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的8月18日，在哈特福德的家裡，蘇西離開了人世，臨終時，吉恩、凱蒂·利里、約翰和埃倫（花匠以及他的妻子）四人都守候在她的身邊。那個時候，克拉拉、她媽媽以及我都正在環球旅行當中，7月31日我們便到了英國，並且還在吉爾德斯找到了一所房子。按照我們先前的計畫，一周之後，本來應該是蘇西、凱蒂以及吉恩自美國來這兒同我們團聚的，但正當這時，我們接到了一封這樣不祥的信。
信上說蘇西得了小病——意思是沒多大關係的病。但我們卻不能安心，立刻拍去了電報，詢問了最近的情況，我記得是星期五那天拍的電報。整整一天，都沒能等到回信，而船在第二天正午便要離開索斯安普頓了。克拉拉同她媽媽已經開始整理行裝了，以防有什麼不好的消息會傳來。後來等到了那邊的一個電報，「請等明晨電。」啊，這種電報不能令人放心——令人很不放心。我們都非常不安，又去了電報，要求向索斯安普頓回電，因為那時候天已經快黑了。當天晚上，我就守在郵局裡，直到夜半時分郵局打了烊，盼著能夠來個好消息，但卻仍舊沒有。
回到家裡，我們無法入睡，都默默地守到了凌晨一點，等候著——也不清楚在等著什麼。後來我們便搭乘了最早的班車，趕往索斯安普頓時，電報已經傳了過來，說要很長時間才能恢複，但肯定能夠痊癒。於是我鬆了一口氣，但我的妻子卻不是這樣，她感到非常惶恐和害怕，她預備立刻同克拉拉登上輪船去美國，以便照看蘇西。我留了下來，以便能夠在古爾福德找一個更大一些的房子。
那是在1896年的8月15日。三天後，我妻子同克拉拉已經走了一半的海路。我站在餐室裡面，心裡並沒想什麼特別的事，有人送了一封電報給我，上面說：「今日蘇西病逝。」
這確實是人性的一個秘密：一個人沒有絲毫的心理準備，突然間遇到這樣的暴風驟雨，竟然還能夠活下來。這僅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時候我正常的情感已經因驚嚇而崩潰了，只是在對字句的含義進行著摸索。幸虧當時沒有能夠充分理解字面的意義，僅是模糊地感覺到了損失很大——僅此而已。
要經過多少月、多少年，才能將細節搞清，從而領會到這損失有多麼嚴重？一個人的房子被燒掉了，斷壁殘垣只能表明多年以來親愛的，生息其間、人來客往的家已經成了一堆廢墟。到了後來，一天天、一周周過去了，開始他想起了這個，之後又想起了那個，以後又是其他的什麼。他四處尋找，卻發現東西就在那間房子裡面，這往往都是不可或缺的東西——只有這樣一件是找不到替代品的。本來在那間房子裡面的，如今卻永久丟失了。東西在時倒並沒有意識到它不可缺少，如今卻發現沒有了它就什麼事都幹不成，這才發現它是不可或缺的。要等多少年之後，這種缺失的感覺才能消逝，而在這之前，是不可能真正清楚災難有多大的。
8月18日為我帶來了噩耗，而母女兩個在大西洋路途上走，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正在飛速前往著去對非同尋常的災難進行迎接。只能依靠親友之力才能對她們進行保護，使之將這晴天霹靂所帶來的痛苦減輕。他們去了碼頭上，半夜才將輪船接到，他們到了清早才露面，也僅見了克拉拉一人。她返回頭等艙時不發一言，事實上也不需要說什麼了。她媽媽望了她一下，說：「蘇西死了。」
當晚的十點半鐘，克拉拉同她媽媽到了埃爾邁拉，結束了這次環球旅行。所搭的火車，所坐的馬車正是一年零一個月又一個星期之前她們自這裡西行時所坐過的。這一次，蘇西還在這裡——但不是像十三個月之前揮手告別時在晨光熹微中招手歡送那樣，而是在她出生的家中，帶著她那蒼白而又美麗的容顏躺在棺材裡面。
蘇西一生中最後的十二天是在我們位於哈特福德的家中度過的。那是她幼年時的家，她最心愛的所在。她的身邊，有些忠實可靠的朋友——她還在搖籃中便和她認識的，她的牧師特威切爾；這次特意遠道而來陪伴她的，還有她的叔叔以及姑姑西奧多·克蘭夫婦；車夫帕特里克；蘇西8歲時起就給我們幫工的凱蒂；已經跟隨我們多年的約翰和埃倫，除此之外，還有吉恩在那兒。
我妻子同克拉拉啟程返回美國時，蘇西還沒有病危。三個鐘頭之後病情突然惡化，她的腦膜炎又發作了，立刻顯出了致命的癥狀。那是一個星期六，8月15日。
