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有太多不順，我開始夢想體驗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我辦公桌最上層的抽屜里，一直放著有關重大業務問題的備忘錄和我父親以前寫給我的信，現在我往裡面加了一張秘密清單，我會在沒人的時候拿出來看看。上面都是我想進行的探險：攀登馬特洪峰，學開直升飛機，去東非進行一次狩獵遠征，去北極航海，駕船環遊合恩角，單槍匹馬做一次探險——不管去什麼地方都行。我還想花時間陪陪妻兒，享受一下天倫之樂。我對工作的興趣迅速地消退。我們已經將IBM建成了一個年利潤70億美元的龐然巨物，在我內心深處，我覺得我能對它做的已經到了盡頭。我已經56歲了，我的生活就是不斷地忙碌，忙碌，再忙碌，忙著作決策，忙著推動IBM一路向前——解決一個又一個危機、參加一個又一個公司聚餐、走訪一個又一個工廠。每年都有數不清的會要開，數不清的話要講，數不清的公開場合要出席。我每天晚上都在考慮某個決定、練習某個演講，就連回家路上都不得放鬆。我已經這樣生活了15年，而我父親終其一生都是這樣度過的，但我已經從骨子裡厭倦了這種生活節奏，也不想再自欺欺人地覺得自己對這種生活甘之如飴。在一個繁忙的星期，我飛去芝加哥作一次演講，在演講前我為自己留出的半個小時準備時間裡，一個想法突然浮現在我腦海里：「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要出事了。」但我隨即將這個想法拋諸腦後。
1969年年中，尼克松時代的經濟衰退開始了，其持續時間之長和影響之深都超出了人們的預料，IBM公司也出現了自我執掌以來的第一次嚴重倒退，不僅銷售額停滯不前，利潤也開始下跌——這還是二戰以來的第一次，以至於讓華爾街得出IBM的輝煌歲月終於開始走到盡頭的印象。在1970年的前八個月里，我們的股票一跌再跌，最後股價跌到了原來的一半。儘管我竭盡全力地想讓公司重煥活力，但隨著時間推移，情況看上去只是越來越糟。
在IBM苦苦掙扎的同時，我的孤獨感也與日俱增。三月份的時候迪克從IBM辭職，接受了美國駐法國大使的職務。在System/360項目進行過程中發生了那些事情之後，他對公司再也沒有建立起什麼好感。我知道父親肯定會為迪克出任大使而感到驕傲——看到我弟弟被委以重任，我也卸下了心頭的一個重負，因為我的處理不當，曾經深深地傷害了他，而他現在走上了我們家從未有人達到的高位。可我隨即又意識到當我退下公司一把手位置時，便沒有姓沃森的人接掌IBM了，這個想法讓我十分心痛。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妹妹簡因為罹患癌症，正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盡頭。她的癌細胞已經擴散轉移，春天的時候不得不接受手術切除腦部的腫瘤。手術之後她的身體便每況愈下，每隔幾個月便住一次院。
當年她賣掉她那份IBM股票後，我同她便很少來往，但在她的病痛面前，我那受傷的驕傲變得不值一提，我漸漸養成習慣，每個星期都會去探望她幾次。她是個頑強、體貼、堅韌的女人，她奮勇地與癌症作著鬥爭，儘管已經病得卧床不起，仍然會掙扎著起來參加社交活動、舉辦晚餐聚會。當尼克松任命簡的丈夫——傑克擔任副國務卿時，簡已經病得沒法去華盛頓了，但她知道這份工作對傑克有多麼重要，力促他接受任命。我去看簡的時候，她總是很開心。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我們兄妹倆變得十分親近。我用日復一日陪伴在她病榻前這種方式向她表達著這一感受：儘管我們過去有著種種分歧，但我依然敬她、愛她，對她即將離開人世感到無比難過。
這些事情接踵而來，重重壓在我的心間，我無處逃避。要是我沒有戒酒，當時肯定會因為借酒消愁喝到酒精中毒而送命。休假也於事無補。我跑去滑雪——僅僅1969年一年，我就進行了十多次滑雪之旅——當天氣轉暖後我又跑去駕船航行。但當我休假結束回到IBM時，精神依然像出發之前那樣緊繃。到1970年秋天時，我的負面情緒開始在外表顯露出來。與我共事的人都說我的脾氣變得越來越反覆無常，像是用什麼方式鏟停車場上的積雪這種小事都能讓我大發雷霆。11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三，我待在辦公室里，我的行政助理簡・卡希爾（Jane Cahill）走進門來，接著一下子愣住了，因為我趴在了桌上，她緊張地問：「您還好嗎？」
