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讓我流連於緬因州的姑娘叫作伊莎貝爾・亨利（Isabel Henry）。我想同她結婚，儘管當時我才19歲，還沒上大學。此後五年間，我只心繫於她一人，直到我遇到了現在的妻子。伊莎貝爾比我大兩歲，是社交圈的明星，當時正同一個叫作約翰・艾莫斯（John Ames）的年輕人約會，艾莫斯富有英俊，剛從哈佛大學畢業。我是在一位叫作康韋・彭德爾頓（eon）的朋友幫助下同伊莎貝爾結識的，康韋是我在胡恩中學的哥們兒，是個急性子的金髮小伙，那年夏天我把他邀請到卡姆頓做客。
一天晚上，我和康韋正在一家高爾夫俱樂部跳舞，伊莎貝爾和艾莫斯露面了。他們走進來時，所有人都停下來看著他們。她是我所見過的最可愛的姑娘。她有一頭金髮，眉毛顏色很深，臉型有點方，儀態非常優雅——她走起路來雙肩自然地往後壓。艾莫斯穿著黑色的無尾晚禮服，襯衫雪白，系著黑色領結，下穿白色法蘭絨褲子，看上去非常出眾。對我而言，他們是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人物，但我那哥們兒彭德爾頓卻徑直跑去搭訕。隨後，我迫不及待地將彭德爾頓拖出舞池，開口問道：「她怎麼樣，康韋？她怎麼樣？」
「老天，湯米，她跟我們認識的姑娘完全不一樣！她棒極了，非常有趣。」
那年夏天的社交季節，伊莎貝爾一家頗受矚目。他們來自費城，過著一種我從未見識過的生活。伊莎貝爾的祖父曾買下一小塊延伸到佩諾布斯科特灣中的半島，將它改造成家族的私人後院。伊莎貝爾的母親出自費城最赫赫有名的比德爾家族。他家的宅邸從外面看去非常低調，內里卻彰顯出主人不凡的見識和品位。我曾注意到她家裡四處都擺放著外國雜誌，他們玩西洋雙陸棋，那玩意兒我連聽都沒聽說過。
我讓康韋將我介紹給伊莎貝爾，我耐心等待，直到約翰・艾莫斯離開，然後開始對伊莎貝爾展開攻勢。我們斷斷續續地見了四五個星期的面後，我終於把她抱在懷裡，親吻了她，並且告訴她說：「伊莎貝爾，我愛你。」
她回答道：「我也愛你，湯米。上帝知道，我曾經努力不讓我自己愛上你，但我做不到。」本來我應該從那時就開始擔心，但相反，我只是歡欣雀躍地回了家，心裡就像有小鳥在歌唱，激動得一晚上沒睡著。我開始整天跑去見她。伊莎貝爾的父親是個親切的人，很有學問，但在家裡做不了主，她的母親亨利夫人才是家裡的掌權者。他們曾邀請我到他家的遊艇上過夜或是到府中共進晚餐。一在桌邊坐下，亨利夫人就會開始說些暗諷我的話。她會描繪某場花園聚會，「萊昂內爾・史密斯一家人也在那兒」，然後她會轉向我說：「當然了，你肯定不認識他們嘍。」每次吃過飯離開的時候，我都灰頭土臉的。
我的父親很喜歡伊莎貝爾：他覺得她氣質高貴，而比德爾家族是名門望族。但如果伊莎貝爾和我結婚，那將是一場災難。亨利夫人肯定會讓我一直都不痛快。實際上，我覺得伊莎貝爾自己也沒看出多少我本身的優點。一天我們開車出去，她對我說：「我很有錢，你也是。我覺得我倆不應該去工作。我們應該把錢合起來，然後四處旅行。」
大概有兩年時間，我倆非常親密。她同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布朗大學上學期間，我們經常約會。轉折的時刻在我21歲時來臨。那是1935年夏天，我到波士頓接了伊莎貝爾，打算開車前往緬因州。大概到了羅克波特鎮附近，我們翻過一座山，面前出現了一個岔路口。這時她開口說道：「湯米，我們別在卡姆頓停了。我們一直開去蒙特利爾登記結婚吧。」這個提議非常誘人。但我轉念想到了我們兩家之間的距離。於是我回答說：「我覺得我們不該那麼做。你家人永遠都不會原諒我，我媽媽也會很生氣。」
於是我們還是開去了卡姆頓。幾個星期之後，伊莎貝爾告訴我一切都結束了。我的心都碎了。我回到布朗大學，接下來一年多都沒有約過女孩子。亨利夫人後來成功地為她女兒撮合了一樁門當戶對的婚事，並且活到大概95歲的高齡。她一直很富有，每年秋天都會到巴黎麗思卡爾頓酒店住上一個月，採購當季時裝。許多年後我在那裡遇到過她一次。我下樓走向大廳，跟她打招呼：「亨利夫人，你好啊。」
她回答說：「湯米・沃森，你現在可成了大人物了。有空一定要到費城來，我請你吃飯。」
如果你在1933年做客布朗大學，能清楚地看到大蕭條帶來的影響。校園看上去破舊不堪，相當多的學生面黃肌瘦。他們中有許多人每天從像波塔基特那麼遠的地方坐公車上學，只因為負擔不起寄宿費用。