「這天晚上，她吃了最後的一頓晚餐。」（吉恩在信上同我說）第二天，她便發起了高燒，她忍著疼痛和昏迷在地板上走了幾步，感覺實在是虛弱，於是便回到了床上。在這之前，她見到小房間里有一件她曾見媽媽穿過的長外衣，她把那當成了自己已經死去的媽媽。她哭著吻了這件衣服。中午前後，她的眼睛瞎了（由疾病引起的），她哭著告訴了自己的叔叔。
我將吉恩信上的這句話抄到下面，評論是多餘的：
「大概在下午的一點鐘，蘇西說出了最後一句話。」
她最後一句話只說了一個字，表達出了自己熱切的希望。她用手摸索到了凱蒂，摸著她的臉，叫了一聲「媽媽」。
當她遭到滅頂之災的時刻，當死亡的陰影逼近的時刻，還可以被賜給美麗的幻覺——這最後的幻影，自她心底深處那蒙著雲霧的鏡子裡面照出來的是她媽媽的幻影。在她一生當中最後一次激發出來的情緒，是因為這想像中的幻影的出現而激發了喜悅和安寧。這一切應該是上蒼的多大恩惠啊！
差不多兩點鐘，她神態安詳，似乎睡著了，從此便沒有再動一下，她的知覺喪失了。接下來的兩天零五個小時里一直都是這樣，直到星期二晚上的七點零七分，她才最終解脫了。那個時候她二十四歲零五個月。
23日，她媽媽同她的姊妹們親眼看著她入殮——她一直都是我們的寶貝，我們的心愛之人。
明天是6月5日，是我一生當中慘遭不幸的日子——我妻子去世的日子。這件悲慘的事情是在兩年前發生的，地點是義大利的佛羅倫薩。我們將她帶到那裡，本來希望她可以好好休息，希望她的病體可以恢複健康。
本來對這本自傳進行口授，是1904年年初在佛羅倫薩開始的，但後來因為失去了妻子，我日夜悵惘，愁腸百結，工作很快便被迫停了下來。一直到了1906年的1月之前，我都沒有想過要將口授恢複，這段時間裡我最為難熬，我無法將思念與哀悼停止，除此之外，我也沒有辦法進入狀態去做其他的事情。因為這個讓人感到哀痛的事件，和這段孤獨時間中的不幸遭遇，以及在這之前的二十二個月中那種折磨人的痛苦，千萬種情緒以及細節，我簡直不知道該如何訴說。現在我希望能夠勾畫出一個輪廓，對這段缺漏之處進行一下彌補，我想目前自己只能夠做到這樣。
克萊門斯夫人向來身體都不是非常結實，應該說是特別孱弱的。以她那瘦弱的身體，能否將環球旅行那十三個月的奔波勞累頂下來，本身就很難說，但結果卻出人意料的太平。
那是在1895年的7月15日，我們於埃爾邁拉搭乘火車西行的時候，正趕上夏日炎炎，熱浪炙人，後來再加上夏季熾熱的森林地帶高溫，如此情形持續有二十三天之久——而在這二十三天內，每晚我都要發表演講。即便是這麼艱苦，克萊門斯夫人抵達溫哥華時，還是能夠像啟程時一樣健康，也就是自這一天起，她的身體好了些，雖說連續五個月我們都過著夏季生活，在這中間沒有歇過一口氣。我們到達夏威夷群島時已經是夏末了。
我們在10月里到達了位於赤道以南三十四度的澳大利亞的悉尼，那裡正是澳大利亞的夏季。我們停留期間的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塔斯馬尼亞時全都是夏天。1896年的1月1日，在墨爾本開船離開時，也還是夏天。
至於在錫蘭的時候，那當然也是盛夏季節，從來都是如此。一月份，我們到達孟買的時候，孟買的英籍居民說他們正處於冬季，但對於我們來說，自從7月自埃爾邁拉啟程以來，就一直都沒見過氣候有什麼變化。對於我們來說，整個印度都是夏天，直到3月17日為止。那個時候傑普爾的一個英國醫生讓我們立刻飛往加爾各答，離開印度，因為熱天隨時有可能來臨，將會對我們這些對亞熱帶氣候不習慣的人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於是，我們在他們所謂的「冷天」里，流著汗，自拉瓦爾品第趕到加爾各答，搭船前往南非——克萊門斯夫人的健康卻仍舊在持續地改善。在南非旅行演講的整個過程當中，她同克拉拉始終都陪著我，對我的飲食起居進行照顧，幫我排遣煩惱寂寞，除了到比勒陀利亞那天之外，她身體沒有犯過一次毛病。
最後，在1896年的7月14日，我們的旅行演講結束了，第二天我們便搭船前往英國，31日在索斯安普頓登陸。兩周之後，因為知道蘇西害病，克萊門斯夫人同克拉拉搭船回國去進行護理，結果發現她已經在外祖母家裡躺進了棺材。
不久後，家裡剩下的人便來到了英國同我碰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