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期間，我基本上和IBM沒什麼干係。每年我會同父親見上幾面，但我們從不談論生意上的事情。只是要避開IBM並非易事，因為當時整個軍隊的運轉都開始依靠IBM穿孔卡片——戰爭的規模開始變得如此龐大，戰況錯綜複雜，所以簿記工作必須在戰場上即時完成。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我曾去過某個剛從日本人手中奪回的太平洋環礁島，那裡我發現了一部制定軍人薪資表用的便攜穿孔器（這是我弟弟迪克的發明的，當時他是陸軍軍需部隊的少校，他想出這個將穿孔卡片機放在軍用卡車上以便在戰區使用的主意）。IBM的穿孔卡片記錄著轟炸結果、傷亡情況、戰俘人數、人員調動以及軍需供應。每個應徵入伍的人都有一份用穿孔卡片記錄的檔案，從入伍、分配、軍訓、服役直到退役，穿孔卡片將紀錄下他全部的軍旅生活。還有許多絕密的任務用到IBM的機器。中途島海戰之前，IBM的設備被用於破譯日方密碼，以便搜捕海上的德國U型潛水艇。
為軍隊和國防部軍需部門生產穿孔卡片機就已經會讓IBM的工廠滿負荷運轉。而IBM還被交予生產軍械的任務——裝備在戰鬥機上的機關槍、步兵卡賓槍、轟炸瞄準器、防毒面具以及三十多種其他的軍用品。為了完成這些任務，父親在波基普西市建了一個新廠，同時將IBM在恩迪科特的工廠規模擴大了一倍多。在戰爭中期，IBM工廠三分之二的生產能力全部投入到生產軍械設備中去了。
父親完全能靠這筆生意賺上好幾千萬美金，但他絲毫沒有動心。他對靠生產軍械賺錢件事非常介意，這既是出於道德，也是出於對IBM公司形象的考慮，他不希望別人指責公司發戰爭財。於是他立了一條規定：IBM靠生產軍需品獲取的利潤不得超過公司總利潤的百分之一，因此戰爭期間，IBM每年的利潤都與1940年時持平。同時他還按比例將自己收入中代表戰時額外增加生意的那部分拿出來，建立了一個基金，用於資助那些應徵入伍不幸陣亡的IBM員工留下的遺孀。
儘管如此，二戰依然使IBM獲益良多，它將IBM推至真正企業巨頭的行列。戰爭期間IBM的利潤比例沒有提高，但銷售額卻翻了三倍——從1940年的4600萬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4億美元。戰爭還讓父親看到，IBM能夠做到快速擴張同時不失自己的特色。只需要幾個從恩迪科特抽調來的熟練員工，他就能在波基普西雇上2000個新人，向他們灌輸IBM的價值觀，讓他們很快投入生產。他對這支他稱之為「農場工人、小職員、藝術家和教師」組成的生產隊伍非常自豪。這一成功將父親的胃口刺激得更大，以至於在1944年他表示當戰爭結束和平時期來臨時，他也無意讓IBM的生產規模縮小到戰前水平。
父親不辭辛勞地向那些服役的IBM員工給予支持。除去軍隊的薪資以外，每個參軍的員工還能在IBM領到相當於平時四分之一的工資；每到聖誕節，父親會給每人送去一個裝著食物和禮物的包裹；他還時不時給大家寄件毛衣或手套什麼的。他這麼做部分是出於愛國之心，部分則是出於商人的精明——他希望那些熟練工將來能回IBM工作。我像其他人一樣得到了IBM的戰時工資和愛心包裹。還有公司的內部報紙《商業機器》，不管我身在何處，每周都會送抵我手中。這份報紙上滿是IBM如何支持美國參戰的消息。此外還會有父親在彩旗環繞中為又一個新工廠剪綵的照片，剪綵現場還有來自紐約大都會劇院的樂隊和女歌唱家助興。
我總是回絕父親讓我去恩迪科特參加慶祝活動的邀請，我同布拉德利將軍共事得越久，就越想將空軍作為我的終身職業。我們離開蘇俄時曾預想很快會回去幫著監管西伯利亞航空運輸計畫的運作。但蘇俄方面突然將美國擯棄於此事之外，同時布拉德利的軍旅生涯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折。1942年聖誕節後的一天，我正同他待在五角大樓，白宮突然打來電話。布拉德利將軍被要求前去面見當時總統羅斯福最得力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布拉德利帶著我一同前去，我們在總統辦公室對過的白宮側樓簽到，霍普金斯在這裡有個帶著卧室的辦公區域。這是我第一次去白宮，我覺得能見到霍普金斯真是棒極了，因為他的地位僅次於總統本人。當時霍普金斯正經受嚴重的胃病折磨，同我們握手之後他便伸展身子躺到一張長靠椅上，腳抬起來靠著牆。「請見諒，」他說，「只有這樣我才覺得舒服些。」
布拉德利在他面前坐下，我站在一邊，手裡拿著筆記本。布拉德利說：「這位是沃森上尉，我帶他來是因為他速記做得很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們談話的時候他就坐在這裡。」
