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初的一天，我在華盛頓短暫停留，中轉換機，當時擔任華盛頓銷售處負責人的雷德・拉莫特到機場來見我。「湯米，」他用他特有的那種隨意語氣說，「美國人口普查局從雷明頓-蘭德公司買了一台UNIVAC，聽說不久之後他們還要再買一台。普查局的人都很興奮，為了給UNIVAC騰地方，他們把幾台我們的製表機推到角落裡去了。」當然了，我知道這件關於UNIVAC的事情，但人口普查局早在19世紀80年代就開始使用穿孔卡片機，那個地方一直堪稱「IBM的後院」。我心想：「上帝呀，我們還在這邊費心費力地研製國防計算機，那邊UNIVAC已經開始搶佔所有的民用計算機市場了。」我開始恐慌起來。
臨近黃昏的時候我飛回了紐約，立即召開了一個會議，一直開到深夜。當時整個IBM沒有一個人意識到電子計算機的巨大潛力，我們完全想像不到，哪怕百分之一都想像不到。但有一件事情是我們能夠想見的，那就是我們正在丟掉一部分生意。我們的一些工程師已經開始進行設計商用電子計算機的初步嘗試了。我們決定將他們的工作加以推進，以期生產出可與UNIVAC分庭抗禮的主打產品。
兩年半之後，這一產品終於面世了，那就是IBM702型機，不過當它尚在研製階段時，大家都管它叫作「磁帶處理機」。大家都能夠看到，IBM終於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跨過了父親所鍾愛的穿孔卡片機，繼續前行。
現在我們手頭就有兩個重大的計算機研製項目在同時進行。數支工程師小組三班倒地全天候工作。每個星期一的早晨，我會將其他所有事情先放到一邊，花幾個小時同項目負責人談話，督促他們的進度。IBM的員工發明了「應急模式」一詞來形容我們當時的工作狀態：那時候我經常感覺我們就像泰坦尼克號上的乘客。1952年的一個早上，麥克道爾來找我，帶來了一份國防計算機研製費用的最新分析報告。「你不會想看到這個的。」他說。分析報告上說，我們之前提供給顧客的報價太低了——低了足足一半。我們原本以為研製這種機器每個月會花費8000美元，而實際上每月的花費將在12000美元到18000美元之間。我們別無他法，只得登門造訪客戶，告知他們這一情況。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訂單竟然並未因此而減少。當時我真想高呼：「尤里卡！ 」顯然，我們發掘到了一處全新的剛性需求源。這些客戶對電子計算機的需求如此強烈，以至於我們把價格提高了一倍也沒把他們給嚇跑。
我們知道UNIVAC已經比我們搶先起跑好些年了。更糟糕的是，當時雷明頓-蘭德公司走的每一步棋似乎都高明無比。1952年的大選之夜，當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陣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II），展開對總統寶座的最終角逐時，一台UNIVAC出現在了CBS的直播現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同意使用這台計算機來預測大選結果。於是在主持人愛德華・R·默羅（Edward R.Murrow）、埃里克・塞瓦賴德（Eric Sevareid）和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kite）的引薦下，數百萬人們認識了UNIVAC，它被幾位主持人稱為「無與倫比的電子大腦」。它的表現堪稱完美——以至於操作它的人都不敢相信它預測出來的結果。選舉前所有的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兩位候選人勢均力敵，而UNIVAC只根據一小部分返還的選票得數就預測出艾森豪威爾將以遙遙領先的優勢獲勝。這個預測結果讓雷明頓-蘭德公司的人十分緊張，於是他們斷開了UNIVAC部分存儲器的連接，好讓它的計算結果同民調結果相符。而大選結果證明這台計算機是對的，於是在那個夜晚將要結束時，一位工程師出現在電視屏幕上，難為情地承認了自己對那台計算機動的手腳。雷明頓-蘭德公司的電子計算機因而聲名鵲起，當我們的第一台電子計算機面世時，我們發現人們提到它時總是管它叫作「IBM的UNIVAC」。
國防計算機，或者用它正式的名字來稱呼：IBM701型機，是在1952年12月製造完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它同當時已有的任何計算機都不一樣。我們從一開始就把它設想為一種商品，而非實驗室設備。所以儘管它的結構極其複雜，我們依然把它放在工廠里而不是工程實驗室製造。它的外觀也和其他計算機不同，因為我們有意將它設計得易於運輸和安裝。別的計算機都是由超大的支架和嵌板組成，運送的時候必須拆開來，到客戶的辦公室里再費勁地組裝好。比方說，UNIVAC的主機箱就有一輛小卡車那麼大。而IBM701型機是由獨立的組件構成，每個組件大概只有一台大型冰箱那麼大，可以放進普通的貨運電梯。到了用戶那裡以後，我們的工程師將這些組件拆箱取出，三天之內就能把它們組裝好交付使用，當時任何其他計算機要組裝好投入使用至少也得花上一個星期的時間。
