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當我們在十月份抵達莫斯科時，冬天的跡象已無處不在。城市裡破敗的建築和暗沉的天色讓我想起二戰期間在俄國度過的四個月。那時我還是個年輕飛行員，擔任福利特・布拉德利將軍的副官。雖然我對共產主義制度毫無熱情，但戰爭期間在俄國的經歷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布拉德利將軍受命前往莫斯科期間，我們在那間老的美國使館裡辦公，老使館位於莫克哈瓦亞大街，就在克里姆林宮對過，而三十英里之外，德國軍隊正步步逼近。我們飛越了俄羅斯廣袤的土地，還在西伯利亞的中心地帶被困了一個星期。擊退希特勒的入侵是蘇聯歷史上的偉大勝利之一，我為自己能夠親眼見證這一事件並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小小的角色而感到驕傲。不過我沒有自欺欺人地認為對往事的懷戀能讓我成為一個稱職的大使。儘管我覺得因為戰爭的緣故我同俄羅斯之間有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聯繫，但我很清楚蘇美關係的現狀。1979年，「緩和」戰略收效甚微，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有《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的簽署算得上積極的進展。
卡特總統和萬斯國務卿交給我的任務清晰明確：之前駐莫斯科的美國使節得到的待遇同駐華盛頓的蘇聯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多勃雷寧出任蘇聯駐美大使二十餘年，根基深厚、享有盛名，只需打個電話就可以會見美國總統。他的專車甚至有美國國務院停車場的許可證。我們的駐蘇大使則同多勃雷寧形成鮮明對照，花了十年多的時間，在克里姆林宮還是混不開。在簽署《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的談判中，卡特政府為了方便起見，經常讓多勃雷寧往莫斯科傳話，我們的大使馬爾科姆・圖恩反而被晾在一邊。既然現在協定已經簽署，卡特總統希望美國使團能夠在蘇聯重新建立起威望。
雖然這份新工作的具體細節我得一一學習，但對於想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大使，我早已心中有數。我為自己樹立的榜樣就是我的好友盧埃林・湯普森（Llewellyn Thompson），他曾在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三位總統任職期間擔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我第一次見到湯普森是在1942年，當時他還只是一名職位不高的外交官。當時絕大多數使館人員已經被疏散到距離莫斯科500英里的古比雪夫市，湯普森被指派看管使館的財產，於是留在了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期間的任務之一就是駕駛飛機載他一路飛去德黑蘭為使團人員採購生活物資，因為當時整個蘇聯的食物都十分匱乏。我記得我們往飛機的炸彈艙里裝了整整兩噸物資——克寧牌煉乳、罐頭豆子，你要是看到那些東西，絕對想不到是給外交官吃的，但在戰時，那就是人們的主要食物。我漸漸同湯普森熟悉起來，我很佩服他，一個年輕人看待比自己年長十歲的人時都會這樣。他又高又瘦，俄語講得十分流利，有一點害羞和矜持，不過他從未讓自己的性格影響事業。擔任駐蘇聯大使期間，他走遍了整個蘇聯，幾乎每天都同蘇聯高官進行社交性往來。他和他的夫人很懂得怎樣營造溫馨氣氛，他的官邸斯巴索府就像磁石一樣吸引了數不清的蘇聯重要人物，從蘇聯政治局常委到芭蕾舞女演員，不一而足——那裡是蘇聯上流社會人士能夠公開前往的寥寥幾個「墮落場合」之一。尼基塔・赫魯曉夫非常喜歡湯普森，經常同他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
湯普森不是「遏制之父」喬治・凱南（Gee Kennan）那樣的天才理論家，但他對蘇聯人的行事方式十分了解，特別是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也許正是他的這種了解拯救了地球上每一個人的生命。在古巴導彈危機最劍拔弩張的時刻，赫魯曉夫給肯尼迪傳達了兩條相互矛盾的訊息。他的第一封信表達了和解的意願，很明確地表示希望避免核戰爭；第二封信則充滿了挑釁的論調，幾乎激得肯尼迪採取進一步的對抗性行動。直到湯普森進言，肯尼迪和他底下的人才暫時按捺下來。湯普森說，第一封信也許更接近赫魯曉夫的本意，也就是說，蘇聯人之所以在古巴部署導彈，只是為了在別的事情上有討價還價的籌碼。根據湯普森的分析，約翰・肯尼迪作出一個驚人簡單的決定：無視赫魯曉夫的第二封信，只回應第一封信。肯尼迪在回信中提議，只要蘇聯從古巴撤走導彈，美國將努力在東西方關係問題上實施「緩和」政策。赫魯曉夫收到回信後的第二天就下令從古巴撤出導彈。