「哦，我不介意。你同湯姆・沃森有什麼關係么？」
「我是他兒子。」
「那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認識湯姆，他是羅斯福在商界唯一的朋友。」
接著霍普金斯轉向布拉德利。「你可能認識海軍上將斯坦利，我們駐蘇聯的大使，他馬上就要離任了……」
我們在那裡待了大概兩個小時，我記了厚厚一沓筆記。他們談到了蘇聯，同時，儘管霍普金斯沒有直說，但話里話外的意思顯然是布拉德利將得到駐蘇聯大使的職位。霍普金斯對布拉德利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確信總統將在幾天內聯繫你。」在我們驅車返回五角大樓時，布拉德利問我：「如果這事定了，你願意同我一起去俄國嗎？」我將此看成對我的莫大讚賞，自然忙不迭地答應。
接下來的四天我們什麼都不幹，一直在等電話。最後，過了大概兩個星期，布拉德利問我：「你怎麼想？」
「我猜這事沒戲了。」
「我也是這麼想的。」
羅斯福總統最後將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派了出去，這時駐蘇聯大使的職位已經空缺了大概五六個月。不過我當即就敏銳地覺察到是什麼原因，使布拉德利被排除在這項任命之外——他有些貪戀女色，所以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官員們反對他出任這一職位。
我們在俄國時，布拉德利住在斯帕索大宅，那是美國駐蘇聯大使館所在地。三十多年後，當我成為駐俄大使，有時會走去他曾住過的房間，靜靜地坐下，懷念我的朋友——他曾為我做了那麼多，後來當他與自己夢寐以求的機會失之交臂又是多麼令人遺憾。
在放棄等待羅斯福電話的希望後，布拉德利前去找空軍指揮官哈普・阿諾德（Hap Arnold），以求另外的職位。阿諾德讓他出任新設的空軍監察員一職，也就是後來大家所說的總監察。這意味著布拉德利成為解決疑難問題的總指揮，當時美國航空部隊在世界各地的總人數已經超過一百萬。布拉德利讓我接著擔任他的專機駕駛員，並為我安排了一個技術監察員的職位，主要職責是到各個空軍基地巡視，看看飛機是否得到良好的維修保養。儘管這樣的話我們就得常駐華盛頓，遠離戰場前線，但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職位。自從我們失去第一個孩子後，奧莉芙情緒一直非常低落，我想多陪陪她。
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我飛往美國各地執行各種督察任務，每隔一周或十天後就會回到奧莉芙的身邊。我們在弗吉利亞的鄉下租了一幢小房子，第一次真正地共同生活。出差之後，回家的感覺特別美好。我總是將飛機壓得很低，從我們家的屋頂上方掠過。等我在博靈機場降落，將飛機入庫停好時，奧莉芙已經開車到機場大門口等著我了。後來我們在更靠近城裡的地方租了一間公寓，這樣我不在的時候奧莉芙就能找人說說話了。我們附近也住了一對夫婦，埃利奧特・諾伊斯（Eliot Noyes）和莫莉・諾伊斯（Molly Noyes）。埃利奧特是一個富有想像力的人，當時正參與航空部隊的滑翔機設計計畫，他後來成為了世界著名的工業設計師之一。他眼鏡的鏡片猶如啤酒瓶底那麼厚，以至於我在得知他也開飛機時著實吃了一驚，不過我猜想航空部隊選擇對此視而不見，是因為當時滑翔機駕駛員實在太難得了。
從許多方面來說，奧莉芙和我同其他剛步入婚姻生活的平常夫妻沒什麼兩樣，吵架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為錢。我對我們的富有程度一無所知，因為父親到此時依然將我那筆信託基金的數額保密著。在我看來，奧莉芙和我的收入相當過得去——我經過努力已升至中校，算上飛行補貼的話每個月大概能有750美元的薪資，此外每月還從那筆信託基金處得到150美元的收益，再加上IBM支付的一百多塊戰時工資。但我至今仍保存著當時的一本賬本，上面記錄了我們的食品雜貨開支、支付給每周來一次的清潔女工的工錢，還有這樣那樣的花費，每到月底我們總出現六七美元的赤字。過去我總不情願同奧莉芙提到這個事實。她已經竭盡所能地勤儉持家了，每次我一開始念叨月復一月的入不敷出，她就表現得很是抵觸，無人敢觸其鋒。有一兩次我很想向父親開口求援，但最終還是沒有。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