推出IBM701型機時，父親想把所有IBM慣常使用的那些大張旗鼓的手段都用上，這也是因為我們需要將人們的目光從UNIVAC那兒吸引過來。於是我們將第一台701型機運到紐約，安裝在總部大樓的一層，並籌備了一場盛大的儀式。為了給這台新計算機騰地方，我們將那台SSEC拆掉了——父親那台龐大的「計算機之王」面世不過五年時間便慘遭淘汰的命運，這可以說明電子技術的飛速發展。701型機的揭幕儀式在4月舉行，150位頂尖科學家及美國商界領袖人物出席了典禮，其中包括晶體管的發明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傑出的現代計算機理論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美國無線電公司的總裁大衛・沙諾夫（David Sarnoff），還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老闆和通用電氣公司的老闆。儀式的主賓是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這位了不起的物理學家曾率領一支科學家隊伍研製出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他發表了致辭，將IBM701型機譽為「人類智慧光輝的證明」，我們還在新聞通稿中誇口說701型機將「為重大國防項目的攻關人員打破時間的桎梏」。
來賓們對這台新型計算機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國各地的報紙爭相報道這一新聞。不過最熱烈的反應還是來自那些數年來一直催促我們開始研製電子計算機的大客戶。現在我們已經推出了供科研使用的701型機，他們希望我們正在研製的商用計算機也能儘快推出。「別再費時間推敲了，」我在《時代》周刊雜誌社的朋友羅伊・拉森對我說，「把你們手頭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這樣我們也好決定要不要買台UNIVAC。」即使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公司一些負責穿孔卡片機業務的主管還在堅持，說研究電子計算機永遠不可能變得划算，但客戶們翹首以待商用計算機的事實幫助我推翻了他們的反對意見。九月份，我們公布了生產IBM702型機的計畫，接下來的8個月里，我們收到了50台這種機器的訂單。
與此同時，我將精力轉移到了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推銷活動上去。20世紀30年代，通過為公共福利計畫和新政項目提供穿孔卡片機，父親成功地將IBM發展壯大，躋身美國頂尖企業的行列。而在杜魯門及艾森豪威爾統治期間，美國並沒有這種大規模的泛社會性項目可供我們利用。幫助IBM登上計算機行業霸主寶座的，是冷戰。1949年蘇聯試爆了他們的第一顆原子彈之後，美國空軍便感覺美國急需一個尖端的空中防禦系統。他們還認為這個系統應該使用計算機——這在當時可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想法，因為當時的計算機依然停留在實驗階段。政府與麻省理工學院簽訂了一份合同，在那裡，一些全美最優秀的工程師擬定了一個計畫：部署一張由計算機和雷達運作的巨大防空網路，覆蓋整個美國，24小時運轉，計算出任何來襲轟炸機的位置、航線及速度。軍方將這個防空系統命名為「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簡稱SAGE。在此之前，美國的防空設施只有一些散布在各地的雷達站，觀測員在那裡用計算尺進行計算，然後用手繪製出飛行器的飛行路線。隨著科技發展，飛機的速度變得越來越快，要追蹤它們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一名空軍指揮官也許會同時從兩三個不同的雷達觀測員那裡得到訊息，每個觀測員都認為只有自己捕獲了敵機的動向，這些訊息有相當一部分是冗餘的。SAGE的設計初衷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混亂，指揮官能夠利用SAGE監控自己的全部轄區，並通過它向下屬的截擊機和高炮連下達指令。
一位名叫傑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的麻省理工學院工程師負責研製SAGE項目所需的計算機，他是個一絲不苟的人，和我年紀相仿，心中抱有這樣一個信念：計算機能夠做的事情超乎任何人的想像。1952年夏天，他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