站在斯巴索府大門口，我感覺自己的人生好像繞了個圈，又回到了開始的地方。踏進大門時，我的心情就像剛剛步出大學校園進入IBM工作時那樣，彷彿看到整個世界在我面前鋪展開來。二戰期間，我曾在斯巴索府參加過一次招待會，同溫斯頓・丘吉爾握了手。我也曾以IBM總裁的身份到此地拜訪過湯普森。此時，在65歲的時候，我作為駐蘇聯大使又一次站在了這裡。我已經有了許多關於蘇聯的記憶，現在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還會遇到什麼值得向後人講述的事情。
斯巴索府比奧莉芙和我住過的所有地方都要豪華很多。它簡直就是一幢大廈，外牆粉刷了灰泥，距離克里姆林宮大概兩英里遠，由一位擁護沙皇的糖業大亨在一戰前夕修建。房子落成沒多久俄國革命就爆發了，這位大亨害怕得沒搬進去住過一天，不過倒是在那裡舉行過幾次舞會。在列寧執政時期，這幢房子被拆分成許多公寓房間，供政府官員們居住，一直到1936年，羅斯福政府與蘇聯開啟了外交關係，當時羅斯福委派的大使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從俄國人提供的五六個候選房子中挑中了斯巴索府，也許是因為它從裡到外都體現著資本主義的昌盛。整幢房子的核心是一個優美雅緻的大廳，裡面有裝飾華麗的柱子、拱門和陽台，大廳的拱頂有三層樓那麼高，垂掛著一盞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燈。走出大廳，一連串的凹室將你的腳步引向一間正式的餐廳，再過去便是為大使及其家人準備的卧房、書房、起居室以及數不勝數的客房。餐廳旁邊還有一個舞廳，是美國人後加的，可以容納二百人看電影、聽報告。房子外面聳立著高高的鍛鐵雕花門，門後是一片廣闊的草地。在莫斯科冰天雪地的夜晚，當這座雅緻的房子里所有窗口都被燈光點亮時，看上去就好像正在對你發出熱情的邀請。
一位新上任的大使到達派駐國後的第一個任務便是遞交國書，他將同國家元首或其代表進行一次正式會見。蘇聯人知道怎樣把這種儀式性場合搞得排場十足。10月29日，星期一，我的專車被一長串車隊前擁後呼地從斯巴索府護送到克里姆林宮。一路上所有其他車輛通通停下來等我們經過，每轉過一個街角都有警察向我敬禮。來到克里姆林宮後，我在儀仗隊的簇擁下穿過幾個極大的廳，大廳牆邊擺著玻璃櫃，陳設著贈予歷代沙皇的禮物及俄國革命後的手工藝品。最後我們走進一個大房間，房間里鋪了一塊有著鑽石圖案的地毯，蘇聯人告訴我站到地毯上鑽石的尖端處。從房間的另一頭走過來一位小個子紳士，嘴裡用俄語說著什麼，他就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庫茲涅佐夫（Vasili Vasilyevich Kuzsov）。接著儀仗隊領隊小聲對我說：「請宣讀國書。」我讀了，然後是鼓掌、握手、香檳。我激動得渾身發抖。儀式結束後，庫茲涅佐夫副主席將我帶到他的辦公室，用美式英語對我說：「您是喝咖啡呢，還是威士忌？」
「您喝什麼，副主席先生？」我說。
「咖啡。」
「那我也喝咖啡，先生。您的英語說得真好。」
「我曾在匹茨堡的卡內基技術學院學習，隨後又在福特汽車公司工作了三年。列寧剛剛掌權的時候，派了一些年輕的技術專家到美國去學習，我便是幸運兒之一。那段經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我回憶與庫茲涅佐夫會見的情形，回想遞交國書的儀式，回想我驕傲地站在克里姆林宮中的畫面時，不禁又想起了我的父親。他在1937年參加英王喬治六世登基後的首次晨間接見會時肯定也是同樣的心情。我不得不承認父親喜歡眾人矚目的性格多多少少也傳給了我。
美國駐蘇聯大使團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員，我一到任便著手爭取他們的支持。他們肯定都已經在報紙上讀過我的那些軼事，像是我把圖恩大使的名字寫在大拇指上之類的，我想他們肯定對我的到來心存疑惑。擺在我面前的最大問題就是我的經驗欠缺。於是我召集了一次全體會議，先是向大家介紹了一下我在GAC的工作，正是我在那裡的工作表現使我得到了大使的任命，然後我開誠布公地對他們說：「圖恩大使多次說過，這個職位需要一位具有領導能力的內行來擔任，顯然我不是一個內行——所以如果你們能夠儘力協助我的工作，我將不勝感激。」我還在講話的結尾加了點IBM式的潤色，說我辦公室的門永遠向有問題、有建議或是有新想法的人敞開。他們看起來似乎對這番話印象不錯，對我重塑美國使團威望的使命也積極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