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末，我的家庭受到了許多人的注目和羨慕。《生活》雜誌曾到格林尼治來對我們家進行採訪，登載了圖文並茂的專題報道。不久之後，《體育畫報》也在封面刊登了我們一家的照片，標題是這麼寫的：「享受滑雪的樂趣——湯姆・沃森一家」，照片上是我和奧莉芙帶著我們的四個孩子在佛蒙特州一處滑雪場嬉戲的情形。要是當時已經有了《人物》雜誌，我估計我們也會在其中佔據一席之地。我們的家庭似乎是完美的典範：成功的丈夫、美麗的妻子、六個聰明活潑的孩子。但生活並不總像看上去那樣美好。我們家同任何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一樣，都有著逃不開的壓力。我們家裡的主要問題還是我的臭脾氣。
如果性格隨和一些，我會覺得自己是個出色的父親，因為我為我的孩子們做了許多富有創意的事情。不幸的是，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下班回家後不知道怎樣轉換角色。對任何一個從事管理工作的人而言，這都是一件最難學會的事情。我在公司里一整天都面對著絡繹不絕前來徵求我意見的人——這個新產品的競爭對手是否值得擔憂；公司人事制度中某個模稜兩可之處怎樣解釋；某位主管人員因為喪偶而悲痛過度導致工作停滯不前該怎麼辦。而在接見這些人的間隙里總有接不完的電話——更多的人，更多的問題。作出決定本身並不難，難的是怎樣處理日復一日待在這個位置所累積起來的負面情緒。我曾經做過努力，但想把這副重擔卸掉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等我下班回家時，整個人已經筋疲力盡。當我走進家門，迎接我的常常是大家庭所不可避免的凌亂景象——這邊有玩具汽車在地上跑來跑去，某個孩子正拿著BB槍對著它射擊；那邊是兩個孩子扭成一團；再或者是某個孩子交上一份「慘不忍睹」的成績單。所有這些事情在我看來都是需要立刻解決的，可我實在是一絲力氣都沒有了。每當這個時候，我會無比渴望有某個人走進來幫我處理這些事情，我就可以喘口氣了。但是沒有這樣的人，於是我就會大發脾氣。孩子們會像受驚的小鳥一樣四散奔逃，只留下奧莉芙獨自承受我的滔天怒火。事實上，她是一個了不起的母親，富有耐心和同情心。我覺得我是期望她對孩子們的管教能嚴格些，就像我母親對我那樣，但這根本不符合奧莉芙的本性。我花了好多年才體會到經營一家企業和主持一個家庭之間的根本區別。我經營IBM就像開汽車：每到拐彎處，我能打好方向盤，漂亮地轉過彎去，開上一條嶄新的道路。雖然時不時有顛簸起伏，但最後我總能把車開到我想去的地方。但我在家裡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一個家庭更像是一輛有著兩個甚至多個方向盤的汽車，我只握著其中一個方向盤，卻不斷地想讓其他的方向盤也按照我的意願轉動。
每當我看到妻子和孩子沒有服從我的意願時，心裡就會充滿挫折感和氣悶感。這是我成年之後感覺最為黑暗的時刻。有時沖著奧莉芙和孩子們大嚷大叫後，我會鬱悶得只想挖個洞鑽進去。我會把自己鎖在更衣室里，而奧莉芙會站在門外想盡辦法勸我出來。最後她沒招了，只得給我弟弟打電話說：「你能過來勸勸湯姆嗎？」迪克就會從新迦南趕來。他總是知道怎樣減輕我心中的負擔，把我拉回現實世界。
在社交場合，我的壞脾氣也會「走火」。我曾在我們孩子上學的格林尼治鎮中學擔任過多年的校董事會會長。我兢兢業業地對待這個職務，和我一同擔任董事的人總是誇讚我說：「沃森先生肩負如此重擔，但他提出了那麼多具有創造性的意見，也從未缺席過董事會的任何一次會議。」好景不長，一年夏天，當地一家報紙披露了一份警察報告，說這所學校有位老師花錢找了個流浪漢搞同性戀，社區一片嘩然。這件事情本應由校長處理，可當時校長正好攜夫人去度假了。有人打電話告訴了他這件事情後，他建議把這件事情交由學校董事會處理。於是我像處理IBM事務一樣開始著手此事，我成立了一個工作組，由具有影響力的董事會成員組成，對此事展開調查，最後我們打發這個老師走人，還以董事會的名義給了他一筆錢，責成他接受心理治療。這件事情到這兒本來就完了。但校長回來後對此毫無表示，我一下子火了，沖著他大嚷大叫了一頓，把他也給徹底惹毛了。我過後才意識到自己不該對他表現得如此不友好：他是個有才幹的校長，對這個學校而言比我更重要。我們之間的爭執傳到了董事會，我試圖作出補救，提出捐錢贊助校長的某個教學項目，儘管他提出的那些項目計畫在我看來都不值一提，但董事會拒絕了我。
