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漸漸展露的頭角開始讓父親不安。他想讓我成為IBM未來的領導者，又不甘風頭被我搶去。所以他對我的態度頗為矛盾。我不在場的時候，他會對我大夸特誇，告訴人們有朝一日我肯定會接掌公司。可要是他看到我做成什麼事情——像是我上台講話而他在底下做聽眾，或是他在報紙上讀到我成為某個慈善協會董事的消息——反而會不置可否。我沿著他期望的方向走下去，到頭來卻發現他對小湯姆・沃森揚名立萬這事感覺不是很舒服。我從不知曉父親還有這樣一面。在我讀書那些年裡，我成日渾渾噩噩、成績堪憂，他給予我的全是愛與支持。當我成為一名初出茅廬的推銷員時，他給予我那麼大的幫助，簡直讓我局促不安。當我步入商界，他悄悄地關照我，讓我一路順風順水。但當涉及到了權力——將千萬人命運握於掌心的真真切切的權力時，父親可謂錙銖必究。
這就是1948年時我為何如此沮喪的原因——當時在我看來，父親似乎有意將半個IBM傳給我的弟弟。那時我已是IBM的副總裁，而迪克在從部隊退役後回了耶魯念書，主修國際關係，拿到了學士學位。畢業後他進了IBM，父親表現出此等意向時，迪克在公司的時間尚不足一年，還是個剛剛起步的推銷員。我自然將他看成公司里的小字輩。但父親年紀漸長，自感來日無多。他夢想著將來兩個兒子能夠同心協力地經營IBM。當75歲生日漸漸臨近之時，他感覺可能沒有時間讓迪克接受我所經歷過的那種艱難歷練了。他必須儘快為迪克鋪好路，既能讓我們兄弟倆一起工作，又不至於產生太多爭鬥，因為總有一日他不能再擔任我們之間的仲裁者。
在我作出了一些自己的成就之前，許多年裡，我一直為迪克比我出色的念頭困擾。儘管他比我小5歲，但我覺得他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強。他進了耶魯，而且成績比我在大學的表現好了不止一星半點。他在運動方面也比我出色。他生來就能言善辯，待人接物讓人挑不出毛病——同我相比，他舉止優雅，大方得體，富有魅力。他能說會唱，嗓音優美，聚會表演總少不了他。看到迪克如此出色，總讓我覺得自己很不成器。我想人們之所以對他讚不絕口，是因為他達到了父親的期望，而我沒有。但當我在戰爭期間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後，便不再那麼嫉妒迪克了。此時的我有著自己的遠大抱負，同時也對迪克滿懷手足之情。他是我的弟弟，我希望他也能有所成就。我的不滿只針對父親——他看待我們兄弟倆似乎毫無二致，這讓我相當惱火。要知道戰前我就已經在IBM幹了三年，戰後又幹了將近三年——這些年我過得可不總是很愉快，但我覺得多少能在我的資歷上添上一筆——而迪克，來公司不過八個月，父親就把整個世界放在盤子上端給他。
父親的想法是把IBM在美國的業務交給我，其他的都歸迪克。為了給迪克設一個位置，他把我們在六個大洲的辦事處和工廠合成一個子公司，稱為「IBM世界貿易公司」，父親晚年為之傾注了極大心血。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那是父親漫長的商界生涯中最令人驚嘆的成就之一。迪克正如父親希望的那樣擔負起經營它的重任，表現得無可挑剔，使其處處符合父親期望。而我在父親首次提出這一想法時就以比往常任何時候都要激烈的態度站在他的對立面。我的反對如此強烈，以致父親差點與我斷絕關係。
二戰末期，我們在國外的生意相當冷清。當時IBM在海外的辦事處和工廠數目頗為可觀——在78個國家設有辦事處。不幸的是，這些辦事處取得的收益遠不如它們的數目來得讓人印象深刻。打個比方，1939年IBM的利潤只有1/8來自那些海外辦事處，不用說，在戰爭期間這一比例更是一路下滑。所謂的「海外部」的業餘同我們國內業務的一派欣欣向榮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但父親卻不這麼想。我還記得在1946年春天的一次會議上親眼看到查利・柯克和喬治・菲利普斯因為我們海外業務的悲慘境況而遭到父親的嚴厲指責。父親將之稱為「奇恥大辱」，這麼說其實並不公平，因為海外銷售量最大的份額總是來自歐洲，而歐洲當時已是一片廢墟。會議結束時，父親宣稱我們必須把海外部建設成為一個獨立的子公司，使其自負盈虧。但他沒有下達具體的指令，因此大家都覺得他不過是說說氣話而已。
