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父親逝世的周年紀念日，我都有自己的一套追思儀式。我會花一個晚上的時間靜靜地盤點自他過世後公司股票價值的漲幅，然後對奧莉芙說：「我又帶領IBM走過了一年。」我最後一次這樣做是在父親逝世的第五年，1961年。那一年IBM的規模已經是父親去世時的兩倍半了——算上迪克的IBM國際貿易公司，年銷售額已超過20億美元——我們的股票價值已經翻了5番。當時間邁進1961年時，美國共有6000台計算機在使用當中，其中有超過4000台是IBM公司出品，從計算機租賃業務中獲得的收入也持續增長，馬上就要超過父親鍾愛的穿孔卡片機業務了。
這五年里，我沒有讓任何人同我一起站到IBM舞台的聚光燈下。我要讓公司內外的人都建立這樣一種意識：小湯姆・沃森就是IBM。我非常小心地維護著我的權力。但在1961年，我決定讓阿爾・威廉斯站到台前，我將自己升為董事長，保留總經理一職，而讓他擔任總裁。我們的友情隨著時間推移而愈發深厚，儘管父親很早以前給我的警告依然困擾著我，但我完全不能想像同阿爾疏遠的情形。1962年初，我到華盛頓去參加一次會議，從IBM來了個人，帶來一份年度報告的初稿讓我簽字，我注意到阿爾已經在上面簽過字了。之前我並沒有讓他簽年度報告，我想的是等他在總裁職位上干滿一年後再給他簽字的權力。畢竟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父親也是等我當了三年總裁之後才讓我簽署年度報告的。我將阿爾的這一舉動看作對我權力的潛在挑釁，我不想讓這事就這麼算了，因為它很可能會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現在回想起來，我懷疑那個簽名可能根本都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可能只是某個起草年度報告的人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敏感性，隨手就寫了上去。可當時我給阿爾打了個電話說：「怎麼回事，這份年度報告上有你的簽名。」
「那個，我是總裁，我應該簽名的呀。」
「這是由我決定的。當然，在將來某個時候我會同意讓你來作決定。但現在能夠作決定的只有我。」
我的話讓阿爾大為光火：「我覺得那上面根本沒有什麼需要決定的東西！」
多年以來我們在工作中有過不少分歧，但還是第一次發生如此激烈的爭執。於是我說：「好吧。如果你要計較這事，那就把董事會召集起來，今天下午五點半的時候開個會。到時候我會趕回紐約，我們董事會上見。」
阿爾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給我十五分鐘讓我想想。」過了一會兒他打電話回來，說：「湯姆，不值得為這事大動干戈。等你覺得合適的時候我再在年度報告上簽字好了。」
這事兒就這麼過去了。阿爾知道怎樣選擇對手，他知道這件事要是拿到董事會上去，他會被我打得落花流水。第二年我准許他同我一起在年度報告上簽字，我們和好如初，關係甚至比以前更近了。
我很樂意和阿爾一起掌管IBM，然後一同退休。可惜我沒這個運氣，阿爾比我年長四歲，而且他一直明確表示想要在55歲的時候退休。他總是說：「我已經辛苦工作一輩子了，我想留點時間享受一下生活。」我雖然不是完全相信他真的會這樣做，但我知道，當1966年來臨時，我必須做好任命新總裁的準備。
顯而易見，最合適的人選是我的弟弟迪克。儘管我父親從未明確說過我在退休之後應由迪克接管IBM，但我一直清楚這是他的意願。迪克比我小五歲，所以我可以先讓他接替阿爾出任總裁，然後在合適的時候接替我的職位，他能在IBM的權力頂峰待上5到10年時間。迪克在IBM世界貿易公司大權獨攬，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到1960年的時候，IBM世界貿易公司已經成為一家年利潤3.5億美元的企業——比我接任總裁時的IBM國內公司年利潤還要高——而且在他的管理下，IBM世界貿易公司的年增長率是IBM國內公司的兩倍。在歐洲經濟奇蹟般的復甦過程中獲利的美國公司並不多，但因為迪克的辛勤工作和父親的遠見，我們成為了其中之一。從1959年到1962年，阿爾・威廉斯和我向迪克提供了數千萬美元的資金，用以支持IBM世界貿易公司的發展。阿爾常常笑言此舉最終將對我們在國內的發展產生良好影響：「我們的競爭對手在國內和我們爭得頭破血流，卻連想都沒想過海外市場。等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時，世界貿易公司的根基已經不可動搖了。」