最後我被迫辭去了校董會董事長一職——這發生在一次董事會議之後，在這次會議中，我差點對一位支持校長的董事大打出手，那是個有名望的銀行家。他指責我太自私了，於是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身子扳過來面朝著我，幸好這時有人在我身後說了句「別做傻事」，要不然我準會一拳打在他臉上。這次事件極其嚴重地損害了我的名望，我再也沒有被邀請加入過格林尼治鎮上的任何一個董事會。
我在家裡的脾氣來得快也去得快，而且我父親曾跟我說過，夫妻是床頭吵架床尾和。所以我一旦冷靜下來，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會走到奧莉芙身邊，把她抱在懷裡，為我不可原諒的行為道歉。每當我那反覆無常的壞脾氣把家裡搞得烏雲密布的時候，是她的耐心和理解維繫著我們的家。她能讓你覺得她是發自內心地深深愛你，她對我的溫柔體貼常常讓我覺得慚愧不已。
像所有為人父母者一樣，奧莉芙和我一直努力改進我們教育孩子的方式。我覺得我父親從未留出足夠的時間過自己的生活。他永遠是IBM先生：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某個社交場合為自己和公司賺取名聲。我從未想過像他那樣讓IBM佔據自己的全部時間，而且我還年輕，有精力同我的孩子們做些我父親從未同我做過的有趣事情。我將幾乎所有的周末都留給我的孩子，帶他們去放風箏、野營、駕船航行，我帶他們進行各種冒險，竭盡所能地讓他們感到快樂。
奧莉芙只有一個哥哥，所以總是很嚮往有個大家庭。20世紀30年代末，她曾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過一個大家族的生活：肯尼迪家族。儘管當時約瑟夫・肯尼迪——即肯尼迪總統的父親——已是駐英大使，但這個家族尚未被人們熟知。在偶然的機會下，奧莉芙同傑克（約翰・肯尼迪）及他的兩個妹妹在學校成為了朋友，她會在暑假的時候去海厄尼斯港同他們待上一段時間。我們家的周日晚餐會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從肯尼迪家仿效來的。奧莉芙會為每次晚餐會指定一個討論的話題——它可能是任何話題，從馬匹到日本——但話題只有一個，要是你想插得進話，還真得做一番功課。在肯尼迪家舉行的聚會上，談論的話題總是嚴肅的——政治、時事、國際新聞……討論由約瑟夫・肯尼迪大使親自主持，在一次討論中他做了這樣一件事情，給我妻子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那天討論的話題是某個社會名流，愛德華・肯尼迪——當時只有大概5歲——舉起手來說道：「他的頭髮卷卷的！」他的哥哥姐姐們聞言都捧腹大笑，但肯尼迪老先生咆哮道：「安靜！」然後他俯身看著小愛德華說：「你是個非常善於觀察的年輕人。」他有自己的一套辦法讓孩子們樹立自信心，這也是奧莉芙想要給予我們孩子的東西。
我們在格林尼治的房子有15個房間，總是被孩子們、寵物們和來訪的朋友們擠得滿滿的。房子里裝飾著我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古怪物件，像是從亞洲和拉丁美洲帶回來的各種帽子、太平洋上帶有舷外托座的小艇模型。房子後面是一片起伏的草坪，長著幾棵大樹，我在樹上系了一張戰時用來拖運物資的大網兜，讓孩子們爬著玩。我們還有一架出遊時使用的梅塞施米特式小型戰鬥機。甚至我還弄到了一艘小皮划艇，它曾經還撞壞過幾個行李箱，我們用它到附近的河裡或是緊挨我們房子的那個小湖泊上划船。
《生活》雜誌刊登我們一家照片的那年，我的兒子13歲，剛上寄宿學校。他是個結實的孩子，但很嚴肅，他的妹妹們經常抱怨說他老是想對她們指手畫腳。他喜歡和我一起在院子里露營，花上好幾個小時練習射擊；珍妮特11歲，有點愛做白日夢，對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很著迷，不過她的故事講得很好，帶著一種很有意思的幽默感，讓我想到我的母親；小奧莉芙比珍妮特小2歲，但更加自信，也更加活潑。其他的孩子們都管我叫「爸爸」，只有小奧莉芙喜歡對著我直呼其名，有時讓我挺惱火的；辛迪7歲，處處以小奧莉芙為榜樣，膽子很大；蘇珊4歲，是個甜美的小姑娘，成天抱著她的洋娃娃；最小的是海倫，剛剛1歲大，是個漂亮的小嬰兒，我對她還不太了解——我從來都不善於哄小嬰兒。
我們喜歡那些全家人都可以參與的運動。我們建了個網球場，想著大家可以邊打邊學。我們每個人都有輛自行車，周末的時候會全家一起騎車出去玩，我們那兩個十來歲的兒女要是在路上碰見了同學一準會抱怨說沒面子。到了冬天，我們的活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