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身在前往歐洲的船上時，父親榮幸地參加了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登基後的首次晨會。我有一張父親大步走過白金漢宮前庭的照片。他為出席這一隆重場合而盛裝打扮，穿著宮廷禮服、及膝短褲、黑色長筒襪和漆皮鞋，胸前掛著一排勳章，都是由與IBM有生意往來的各個國家授予的。從前的縫紉機推銷員，現在大名鼎鼎的托馬斯・沃森來了。
與此同時，我在漂洋過海的途中認識了一位美人，那是一位來自芝加哥的模特，正同她母親一起旅行。我對這位姑娘一見傾心。當船駛進南安普敦港時，我前去向她告別，話到嘴邊卻化成深深熱吻。那大概是早晨七點，當我走過甲板準備上岸時，經過的每一個人都在笑我。我很慶幸當時沒有照相機把這一幕記錄下來。
我在柏林同父母及赫伯特・休斯頓會合時，國際商會1937年度代表大會已經開幕了。國際商會在當時被視為商業界的國際聯盟，它的宗旨可以用父親提出的一句口號概括：「以世界貿易實現世界和平。」那年的大會有1400名代表參加，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許多人都寄希望於像父親那樣的國際貿易商能夠阻止戰爭的爆發。
柏林的氣氛非常緊張。希特勒已經在萊茵蘭重新布設好軍事力量，大規模的擴軍正在進行之中。就在我抵達之後，母親告訴我們說，她的朋友韋爾特海姆一家正要離開德國。韋爾特海姆家族擁有柏林最大的百貨公司之一，當1935年納粹分子在柏林大街上橫行肆虐、打砸猶太人店鋪時，他們家的商店也在受襲之列。我們認識的德國人在提到那次暴力事件時只是不屑一顧地說：「哦，那是挺糟糕的，不過你知道啦，現在的年輕人就那樣。」而母親卻十分震驚。為了保護自己的生意，韋爾特海姆先生已經將商店轉到了自己妻子的名下——韋爾特海姆夫人可是如假包換的雅利安人，但他們還是對未來感到擔憂，決定離開。因為政治壓力而放棄偌大的家產，這樣的事情對我來說難以理解。韋爾特海姆一家最後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出售了商店，把所有家當裝在六節車廂里，遣散了所有員工，乘著火車去了瑞典。
我還記得和IBM當地經理一同走過柏林要道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 Avenue）時的情形。我們經過柏林總理官邸（德語：Reichskanzlei）時，我看到了頭戴鋼盔的制服軍人。再往前走了一會兒，我看到了蘇聯國際旅行社。因為想為即將進行的遠東之旅獲取一些相關信息，我走了進去。與我同行的IBM當地經理漫不經心地跟著我進去了，但當他環視四周，意識到自己身在何處時，他立刻退出門去。當時德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已經劍拔弩張，他不想冒這個風險被別人看到自己站在蘇聯人的地方。我還參觀了日本大使館，休斯頓帶我參加了一次在那兒舉辦的招待會。那是棟漂亮的建築，我們站在花園裡品茶，這時一位德國外交官得意洋洋地告訴我們說，這地方原本屬於一位富有的猶太人，現在那人已經流亡他國。在場的諸人聽聞此言後都沒有發表異議，我卻暗暗地想著那位猶太人在自己家宅被強佔時心裡會是何種感受，那些德國人的無動於衷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父親的樂觀心態讓他看不到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儘管德國人歡迎國際商會在柏林召開大會，但他們並不樂見於促進貿易的想法。他們一直堅持認為太多的國際貿易將毀掉他們自給自足的經濟——他們需要這種經濟模式，以備戰爭之需。但父親相信他那些德國商人朋友，他們向父親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讓希特勒恣意妄為。許多人都犯了這個錯誤，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當面去問阿道夫・希特勒的想法。在大會進行的第三天，我父親同希特勒進行了一次私人會面，而希特勒徹頭徹尾地欺騙了我的父親。父親在會面結束後接受記者採訪時還讚揚了一番希特勒的誠意。據父親回憶，希特勒當時說：「絕不會有戰爭的。沒有哪個國家想要戰爭，也沒有哪個國家負擔得起戰爭。」