正如父親所言，我的弟弟魅力十足、聰明能幹，頗有外交官的風範，由他負責IBM的海外業務真是再合適不過。他天性招人喜歡，很容易跟所有人打成一片。他遠比我平易近人、得體穩重，同政府高官或是其他企業家打起交道來不像我那樣拘謹。他善於辭令，很輕鬆地就打入了南美和遠東的商界核心圈。他幾乎認識歐洲各個大國的國家領導人，就連西柏林市長威利・勃蘭特也同他成了至交好友。他經營起公司來手腕靈活，將IBM世界貿易公司的業務開展到了全球各個地區。他任人唯賢，選擇的各國分公司主管都是極優秀的人才，而且還給予這些分布於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公司極大的變通性，以使其經營方式符合其所在國的風俗及傳統。但對當地那些不符合經商之道的陋俗，他抵制起來也是毫不猶豫。打個比方，IBM願意提拔才華出眾的年輕管理者，而不是論資排輩，這一點使它從歐洲企業中脫穎而出。迪克也從不畏懼同提出無理要求的國家政府作鬥爭。大概在1957年的時候，日本政府給在日本的外國企業下了一道最後通牒：將50%的產權賣給日本投資者，否則就離開日本。幾乎所有在日本的美國企業都屈服了，只除了得克薩斯儀器公司和IBM世界貿易公司。我弟弟告訴我說：「日本人太需要數據處理設備了，所以我們得以倖免。」經過數年的強烈呼籲，日本政府終於同意我們在日本的分公司獨資辦廠，因此我們一直是日本電腦市場上的一支勁旅。
從某種程度上說，父親去世後，我與迪克之間的暗中較量便已不復存在。在威廉斯堡會議上，我讓他擔任了公司管理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是IBM的權力中樞。之後，當我母親年滿75歲從董事會退休後，我又讓迪克接替了她的席位。我一直遵循不干涉迪克事務的原則——當他邀請我加入世界貿易公司的董事會時，我婉言拒絕了，因為我不願意屈居下位——不過我感覺將我們兩個公司分開的做法一開始的確有所必要，不過現在看來更多只是一種形式而已。
工作之外，迪克和我來往得並不是很密切，不過此時母親漸漸老去，我們開始花越來越多的時間一起陪在她身邊。迪克在新坎南自己名下的土地上為母親建了一座避暑別墅，每年我們兄弟倆會在那裡陪母親住上幾個月，我們的妻兒則去緬因州度夏。那些時光既溫馨又有趣。母親和迪克特別親近——迪克是她最小的孩子，之前曾帶她進行過好多次長途旅行，我記得其中有一次是去澳大利亞走訪一處長期虧損的IBM分公司。我從未和母親一同旅行過，但她十分信任我，常常同我分享她對沃森家族各個成員的擔心——父親在世時她從未對我有過這種信任。而且她覺得我把IBM經營得非常好，這一點對我特別重要。她曾說過：「要是你父親還活著，他會驕傲成什麼樣啊！」每天早上我和迪克會陪她一起吃早飯，邊吃邊聊，然後迪克和我再一起開車沿著從韋斯特切斯特郡到阿蒙克市的林蔭大道去上班——IBM之前剛把總部遷到那裡。母親一直很喜歡開車，於是我和迪克給她買了輛捷豹敞篷車。她經常開著這輛車出去兜風，直到她80歲高齡幾乎雙目失明時。在新坎南，人們只要一看到那輛捷豹開過來，就會躲到樹後面去。
現在是時候正式確定IBM的總裁繼任者了。阿爾・威廉斯推動我邁出了第一步。他說：「我們應該把迪克從世界貿易公司調回來了。」我們計畫像父親當年提升我那樣，先讓他在國內公司擔任幾年要職，樹立威信，然後接替阿爾的位置，最後接替我。我在1963年同我的弟弟談了這個計畫：「你在世界貿易公司成績斐然，父親一直預言世界貿易公司的生意會做得比國內公司還大，也許他的確有道理。不過我現在考慮的是，你還是IBM一把手的頭號接班人。所以現在我想聽聽你的意見。你是想繼續待在世界貿易公司做個偉大的國際主義者呢？還是先回來擔任高級主管？」
我覺得我考慮得十分周全，但事後看來，這不管是在工作方面還是在家庭方面，都是我所犯過的最大錯誤。我不應該迫使我的弟弟同其他主管激烈角逐一把手位置。要是當時他這麼回答我，也許最後大家都會好過很多——「我不會選的。你來決定想不想要我接你的班，什麼時候你準備好交班了，我再來考慮這事。」相反，迪克詢問我的想法，我告訴他說我準備把他放在高級副總裁的位置上，同時他將保留IBM世界貿易公司董事長的頭銜，不過實際的工作將由其他人接手。他說：「給我一個晚上仔細想想。」當你把一個工作機會放在一個有抱負的人面前時，他最後總是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