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大三時，美國政府公布了一份全美收入排行榜，我父親的名字高居榜首。他的年收入為365000美元，甚至比威爾・羅傑斯（Will Rogers）還高。報紙給父親取了個外號叫「日進千金者」，他還被不懷好意地比作「工業界的基德船長」及「最後的強盜貴族」。這些話讓父親很不開心，他覺得自己的收入反映的是他為IBM股東們創造的價值；事實上，公司的經營狀況非常之好，以至於每過幾年，父親都認為有必要讓董事會將自己的利潤分紅比率下調，以免自己的薪酬過於引人側目。有個「日進千金」的父親並未讓我感到困擾。我當時仍在想方設法地挽回伊莎貝爾，不過父親的富有見諸報端之後，的確有不少姑娘突然對我表現出了比之前更大的興趣。
在我眼裡，不管是羅斯福總統還是大蕭條似乎都很遙遠。除了反覆提及羅斯福是個偉人之外，父親很少同我談論政治。不過他的自由主義思想逐漸影響了我，我開始認識到社會公正的重要性。我越是琢磨聯邦救濟法案，就越是受到打動。到1936年的時候，我已經同兄弟會裡那幫擁戴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競選總統的哥們兒產生了激烈的分歧。接著，在羅斯福連任後不久，我同一些兄弟會的哥們兒到古巴度春假。我們搭乘郵輪從紐約出發，度過了一段開心的旅程。當時的哈瓦那以各種各樣的色情服務聞名於世，如果你想找樂子，那的確是個好去處。但當我回到家後，我開始想到：對於古巴人來說，自己的國家正在變成富有美國人尋歡作樂的地方，那是多麼糟糕的事情啊。
新政的意義並不是我從父親那裡學到的唯一東西。通過他的說教、他的身體力行以及他對我不端行為的極大容忍，那位上了年紀的紳士不知怎麼地觸動了我的內心。大概在我大二的某個時候，我開始學習怎樣自製自律。
那一年我的室友是個來自匹茲堡的有趣傢伙，名字叫作戴維・伊格內修斯・巴塞洛繆・麥卡希爾三世（David Ignatius Bartholomew Mclahill III），也是個富家子弟。我管他叫「怪咖」。我們在沃特曼大街上有間公寓，是間半地下室的屋子，所以我們能夠在校外想待多晚就待多晚，同在鎮子上認識的姑娘喝酒胡鬧。「怪咖」真的是毫無顧忌、為所欲為。也許他父親根本不介意他會不會被開除吧。不管怎麼看，「怪咖」都瘋得可以：他養了條大丹狗，又不想費心喂它，於是從街區盡頭的那家廉價自助餐廳里買了張餐券，系在狗項圈上。任何時候狗只要餓了，就會一路跑去餐廳刨門。餐廳的人就會給狗喂個牛肉餅，然後在那張餐券上打兩個孔。這事在附近引起不小的議論。一些人說應該把那張餐券從狗脖子上取下來，送給某個窮苦的學生。
大二上學期快結束的時候，我又被請去見阿諾德學監了。他對我說：「這次你真的要被開除了。我喜歡你的父親，也很喜歡你，所以看到你得離開學校我真是非常遺憾。」
「我不是個好學生，」我說，「但我不想被踢出校門。」
他回答說：「那你最好開始用功了。」
我跑去找戴維，告訴他說：「我不能再住在這裡了，我得待在學校裡面了。」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於是在次年1月被學校開除。
我在宿舍樓里找了間單人房，開始埋頭苦學。但期末考試迫在眉睫，我知道這次真的完蛋了。說來也巧，就在這時我發現自己右側腹痛，經過診斷髮現是闌尾炎。入院手術給了我一個緩衝的機會——延考六星期。我努力學習，最終通過了考試。
就在同一時期，我還努力地與酒精作鬥爭。在我家，飲酒是一件備受指責的事情，從父親母親第一次見面時開始就是如此——當時他倆就誰也沒動酒杯。禁酒令施行期間，父親在家裡從未備過酒，而且他的態度使得飲酒在我家像是一宗罪孽。他對酒精就像對飛機一樣，避之唯恐不及。一次母親想讓他服用蓖麻油。為了讓它喝起來沒那麼噁心，母親在裡面摻了蘇打水、檸檬汁和威士忌。父親剛把杯子舉到唇邊便立刻放下，他一邊把杯子里的東西全部倒掉，一邊對我母親說：「我寧願不這樣，珍妮特。」他把杯子刷了一遍，直接倒入蓖麻油，一口氣喝了下去。
在IBM，飲酒是被禁止的行為，即便1933年12月禁酒令撤銷之後也是如此。公司明文規定，工作時間公司職員不得飲酒；公司聚會上或公司轄區內不得出現酒精飲料。此外還有這樣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過量飲酒，哪怕是在業餘時間，也會影響你在公司的前途。在恩迪科特，IBM建廠的小鎮，有傳言說一位謹慎的IBM員工在同妻子喝杯雞尾酒前都會先把窗帘拉上。父親並沒採取任何舉措澄清這一謠言，儘管在我看來他從未有過故意干涉他人私生活的想法。他只是不希望IBM惹是生非。但他手下的人以為他反對一切消遣娛樂，有時他們會不由自主地將這種想法強加在僱員們身上。