國際商會代表大會落幕時，納粹政府授予了父親德意志雄鷹榮譽十字勳章。彼時此種勳章剛剛設立，用以「將尊榮加於對德意志帝國作出傑出貢獻的外國人士」。我親臨授勛儀式現場，看著德國經濟部長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將綬帶掛在我父親的脖子上。那枚勳章中間是個白色十字，十字臂之間是金色的納粹鷹徽和萬字花環。父親當時很樂意接受它，但到了1940年，在希特勒攻佔了歐洲許多地區之後，父親將勳章退了回去，還附了一張憤怒的便條：
尊敬的閣下：
1937年6月國際商會代表大會在柏林召開，我在那次大會上當選國際商會主席，我們就世界和平與國際貿易進行了討論。您曾表示絕不會再有戰爭，並表達了同其他國家發展貿易的意願。
會談結束後數天，您的代表亞爾馬・沙赫特先生以德國政府的名義將這枚德意志雄鷹榮譽十字勳章授予了我，以褒獎我對世界和平及國際貿易作出的努力。我基於此項理由接受了這枚獎章，並向您表示，為了這兩項大業，我將繼續與貴國通力合作。
鑒於貴國政府眼下的政策已經違背了我為之努力奮鬥的目標，同時也違背了我接受這枚獎章的初衷，現將其退還與您。
托馬斯・J·沃森
敬上
在柏林時，父親還想方設法擠出時間對我的遠東之行提供建議。我們倆都把這次出行看成我同現實世界的第一次接觸，他肯定十分擔心我會徑直墮入東亞的花花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他警告我不要同其他民族的女人亂來，因為文化差異會讓人很難分清她們教養的好壞。雖然父親沒有直接談到性的問題，但他用了一種委婉的方式來提醒我。他說：「湯姆，你將去往一個非同尋常的地方。那裡有各種各樣的疾病。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非常小心，永遠只用乾淨的毛巾。要是你因為刮鬍子或別的什麼原因弄破了皮，又用了不是真正清潔的毛巾，你會染上可怕的傳染病。」
1937年7月3日，我同父母告別，次日清晨，我和赫伯特・休斯頓在華沙踏上了火車，這天就像是我的個人獨立日。我站在那裡，一個23歲的毛頭小伙，對世界一無所知，亦全然不了解自己。接下去的十周里，我將努力證明自己是全世界最優秀的秘書。休斯頓的計畫是先往東北方向走，到莫斯科，再在那裡搭乘穿越西伯利亞的列車抵達滿洲里，到達之後便立刻來時推銷展示館廳。當時，滿洲里是日本操縱下的傀儡政權的所在地。
剛開始我很喜歡休斯頓，因為是他選擇讓我出任這份工作的，但我們從未變得非常親近。他六十多歲，同我父親差不多，但看上去已然垂垂老矣——拘謹；耳背；沒完沒了地打瞌睡。他在遠東認識許多大人物，並且因為主編一本叫作《世界事務》（World''s Work）的外交雜誌而頗有名氣。那本雜誌曾經一度輝煌，不過在經濟蕭條時期走了下坡路。我們一同旅行之時休斯頓幾乎已經一文不名，是我父親幫他得到世界博覽會的這份工作。
在蘇聯邊境時我們得換車，警衛將我們帶的東西毫髮無遺地搜查了一遍。很快我就發現，蘇聯正處在風雲劇變之中。在斯大林統治下，人們不分左派右派都會獲罪，或被處決，或被流放。有新聞報道說一位陸軍元帥和十四名高級將官被指控犯下間諜罪。他們在八個小時的秘密審訊中被確認有罪，立即處決。儘管誰也猜不到斯大林的整肅行動將達到何種程度，但那些了解這個國家的人推測，有非常多的人命不久矣。
不像那些在20世紀30年代專程前往蘇聯進行朝聖之旅的美國人，我對共產主義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我只是在去往東京的途中經過了這個國家而已。不過當時距俄國革命發生才20年，出於個人好奇，我倒是很想看看這一全新社會體制的運轉情況。在火車上，休斯頓打著小盹，而我則在思索。讓我感到困擾的是，在美國的時候，即使只是談論共產主義都會被視作異端。為什麼那些有思想的人會不樂於探討別的財富分配方式呢？實際上，美國的財富分配方式也不見得是全然公平的。母親總是告訴我們說：「你們的父親工作努力，因此獲得了成功。」但我能想到有許多別的人，工作如同我父親一般努力，卻什麼也沒得到。也許別的社會體系在這點上會做得更好；我願意相信共產主義制度有它自身的優點。
當列車抵達莫斯科時，一個蘇聯國際旅行社的人到車站接我們，開車把我們送到了莫斯科最好的酒店——大都會酒店。這地方看起來相當破敗，我很感興趣地了解到酒店的許多房間里住的是來自當地工廠的生產能手——我不禁暗自揣測這種對先進個人的獎勵是否同列寧提出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有關。另一位長住大都會酒店的是基恩・施瓦澤，一個荷蘭人，是IBM駐莫斯科代表。當時IBM同蘇聯政府有大筆生意往來，蘇聯政府依靠IBM的機器處理「五年計畫」相關的大量數據。施瓦澤看出我的單純無知，便把我邀請到他的房間，給我上了一堂有關蘇聯的「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