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因為在《美國名人辭典》（Who''s Who in America）中佔據著迄今為止最長的篇幅而赫赫有名——他名下的詞條有16英寸半那麼長，也就是40厘米。小號的精美字體羅列著他在各個俱樂部、協會、基金會中擔任的頭銜以及名譽學位、授勛情況。我懷疑以後是否能有人打破他的這個紀錄，我自己更不用說了。經營IBM大概只佔用了他一半的時間，其餘時候他都在從事社會活動，打著世界和平或者IBM公司——乃至他本人，托馬斯・J·沃森的旗號，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此時現實生活中的他顯赫得就像我在兒時想像出來的那個父親形象一樣，但他依然沒有停下趨奉達官顯貴的腳步，比方說，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幾年前我得到機會翻閱了父親在FBI的檔案卷宗，裡面絕大多數是二戰後他同這位FBI局長大人的通信。看過之後我不禁啞然失笑。我父親對胡佛的恭維之詞簡直如同連珠炮一般——又是祝賀他獲得了英王喬治的授勛，又是恭喜他獲得了榮譽學位，就連他被一個兒童慈善會評為1950年「年度好哥哥」也寫信去道賀一番。父親空閑的時候，總喜歡拿著報紙琢磨，一旦發現哪位顯要人物有什麼好事就立馬發去賀電，其中有些人他甚至都還沒見過。還有一件他樂此不疲的事情就是，每當IBM發行的報刊提到了某位名人，他就會把那期報刊寄去一份給那位名人。當然了，所有這些都只是一種推銷技巧，而父親終其一生都在這麼做。
不過父親在社會活動中取得的絕大多數成就都是實至名歸，都出自對全人類利益的真誠關懷。他對聯合國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認為它能在國際聯盟和國際商會未竟的事業上有所成就。二戰一結束，他又開始為「以世界貿易促世界和平」的運動四處奔走。他說：「如果商品和勞工能夠在各國之間正常流通，就沒有必要派遣士兵跨越國界線了。」他在《思考》雜誌上發表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社論，在其中的一篇里，他把第一屆聯合國大會的開幕比做全人類的「第一天開學」。他這樣寫道：「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應該清楚地了解，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國際會議。」
父親從未擔任過聯合國的任何職務，但多年以來，不斷有政治家、外交官前來向他討教，藉助他巨大的影響力促成許多事情。他不斷地作為東道主為聯合國成員舉辦招待會和晚宴，IBM公司的職員也常常為聯合國的事務奔忙——從籌劃公共教育實施計畫到為來訪的達官顯宦排定宴會的座次、安排欣賞百老匯演出的包廂，大大小小，不一而足。聯合國最早的兩位秘書長特里格韋・賴伊（Trygve Lie）和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ld）都曾親臨IBM公司，到父親的辦公室拜會過他。1946年的時候，甚至連溫斯頓・丘吉爾都點名要見父親一面。他們在佛羅里達州碰了面。父親當時正在那裡度假，而丘吉爾則是經由此地前往密蘇里州富爾頓——他就是在富爾頓發表了那篇著名的鐵幕演說：「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了。」
父親與羅斯福總統私交甚篤，卻對杜魯門入主後的白宮敬而遠之。父親和杜魯門有許多共同之處——二人都是出身貧寒農家，都有著堅定而樸素的思想，推崇勤勞、誠實的價值觀——但我覺得父親似乎把杜魯門和他那些粗魯的密蘇里州朋友們視為整個國家不進反退的象徵。父親在表面上還是對杜魯門很尊重的，但同大多數不希望杜魯門在1948年大選中獲勝的美國人一樣，父親私下底刻意保持著同他的距離，甚至在杜魯門擊敗了托馬斯・杜威（Thomas Dewey）成功連任總統後也是如此。不過我家裡其他人都與杜魯門家很熟。我妹妹簡在戰爭末期認識了杜魯門總統的獨生女——瑪格麗特・杜魯門，她們兩人很快成了朋友。1949年簡出嫁時，瑪格麗特為她舉行了婚前派對，並在婚禮上做她的伴娘。我弟弟迪克戰後回到耶魯念書，當時正在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也同瑪格麗特玩得很好。他曾在紐約陪瑪格麗特看戲，還在許多個周末去華盛頓看她，報紙上那些八卦欄目沒少拿這些事做文章，但他們真的只是單純的朋友關係。