「我很好，我只是累了。」我說。簡提議說開車送我回家，但我告訴她我自己能開車。我妹妹的病情更加惡化了，而且就在前一天，我還接到了我在大學時最好的朋友尼克・盧肯的死訊。他已經病了好幾年了，但在我的記憶里他還是那個快活的傢伙，喜歡搞惡作劇，總能逗得我樂不可支。我打算次日清晨前去參加他的葬禮。
就在那天晚上，我伴隨著胸口的一陣疼痛醒來。疼痛本身倒不是很厲害，就是一直消不下去。奧莉芙當時正和朋友們在加勒比海度假，於是我自己開車去格林尼治醫院的急診室，他們給我帶上了一個心臟監測器。到早上的時候我確信自己已經好了，便對一位前來為我作檢查的生說我想出院。他說：「你哪兒也不能去。你這是心臟病發作。」
「這不可能！」我想，「父親從沒得過心臟病。」但他們把我推到重症監護病房，放進了氧幕里。接著醫生想往我胳膊上插靜脈輸液管，針頭斷了，他沖著護士大聲嚷嚷，叫她再去取一個針管來。我還在想她有點太緊張了。這時又進來了好幾個醫生。氧幕里有個麥克風，於是我對他們說：「你們這麼多人都圍在這裡幹嗎？」我的聲音非常虛弱，因為我正在慢慢地失去知覺，接著我又說：「哦，我知道了——這樣你們每個人都能向我收醫藥費了。哈哈……」話音未落，我便失去了知覺。
如果我父親當年是以這種方式倒下的話，IBM公司可能會陷入癱瘓狀態，因為IBM是他一個人在挑大樑。但我病倒之後，公司的業務依然進行得十分順利。維恩・利爾森到重症監護病房來看我，我順勢把IBM公司交給了他，直到我康復為止。我可不想在醫院的病床上辦公。接著我給阿爾・威廉斯打了電話，他現在是公司董事會的高級董事，我告訴他說我們已經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主治我的內科醫生紐伯格大夫是個精力充沛、招人喜愛的人。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里，他經常和我長談，告訴我心臟病發作是怎麼回事、我的病情有多少嚴重、我得花多長時間才能恢複等等。最後他開玩笑地說：「現在你對心臟病的了解比我遇到過的其他病人都要多了。」
「我會盡量避免心臟病再次發作的。」我說。
「好吧，既然說到這裡，你出院後打算做什麼呢？」
我說：「我不知道——回去工作，然後過幾年退休。」
紐伯格大夫直盯著我的眼睛說：「那你為什麼不現在退休呢？」
我被他的話驚得目瞪口呆，那天餘下的時間我的腦子裡幾乎一片空白。我意識到經營IBM公司的緊張壓力會讓我付出巨大的代價，而現在就有一個光榮退休的機會擺在我面前。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陽光從窗外照進來，覺得幾十年來心情第一次這麼好。我決定了，只要自己還在住院，就絕不去操心IBM的事情。我派人把那份已經在我辦公桌抽屜里靜靜躺了許多年的探險清單送來。對一個剛得過心臟病、正在恢複之中的人來講，清單上絕大部分計畫執行起來都十分費勁，根本不用考慮，但我覺得駕船出海這事還是可行的。沒過多久，我就開始琢磨設計一艘適合遠航而不考慮航速的新船，這個想法讓我樂此不疲，我把美國遊艇設計師協會主席，也就是國際航海比賽規則委員會主席的奧林・斯蒂芬斯和「巴拉望號」的船長保羅・沃爾特（Paul Wolter）找來，我們就在醫院著手繪製設計圖。我開始重讀兒時愛不釋手的庫克船長的日誌。其中有段話我特別喜歡，幾乎能夠默寫下來。庫克船長在經歷了十年的航海生活光榮退休，到英國的格林尼治進行地圖測繪工作，他給他的朋友寫了封信，那段話就摘自這封信：
「我的命運驅使著我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幾個月前南半球浩瀚無際的大海在我眼裡都不夠開闊，而現在我卻要被束縛在格林尼治，對我這樣思想活躍的人來說，這個地方實在太小了。但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好的養老之處，而且收入頗豐，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放鬆下來，享受退休生活，也許時間會告訴我答案。」
發完這些牢騷後不到一年，庫克船長便設法獲得了兩艘船的指揮權，啟程進行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偉大航行。既然庫克船長都能從退休後的低落情緒中走出來重返大海，我想我也能夠做到。知道我的雄心壯志後，迪克送給我一幅巨大的油畫，畫的是一艘19世紀的英國航船遠航歸來，正徐徐駛入朴茨茅斯港。他在隨畫送來的便條上寫道：「希望這是你收到的最大一張慰問卡片。」對此時的我來說，IBM已經遙遠得像是另一個星球了。
心臟病發作後一個月，我出院了，回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