不管怎樣，我屬於那少數一撥，我們這幫人手頭寬裕，過著奢華一如大蕭條之前的生活。我加入了厄普西隆兄弟會，該兄弟會以其喜好玩樂而著名。周一到周五，每晚我們都一起到城裡去，在彼得摩爾酒店喝酒跳舞。我們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汽車，生活放蕩不羈。周末的時候我們會駕車前往佛蒙特州的滑雪勝地，或是去全美最著名的女校史密斯學院或瓦薩學院里泡妞。
身處這種環境下，我內心經受的撕扯甚至比絕大多數不知前路為何的肄業生來得更激烈。我過著花花公子般的生活，但我能看到整個國家正處在極大的經濟困境中。我感到強烈的衝動，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最終卻連舉手之勞也沒能盡過。我同我那幫哥們兒一樣，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但他們的父親都是共和黨人，我的父親卻是一個公開的新政擁護者——一個民主黨人。
這些年裡，我和父親相當疏遠。他此時已年屆六十，開始贏得國際聲譽，成天忙於社交和商務活動。每隔幾周，他都會給我寫封長長的信，信里充滿說教，還夾雜著他曾在IBM銷售會議會場上張貼過的那些標語口號，比如什麼「追求完美」「成就自我」，而那些信，我都是匆匆掃一遍就丟掉。
我有大筆金錢可供揮霍。家裡每月給我300美元——大概是當時美國普通家庭一月收入的兩倍。而我必要的開銷只有學雜費和置裝費。父親從未過問過我怎麼花錢。每次我們見面，他都會說：「兒子，你錢夠不夠花？」然後又塞給我幾百塊錢。而我會花得一分不剩。不過古怪的是，我從未知曉自己到底有多富有。我名下有筆信託基金，當然，是以IBM的股票形式保存著，而父親從未告訴過我具體數目。每年他的會計師會來找我一趟，讓我在一張空白的所得稅稅單上簽字。會計師對此的解釋是他還沒來得及把單子填好。這樣的事情不止貫穿我的大學時代，還在我畢業之後十年間繼續上演，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三個月後，我大學的第一張成績單出來了，正在1933年聖誕節前。我接到一個電話，讓我去見學監山姆・阿諾德（Sam Arnold），之前我曾同父親一起見過他。阿諾德先生胖胖的，有張和善的圓臉，總是在微笑。「好吧，沃森同學，」他對我說道，「這些分數可不大看得過去。這可不像是你會在大學裡有所作為的樣子，你得加把勁了。」他的語氣很嚴肅，不過眼裡有著善意的閃光。學監大人同我這樣的談話每學期都會進行一次。我是個極差的學生，但他一直容忍著我。而我的父親則壓根沒有督促過我要在學校好好表現。後來，當我問他，為何我的成績如此糟糕，而他還任由我待在大學裡時，他說：「我覺得對你來說，在一個秩序井然的地方偷偷懶要比讓你放任自流好得多。」
當我最終實現了自己最大的夢想：學會駕駛飛機之後，我就很少去上課了。大一那年9月，我在經過僅僅五個半小時的教學之後便成功地進行了首次單獨飛行，那肯定也算是個紀錄了。飛行感覺何其美妙！我很有天分，立即便上手了。我傾盡所有投入到這件令我為之瘋狂的事情中去：我的身心、我的財力，從中獲得了極大的自信。有時我會在半夜爬起來，開車跑去停機坪，飛上一個小時。停機坪管理員對學生們相當放縱——甚至不禁止我們在黑暗中飛行。大一那年冬天，我最大的冒險經歷就是加入紅十字會空運隊，往東海岸的南塔基特島運送食物。美國東北角毗鄰加拿大的區域被稱為新英格蘭地區，包括了緬因州、新罕布希爾州、佛蒙特州、羅得島州、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塞州，那裡的冬天漫長酷寒。我大一那年南塔基特港遭遇了數十年來第一次冰凍封港，一時間島上居民獲得食物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空運。我會在新貝德福德將救援物資裝上飛機，然後送達南塔基特島。父親發現我自己開起飛機來之後從未責備過我。我猜我倆都下意識地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對於飛機的看法，我們必然會存在不同。他只是藉由林德伯格之口給了我一些建議（其時他們已是朋友）：「告訴我的兒子，永遠不要在疲勞的時候飛行。」
在我入讀布朗大學之時，父親和母親已經從肖特山鎮搬去了紐約，並進入了上流社會圈。在社交季節，即每年的10月到次年5月，他們遵循著一套極有規律的日程安排：周一晚上同別的幾對夫婦一起去看歌劇，一周之中會赴兩次晚宴和一次慈善宴會，此外每隔幾周還會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