幾個月之後我想出了一個主意，能夠解決我們歐洲市場不景氣的局面。我們遇到的問題並非產品沒有市場；我們有許多客戶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他們急需穿孔卡片機。而我們的海外辦事處卻發現自己對此幾乎無能為力——因為物資緊缺和各國普遍實施的進口管制，這些辦事處沒法弄到新的機器，都處於癱瘓狀態。一天午夜我躺在床上，突然靈光一閃。我坐起來說道：「現有的機器！」美國軍方之前向IBM交還了他們已不再需要的穿孔卡片機，我們將這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機器——有些上面還帶著戰場的硝煙塵土——送到歐洲的工廠進行翻新。起初大家還擔心我們海外辦事處的僱員會覺得拿這些髒兮兮的二手機器出去賣很丟人。但當他們看到這些機器經過幾個小時的整修，再上了一層新漆後，儼然很拿得出手的樣子，便欣然接受了。
對父親設立一個世界貿易子公司的想法，我沒再多想。但過了一兩年，也就是迪克進了IBM後，我忽然注意到我們國外的辦事處將大部分利潤用於重新投資而不是上交到紐約的總部。我是因為公司需要資金髮展國內業務才發現這件事情的——擴大機器租賃業務需要大量現金。當時負責海外部的是個身材高大、為人和氣的人，名叫喬・威爾遜（Joe Wilson）。我把他找來，問他海外辦事處的利潤都到哪兒去了，他回答說我父親給他下過指示，要他努力擴展海外業務，使之儘快達到國內業務的規模。我覺得這實在愚不可及，但父親對我的意見充耳不聞。沒過多久，我又聽到父親再次談起將國外業務獨立出去的想法。他希望海外子公司有自己的行政部門、自己的董事會以及極大的自主權——好去做他所期望的那些大事。他提出一個天馬行空的想法：「美國的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的6%，世界上其他地區佔了94%，總有一天IBM世界貿易公司將比IBM美國公司做得更大。」
許多人，比如說我的朋友阿爾・威廉斯，覺得這個看法十分深刻，而我卻認為父親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太天真了。在美國國內，我們機會無窮同時風險很小，而在國外的話，很難想像我們能有所作為。比如說拉丁美洲，似乎就是個無底洞，那裡許多國家施行的經濟政策使我們幾乎難以賺回一塊錢。在歐洲，雖然那些二手機器大受歡迎，但我們的業務離正常開展還差得遠。歐洲的貿易依然處於癱瘓狀態，馬歇爾計畫還在構思階段，我們連什麼時候可以重新開始製造機器都尚未可知。
父親為此想出了不少解決辦法，從中可以看出他是個多麼足智多謀的人。他專為IBM在歐洲的辦事處想出一招，讓它們自己進行跨越國界的自由貿易。他經由IBM建立起了一個共同市場，要比歷史上歐洲共同市場的建立早了10年 ——而且不像歐洲共同市場，父親建立的這個共同市場從一開始就運轉良好。我們設在歐洲的工廠不像設在恩迪科特或波基普西的那麼規模宏大；最大的一個廠子大概只有二百個工人，其他那些與其說是工廠倒不如說是車間。在父親的安排下，這些小廠子互為倚靠。他制定了一條簡單的規則：每家工廠製造的部件不僅供應本國市場，還要出口。具體說來就是法國生產穿孔機部件的工廠其產品60%用來製造供應法國市場的穿孔機，剩下的40%則出口至其他國家的裝配線——比如說義大利或德國。通過出口這些產品部件賺取的外匯信貸資金，可以用來進口其他種類的零部件，比如一家設在荷蘭的IBM工廠所生產的零部件，因為關稅壁壘如此之高，我們只將完整的機器出口至一些沒有設廠的小國家，而很少有IBM的機器全部是在最後組裝成型的那個國家裡生產出來的。比起那些局限於一個國家的公司，這種跨國貿易的方式能使我們的經營規模更大，效率也更高。
在把世界貿易公司交給迪克之前，父親作出的第二個重大創舉是僱用了許多落魄貴族，利用他們的人脈關係重新開拓我們在海外的業務。父親一向對出身高貴的人頗為屬意，而到那時他已經有了足夠的名望，能夠吸引那些人在需要工作時加盟IBM。儘管歐洲絕大多數國家的政體都發生了變化，但父親知道貴族的名頭能促進我們產品的銷路。有時他找來的人是徹頭徹尾的廢物，但大部分都很不錯。負責整個東歐地區的業務是一位羅馬尼亞的達貝克男爵（Baron Daubek），他的來頭如此之大，甚至敢飛進「鐵幕」 之後，向那些接管我們分公司的傢伙收取租金。我們僱傭的另一位貴族是克里斯蒂安・德・瓦爾德內男爵（Baron Christian de Waldner），他是個法國胡格諾教徒，後來成了著名的「法國IBM先生」。他外表柔弱、內心堅韌，把IBM法國分公司辦成了法國最大的公司之一。只要是為了他眼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