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父親已年逾古稀，精神和體力都日漸衰退。他早上到公司的時間越來越晚，午飯後還要在辦公室隔壁的休息室里小睡上一兩個小時——他在那裡放了塊毛毯，午睡時好蓋在身上。秘書們替他保守著這個秘密，因為父親希望在人前保持精力充沛的形象。在公開場合出現時，他堪稱一位完美的演員：即使身體不適，他的腰板依然挺得筆直，走起路來同比他年輕三十歲的人一樣矯健。有時他真的好像能從工作中汲取能量。比方說我們一起開會，他跟我說他累得要命，必須躺下休息一會兒，可要是在走去電梯的途中遇到了某個久未謀面的人，他就會開始跟人家談起事來。他會站在那裡一氣不歇地聊上二十分鐘，就好像談話讓他完全恢複了精力。
可我知道，父親的身體大不如前了，我開始關注他的健康狀況。我們一起乘火車出差時，要是我半夜醒了，總會去看看他是否一切安好。我記得在一次從印第安納到華盛頓的旅途中，我探身進他的包廂看他，他卻不在那兒。我穿好衣服四處找他，最後發現他正沿著過道走過一節節車廂，身上穿著整套商務西服，系著領帶。我問道：「你沒事吧，爸爸？」
「沒事。我就是覺得有點不對頭，所以想最好起來走一走，不過我現在沒事了。」
也許他夜裡驚醒，覺得自己就要離開人世了。現在我知道所有上了年紀的人在某個時候都會產生這種感覺——在睡夢中突然驚起，惶惶然不知自己的生命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我想父親是需要通過散步驅散這種感覺。
1950年的一個晚上，我同他一起參加一個晚宴。就在那次宴會上，父親做了一次極其失敗的演講。宴會在巴爾的摩飯店舉行，共濟會將在宴會上給我父親頒獎。而他為答謝詞所作的準備只有草草寫下的幾點提綱，他覺得自己能夠就這幾點提綱展開演講，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76歲的人力所不能及的。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在台上徒勞無助地翻弄那張提綱，替他感到窘迫不堪。後來他問我：「我的講話怎麼樣？」
我說：「還行吧，爸爸。不過你要知道，像您這把年紀，作長篇大論的演講實在是太勞累你了。你真的應該少作些長篇演講了。」我向他說，他在商界有著如此崇高的地位，用兩三分鐘的精闢發言代替長篇大論豈不是更符合他的形象。在那之後，我盡己所能地避免讓他在公眾面前陷入尷尬境地。當次年的IBM年會臨近時，我明明白白地告訴他說，要是那些專好挑刺的傢伙提出過分的問題，就交給我處理好了。父親完全同意——他也意識到自己已經有些力不從心了。雖然私下裡他還是希望所有事情都由自己說了算，但每一年的年會上，他都讓我發揮比上一年更大的作用。
我從沒在心裡想過這樣的問題：「這個老傢伙什麼時候才會拱手讓位呀？」我記得有一次喬治・菲利普斯跟我聊天時說道：「你知道嗎，湯姆，你父親已經77歲了。好多人還沒到這個歲數就得心臟病或者癌症死掉了，而你父親挺到了這個年紀。要是那些毛病會找上他，早就找上他了。他可能會長命百歲呢。」我心想：「哎呀，要是那樣豈不是棒極了？」我從沒有感覺說：「噢，上帝呀，要是他還要活那麼久，那可真要了命了。」大多數時候，我的生活因為他而變得充實豐富，因為現在我能給我的老父親些許幫助，並因此得到他的感謝和讚賞。只有當我們之間發生極大的摩擦時，我才會回家對奧莉芙抱怨說：「我希望老爸趕緊退休。」總的說來，我希望父親留在公司。後來我和IBM的馬士基・摩勒（Mærsk Møller）私交甚好，他的處境幾乎同我如出一轍：都得頂著自己父親的壓力費盡心力地運營公司。他的父親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創建了A·P·摩勒-馬士基有限公司（A.P.Møller-Mærsk Gruppen），那是世界最大的船舶公司之一，馬士基從父親手裡接過了這家公司。老摩勒先生大概已有90歲了，身體日漸衰弱，不得不住進醫院。但他會從病床上一躍而起，徑直衝到辦公室，將馬士基之前下達的指令通通撤銷。馬士基的妻子曾經跟我說，要是老摩勒先生再活上幾年，住進醫院的人就該是馬士基了。但馬士基默默無言地忍受了這一切，因為他和我一樣，都對父親有著不變的忠誠。