所以大學時代的我會作出如下行為就不奇怪了：每逢節假日，都不愛回家過。我會在聖誕節當天回家，剩下的假期則前去拜訪我兄弟會的那幫哥們兒，在他們家裡度過。1935年新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們一群人在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的一個鄉村俱樂部里喝啤酒。當時我20歲。我喝了一杯又一杯，在酒精作用下，我似乎連舞技都精進了不少，就這樣，我度過了一個美妙的夜晚。
第二天我受到了良心的折磨。在返回紐約的路上，我開始因為自己的尋歡作樂以及父親對喝酒的態度而懊惱不已。我的愧疚感如此之深，以至於決定向父親坦白。那天晚些時候，我有些艱難地走進書房，父親正坐在裡面。「爸爸，」我開口說道，「我想跟您說點事。」我大概地把昨晚的情形描述了一下，說起來其實也不過只是幾杯啤酒一點樂子而已。
父親肯定對我勇於承認錯誤而感到欣慰。他拉著我的手說：「謝謝你能告訴我，兒子。你坐下來我們聊一會兒好嗎？」接著他說道：「我年輕的時候也喝過酒，喝酒會帶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後果，就我而言，那些結果從來沒有一個好的。」後來我聽說了一個故事，據我所知，這個故事他從未對任何人說過，連我母親都沒有。我是從他的一位老朋友那裡聽到的。父親19歲的時候，去布法羅謀求前程，他的第一份工作同他之前在佩恩提德波斯特鎮乾的一樣：駕著馬車兜售縫紉機，這次僱傭他的廠商是惠勒-威爾科克斯。一天父親做成了一筆生意，跑到一家路邊酒吧慶賀。他喝過了頭，等酒吧關門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全套身家：馬匹、馬車、樣品——全被偷走了。惠勒-威爾科克斯解僱了他，並且追著他討要損失。自然，這件事傳了開去，超過一年的時間裡父親沒找到另一份像樣的工作。這樁軼事從未寫進IBM的歷史，我覺得挺遺憾的，因為它能向那數以萬計的IBM職員們解釋，為何他會定下如此規則。那時他肯定覺得自己這輩子都完了。我不清楚父親在那之前酒喝得凶不凶，不過經歷了丟失馬車和貨物這檔子事之後，他終此一生滴酒不沾。
父親的影響開始日益在我身上顯露出來，就像宗教之於人們一樣。我會接連數夜同漂亮姑娘出去跳舞喝酒，但如此一周之後，我會開始覺得他正在注視著我。也許他身在4000英里之外，但我會覺得他的目光如同穿破霧霾的燈塔，正努力指引我這艘迷途的小船重回正道。雖然那從未讓我立刻沖回房間開始埋頭苦學，不過的確開始促使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
我在學校的糟糕表現使我很難看清自己的前路。但漸漸地，我摸清了方向：如果我做好那些自己還算擅長的事情，也許將來自會好的。那主要是些人際交往的事情。我知道怎樣謝絕勸酒，知道怎樣給人留下好的印象，知道怎樣向長輩表示尊敬。在某種程度上，我只是在仿效父親。他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但他通過自學掌握了足夠多的處世之道，所以他缺乏正規教育的事實從未成為他的掣肘。於是我開始努力結交朋友。我學著怎樣在談話中專註於對方，學著不斷自問：「我這麼說是不是和他的意思相左？我這樣做對么？我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冒犯他了？」我在學校里結交的朋友到今天仍與我保持著深厚的情誼。
大四的日子一天天過去，我越來越為這樣一個想法糾纏：退學，用全部時間來玩飛機。我同一個朋友搞了個航空攝影的小生意，但我對自食其力還是心存畏懼，於是我對自己說：「我已經在這兒耗了三年——或許也能熬到畢業吧。」我選了所有能夠找到的簡易課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爭取畢業。儘管如此，最後我能拿到畢業證還得感謝阿諾德學監。他肯定是覺得：「這孩子還是進步不少的，最好還是給他張文憑，讓他好自為之吧。」20年之後，我以阿諾德學監的名義捐資在布朗大學設立了多項獎學金。
在大學最後一年，我也開始異常慎重地考慮畢業後的人生。我依然對自己將從事何種職業毫無頭緒，但我知道我需要工作經驗。於是似乎只有一個可行的解決之道了。我拿起電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