藝術家和前來助興的演藝界人士。我不是很喜歡那種場合，因為需要參加很多會議、同各種陌生人交談。但我年輕的時候我父親曾經告訴過我，波希米亞樹林夏令營是個光芒四射的地方，如果有機會我應該前去，因為那裡的氛圍是我在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感受不到的。
1957年，我父親去世之後的第二年，我在一位朋友的引薦下加入了波希米亞俱樂部，但除非你有特殊關係，否則要排隊等待二十多年才能輪到應邀參加活動，所以我是作為父親的老朋友洛厄爾・托馬斯的客人前往那裡的。夏令營的地址在舊金山北邊70英里處的俄羅斯河谷，只在每年7月開放16天。夏令營由一百餘個小營地組成，每個營地都有個另類的名字，像是「調音師山莊」「大鳥籠」「毒橡樹」等等。托馬斯是「穴中人」營地的成員，這是最大的營地之一，成員包括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backer）以及年邁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波希米亞樹林之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你駕車經過「私人地產」的標識牌後，便能看到一長串平台，上面立著各個營地的名牌。你不可能找到每一個營地的所在，因為它們散布在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