我希望我同父親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我能走進他的辦公室，把腳擱在茶几上，同他分享我對IBM未來的思考。到1950年左右，我覺得我已經學會經營之道了。我知道我們正在做什麼，我有威廉姆斯和其他年輕人才的通力協作，我清楚我要讓IBM沿著什麼方向走下去。但父親依然不肯放手讓我一個人走。我依然只是個執行副總裁，而且他非常明確地表示，要是我想擔負更大的責任，必須同他鬥爭到底。一次我忍不住抱怨他對我的苛刻，這時父親咆哮道：「我沒有多少時間教你了，這是我知道的唯一能在短短時間裡教會你一切的辦法。」他下定決心繼續這樣對待我，直到我通過了他的檢驗，如同生鐵淬火，成為依照他的模子鍛造出來的又一個他。
父親經常會在我辛苦工作一整天，快要下班時把我叫去見他。他真的是卡著下午五點那個點這麼干，要是我想趕上回格林尼治的火車，就得在那個點下班。我正要拎包出門，蜂鳴器響了，接下來我就得坐在那裡，渾身疲憊不堪，聽父親宣布一項決定，比如：「我打算派法韋爾到卡拉馬祖市去。」而毫無疑問，這肯定是同前一天我們商量好的結果截然相反。
我會說：「爸爸，你看，這件事我們已經討論過了，我們都覺得派法韋爾到卡拉馬祖市去不是個好主意。」
「嗯，但我又想了想，改了主意。」
「可是我已經告訴了法韋爾——」
「你就不該那麼做！」他會說。於是，一場激烈的爭吵就這樣展開了。
我們最激烈的爭吵不是發生在辦公室——辦公室外面的人可能會聽見，我們最激烈的爭吵都是發生在東75大街我父母的房子里。要是我晚上需要在市內參加宴會到很晚，或是第二天清早有個會議安排，有時我就會留在爸媽那裡過夜，而不是急匆匆地往返于格林尼治。我會睡在戰前屬於我的那間卧室。現在回想起來，我不是很清楚自己為什麼會一直那麼做。要知道，對父親而言，那所豪華的房子代表了他一生的所有追求；而對我來說，它帶給我的只有我身為一名IBM推銷員時不愉快的記憶。
爸媽晚上還是常會出去參加一些社交活動，不過我有鑰匙，能自己開門。一貫節儉的母親依然不留僕人過夜，除了門廊里一個昏黃的10瓦的燈泡以外，房子里其他的燈也都關著。所以我進門後總是先打開幾盞燈。客廳里有著漂亮的大理石旋轉樓梯，牆上掛著大幅油畫，風格都是父親喜歡的——暗色調的風景、懶洋洋的奶牛。二樓有間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著鑲板牆壁，放著大大的扶手椅，罩著醬紫色的椅套，當然了，還有必不可少的波斯地毯。桌子上滿滿地擺著家庭成員的照片和世界各國領導人題贈給父親的照片。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和溫斯頓・丘吉爾首相的照片被尊敬地擺放在壁爐台上。
我的房間在第三層，它布置得很簡單，但十分舒適；看上去就像一間普通的客房。我總是直接上床睡覺，等爸媽參加完晚宴回家時，我早已沉入夢鄉。父親會借道晚安的理由把我叫醒，他會在我床邊的椅子上坐下，問問我這天過得怎麼樣，寒暄幾句後他會話鋒一轉，說：「順便提下，兒子，我想再跟你討論一下西部銷售區的那件事情。」
我也許已經在這件事情上花費了很長一段時間，剛剛把它給解決掉，但父親從來不管這個。他會這麼說：「我對這事的處理方式一點也不滿意。」這就像我千辛萬苦一磚一瓦搭好了一堵牆，然後他毫不留情地推上一把，於是整面牆就在我面前轟然倒塌。我深愛著坐在我面前的老頭，他知道這一點，但我實在沒有時間或是精力重新搭建他不管不顧推倒的牆。所以每到這時，我會立刻從睡夢中清醒過來，準備迎戰。
贏得這場戰鬥的最好策略也許是讓他自己偃旗息鼓。要是當時是上午9點，我剛剛休了一個星期的假回來，也許我能心平氣和地跟他說：「讓我再考慮一下。」可事實經常是我言辭激烈地進行反擊，於是引發一場徹頭徹尾的大戰。他會氣得滿臉鐵青，下巴不斷哆嗦。所有的舊賬都會被翻出來，他會毫不留情，而我也寸步不讓。
母親會聽到我們憤怒的吵嚷聲——「現在讓我來告訴你些事情！」「不許那樣跟我說話！」——這可能是在凌晨1:30，最後母親不得不從床上爬起來勸架。我還記得她站在我卧室門口的樣子，穿著睡衣，頭髮睡得亂蓬蓬的。她從來不偏袒任何一方。她只會說：「你們就不能各自去睡覺么？」
這樣的爭吵經常在淚水中收場。父親和我會互相擁抱——然後筋疲力盡地各自上床睡覺。我們總是發誓再也不這樣吵架了，但不出兩三個星期，我和父親之間又會出現意見不合，繼而不斷升級，直到爆發又一場白熱化的爭吵。有時想想我會覺得很奇怪，兩個人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