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對前一期木木的《新泉錄》續篇再論我的看法。老實說，雖然言不盡意，但我的看法已在上上一期的《一名芭蕉的問題》中闡述過了，但議論的樂趣是在交換意見之中讓彼此的想法逐漸深化，從而得到某些收穫。因此今天我想針對同一個問題進行更進一步的思考。
木木說我們兩人的想法相左之處並不在於理念。我原本也是這麼認為，但仔細想想，卻並非如此。何謂文學？何謂偵探小說？在這些根本之處，我們兩人的看法是否一致，到現在仍不清楚。
何謂文學？這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交代清楚的事情，但我試著提出自己的定義。我認為文學的目標並非用相機拍攝人類生活，而是用畫筆勾勒出人類生活百態。若將繪畫換成另一種說法，就是窮究idea（柏拉圖哲學中的「形相」、「形態」）。不是單純的臨摹，而是探究深處的本質。可以說文學上的「創造」，就是作者的筆力能逼近這種idea。
另一方面，偵探小說並非與上述的文學本質背離，但它所追求的中心主題是巧妙建構的謎團，以及抽絲剝繭時邏輯的樂趣。它雖然是文學的一種，卻不能與愛情小說、犯罪小說、社會小說等同而語，從某種層面上可說是本質完全異於這些類別的特異文學。偵探小說不會直接從正面白描歹徒及犯罪行為，而是隱藏在文字背後，表面上只會若有似無地透露出片鱗半爪（偵探小說的其他特徵也由此而生。偵探小說是犯罪小說的反面，有時反令犯罪者的心理與恐懼呈現得更為活靈活現）。作者為了隱瞞罪犯與犯罪手法而使用詭計，而主要的謎團依據這個詭計構成，謎團的構成巧拙，是偵探小說的重點。
如果文學的目的在於逼近人類生活的idea，那麼直接以此為目標就行了，完全沒有必要隱匿罪犯、構思詭計、為了導出既定的結論而想出漫長的邏輯推理，繞上一大圈。特殊情況下，也會有純粹文學會採取這類迂迴的路線，但那只是巧合，我無法想像總是以這樣繞遠路為前提的純粹文學。
我說的「偵探小說最好能儘可能添加豐富的文學風味，但這是極限，如果完全朝文學本身邁進，那就不再是偵探小說了」的意義正是如此。非偵探小說的作者及作品不受此限，但若是偵探小說本身變成這樣，我無法認同。
如此一想，關於文學的本質，木木和我的想法應該沒有根本上的不同，但我認為雙方的相左之處或許在於對偵探小說本身的解釋。那麼木木認為的偵探小說本質是什麼？我想先請教木木這一點。
接下來我將考察前一期的《新泉錄》。對（4）到（6）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但最後的（7）「詭計必須出自於生活」一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算回答了我前面的疑問。木木的論旨要點如下：
「（不是先有詭計，而是先有生活）先決條件是作者有沒有全力投入生活的氣勢，再投入犯罪與心理，如此才能產生詭計。
「投入小說中的人物生活是偵探文學創作的坦途，由此必然而生的詭計，才是真正的偵探小說構成中不可或缺的詭計。
「重現真正的生活，肯定能創建出超越既有一切詭計的詭計。
「這是至難之事嗎？這若是至難之事，那麼一切文學皆是困難之事，並非只是偵探小說的宿命。」
對於這番論述，我如此認為：
投入作中人物的生活是文學的要訣，偵探小說也不會忽略這一點，但我對於投入角色生活就必然產生詭計的說法存疑。有時候的確會產生詭計，但也有並非如此的情況，我反倒認為不產生偵探小說式的詭計才自然。
我認為投入主角的生活之後，出現的不會是我所理解的偵探小說，而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那類作品。依我目前的想像力，只能想到那樣的作品。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最巔峰的文學巨著之一，可是它無法滿足偵探小說根本的趣味。在偵探小說技巧上（當然作者並不著重於此）極為單純而且貧乏。亦即《卡拉馬佐夫兄弟》是十分偉大的文學著作，但以偵探小說的標準衡量卻是無趣的。
木木所謂的「創造真正的原創生活，肯定能出現超越既有一切詭計的詭計」，這個詭計究竟指的是什麼，我猜木木自己恐怕也還沒有明確的想法。但是將重點放在生活本身，以idea為目標，追求現實性後應運而生的詭計即使不像《卡拉馬佐夫兄弟》那般遙遠，我擔心那仍然只是無法滿足偵探小說愛好的下等詭計。
再舉一個淺顯的例子，是深得木木讚賞，在某種意義上我也大力推崇的《蝴蝶夢》。
《蝴蝶夢》當然無法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提並論，但它是部十分出色的犯罪心理小說。有著奇異的戀愛心理，男主角與女管家間的神秘言行營造出的懸疑氣氛，還有最後揭開犯罪事實的意外性。不過作者的意圖還有作品的構成重點都和純粹偵探小說無關，書中沒有稱得上精心策劃的詭計，而且解謎的邏輯趣味極端淡薄。我對這部小說的喜愛絕對不輸其他人，但那不是對偵探小說的喜愛，而是對於戀愛與犯罪心理小說的喜愛（但我不反對將這部作品納入廣義的偵探小說範疇中，而且也非常希望日本的偵探作家能寫出這種小說，但這部小說的內容並不足以滿足我對於純粹偵探小說的愛好，也是事實）。
接著木木文中最後提到的「這若是至難之事，那麼一切文學皆是困難之事，這並非只是偵探小說的宿命」。這一點並不符合事實。文學要以最傑出的文學作品為目標，理論上並非完全辦不到，實際上也不是不可能，但偵探小說要以最傑出的文學作品為目標，不光只是理論上至難，實際上幾乎不可能。我所謂的「宿命」就是這個意思，是從以上的想法當中必然產生的，只屬於偵探小說的「宿命」。
可是我並不為這個「宿命」感到悲傷，我無條件地愛著擁有此般「宿命」的偵探小說。因為這當中有著偵探小說的特異性，有著其他任何文學都無法類比的獨特世界。
我也不認為愛倫·坡、范達因的這些既有的偵探小說是至高無上的。可是我說我不滿足於它們的意義，與木木的想法在根本上不同。相對於我是在前述的「宿命」中追求更加卓越的作品，木木卻是想打破這個「宿命」，轉向純文學。我是二元論，而木木是一元論，就討論本身來說，木木的想法更具革命性，叫人直呼痛快。然而以我目前的想像力，只會覺得從其中誕生出來的作品，不是能夠滿足我的形式。
我在前面提到芭蕉，絕非只是信手拈來一例。我是以芭蕉作為能實現我無法相信可能實現的難事的例子，而現在的我並沒有能力闡述如何成為芭蕉的方法。因為沒有，所以才舉芭蕉為例。
以上完全是我真實的心情，木木或許會責備我「駁斥了所有的可能性」，實際上絕非如此。雖然現在的我沒有這樣的方法，但如果木木有，就請提出來吧，我一定洗耳恭聽。這場論戰的目的不在於誰駁倒誰，而是在論戰中碰撞出某些成果。如果木木能夠說服我，並成就偵探小說的革命，即使在論戰中落敗，我雖敗猶榮。
（收於《幻影城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