杜魯門當政的那些年裡，父親努力經營著同另一個人的關係，此人在他看來同羅斯福一樣偉大，那就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1946年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知道艾森豪威爾不滿足於美國陸軍參謀長的職位，各大勢力都在競相拉攏他。資本家們高薪聘請他去經營公司，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有意提名他為本黨的總統候選人。但沒有一個人知道艾森豪威爾的政治意向——事實上，在羅斯福總統去世後，其遺孀埃莉諾・羅斯福和孩子就曾試圖讓艾森豪威爾代表民主党參加競選，就連杜魯門也表示了對此事的支持。但艾森豪威爾對所有的提議通通回絕。他不想步入商界，又說自認為職業軍人不宜位居高級公職。
父親在戰爭剛剛結束時經人介紹認識了艾森豪威爾，兩人一見如故。艾森豪威爾對商界人士素有好感，而且他對美國未來的樂觀看法與我父親的觀點十分契合。而我父親從這位將軍身上看到了眾人未曾了解的閃光之處：艾森豪威爾胸懷抱負，還不是一般的抱負——他感覺自己背負著美利堅給予他的極大恩德，他想尋找一種最好的方式來報答這恩德。艾森豪威爾出身於堪薩斯州，家境貧寒，一步步成為二戰中的偉大英雄，當上了盟軍在歐洲戰場的最高司令官。他希望將和平及美國的生活方式傳播到全世界，卻不知道該從何做起。
父親正是從此入手，在他的安排下，艾森豪威爾接受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出任該校校長，此舉使艾森豪威爾得以完成向平民生活的轉變。父親是哥倫比亞大學重要的贊助者，又是校董會的副主席。二戰末期，哥倫比亞大學原校長、著名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因年長體弱已不堪重任。校董會的絕大多數成員希望再找一位教育家來接替他。父親對此並無異議，但他覺得艾森豪威爾將軍能為哥倫比亞大學掙得的聲望要比任何一個專職教育家都大得多。
於是，父親說服校董會讓他前往五角大樓向艾森豪威爾提出這一邀約。他對艾森豪威爾說：「你是一位偉大的英雄，而我代表一所偉大的大學而來，我們想請你出任校長。」
將軍答道：「你找錯人了吧。你該去找我弟弟米爾頓才對。」他弟弟當時是堪薩斯州立大學的校長。父親鍥而不捨地請求了將軍一年多時間。最後，在1947年春天，艾森豪威爾終於答應了。他和我父親一起管理哥大，直到三年後前去出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盟軍統帥才離開學校。在哥倫比亞大學時，艾森豪威爾喜歡將我父親稱為他的「夥伴」，並從我父親身上獲益良多。在我父親以及其他著名企業家——諸如通用電氣的CEO菲利普・里德（Philip Reed）、可口可樂的威廉・魯賓遜（William Robinson），以及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幫助下，艾森豪威爾開始出入一些俱樂部、參加了適當的委員會，知道了哪些社交邀約應該接受，哪些必須婉拒。後來，艾森豪威爾加入了共和黨，父親逐漸淡出幕後，因為他是個忠誠的民主黨人。但要說到幫助艾森豪威爾為入主白宮做好準備，我父親功不可沒。
儘管我從未想過有朝一日能與父親並駕齊驅，但也希望有一天能夠代表IBM站在世人面前。從小父親就向我灌輸這樣的思想：對一名企業領導者來說，他在公司之外做的事情與在辦公桌上處理的業務同樣重要。我對此深信不疑。於是我也開始在公司之外參加慈善活動、結交知名人士，以樹立自己的名望。二戰結束後，父親為我安排了諸多參與此類活動的機會——都是與當時才疏學淺、囊中羞澀的我頗為相稱的事情。像是有一次，我接到時代公司總裁羅伊・拉森（Roy Larsen）打來的電話，他請我在1948年紐約城市聯合基金募款活動中幫忙，當時他是基金會的主席。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又不住在紐約市裡，為什麼要去？」但我馬上想到：「他可是個大人物，年紀正在我與我父親之間。同他一起工作我能學到些東西，還可以結識參加募捐活動的其他重要人物。」結果正是如此。此後數年間，我被邀請參加了紐約男童子軍委員會的活動，最後還當上了該委員會的負責人；我還參加了旨在推進聯合國事業的聯合國協會。
得到參加這些活動的機會並不難，因為我是托馬斯・J·沃森的兒子。對我來說，難的是在會場上表現自如。父親那個人彷彿天生就應該活在聚光燈下。我見過無數次他在紐約參加會議和晚宴時的表現。他會站起身來，四處應酬，只要某張桌上有他認識的人，他就會走過去寒暄，同每一個人握手，特別不忘到IBM的席位上同員工及其家屬打招呼——哪怕他的座位在主席台上也不例外。他一晚上能見過400人。而我卻不一樣：我既不喜歡發言，也不喜歡參加晚宴，對在雞尾酒會上與別人閑談這事也很發怵——我在這些場合表現得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