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特·霍爾斯特德死了，他是我的朋友。
他非常討人喜歡。他共活了將近八十年，其中有差不多六十年的時間都獻身於奴隸般的勤奮而又艱苦的編輯工作當中。我們的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我的父親在1847年的3月24日離開了人世，那年我11歲。自那個時候起，到1856年的年底或者是1857年的年初為止，我也曾工作過，並且一直都在工作——雖然不是非常勤奮，非常樂意，而是非常煩躁，非常懶惰。對於工作以及生活，我既抱怨生氣，又厭惡倦怠，並且在沒有人進行監視時，總是想方設法偷懶。
統計數字表明我做了差不多十年的工人，現在我已將近到73歲了。在我看來，自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干過活——除了在太平洋沿岸做大名鼎鼎的記者的時候，如果我懶散幹活的那兩三年可以稱之為勞動的話。所以我覺得，我完全能夠有理由說，當五十年或是五十一年前我自印刷所逃出來時起，我便不再是工人了，並且永遠不再是工人了。
至於在密西西比河上做領港，對我而言那並不算是幹活，而是在玩，一種同以往那種混沌地玩所不同的新鮮玩法——快活地，精力充沛地，驚險刺激地玩——我打心底里喜愛這個差事。
在洪堡山銀礦的時候也是玩，並且光是玩，因為我沒有幹什麼活兒，都是我那些要好的朋友們乾的，我只是坐在一邊進行欣賞。在埃斯梅拉爾達銀礦時我也不勞動，因為希格比與羅伯特·豪蘭都在我身邊，我仍舊只是坐在一邊進行欣賞。在那邊的石英廠里，我干鏟礦渣的活兒，那是真正的活計，非要我親自拿著鏟子去干不可，但我是個地道的懶漢，第二個星期末就退出了，這不僅是我自己願意，並且給我工資的人也是同意的。開礦這一經歷整整歷時十個月，在1862年的9月底便結束了。
之後我又去了位於內華達州的弗吉尼亞市做新聞記者，後來成為舊金山的新聞記者。這樣碌碌無為地度過了兩年多的領薪水的懶惰生活之後，我便從《晨報》的崗位上退了出來，那次退出是懇求的結果，自然是老闆的懇求。但我卻不愁找不到飯碗，在那之後我出任了弗吉尼亞市《企業報》的駐舊金山記者，前後共歷時兩三個月。
在此之後，我同吉利斯的夥計們在傑卡斯·古爾奇的礦洞里開了三個月的礦。接下來便去了夏威夷群島，在那裡做薩克拉門托《工會報》的通訊員，共做了五六個月。1866年的10月，一個偶然的機會令我突然變成了演說家。從那時起一直到今天，我向來都能夠不做任何事也能將生活維持下去。因為寫書和雜誌上的文章，那始終都是玩，算不上幹活。生活過得是如此合我心意，工作又是如此順我脾氣，所有這一切都讓我感到非常得意，對於我來說，那隻不過是類似於打彈子球之類的遊戲而已。
至今我仍舊想不清楚，勤奮的穆拉特·霍爾斯特德為什麼會被罰做六十年的編輯勞役，但懶惰的我卻能夠免受這個刑罰，一生都閑散得如此快活。看來這也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有些不公道。但是，人間的法規似乎有這麼一條，應該得到的人得不到，而不應該得到的人卻要什麼便有什麼。據我看來，這種安排簡直是太滑稽了，但它卻正符合我們一貫所見的人間法則。
三十多年以前的4月10日，我同我的小家庭搭乘「霍爾薩希亞號」預備去德國，至少準備好了要動身，但在最後要走的那一刻又臨時決定在港灣里拋錨，看看天氣如何再說。很多人都搭乘了拖輪來同乘客告別，一直到天黑決定起航時才告辭。
拖輪開走之後，我們卻發現穆拉特·霍爾斯特德仍舊同我們在一起，本來他是來給他夫人以及女兒送行的，但卻不得不留了下來，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們立刻出海。除去身上所穿的衣服之外，霍爾斯特德沒有帶其他的衣服，但旅途要持續十四天之久。幸虧船上有個人和霍爾斯特德一樣魁梧，並且這樣的人只有一個。他也只能穿得下這個人的衣服，其他人的都不行。這個有幸巧遇到的人叫做貝阿德·泰勒，他的體型超乎常人的高大，正好與霍爾斯特德相當，他有很多衣服，也願意同霍爾斯特德分享，這是因為兩人在邂逅之前便已經是多年的朋友了。
我與他們在吸煙室里玩兒，一直到半夜，才將這樣一件古怪的事弄明白了。他們兩人已經有十年沒見面了，一見對方仍舊像自己這樣魁梧、健康，這樣心寬體胖，都大吃了一驚，禁不住感慨不已。因為這麼多年以來，兩人都認為會聽到對方的死訊，要明白，在兩人分手之前，醫生是都對他們下了死刑判決書的。他們兩個人都得了心臟病，醫生說兩年內必定要死去，醫生曾經要求這兩個人必須要過安靜的生活，只可以走路，不可以跑步，非到萬不得已，不要爬樓梯，尤其是要儘可能地不受驚嚇或是刺激，不可以突然激動。
他們都清楚，對於他們來說，一次突然的過分激動就足以令他們立刻完蛋。因此這十年以來，兩個人總是輕手輕腳地走路，從不快步疾行，也從不跑跑跳跳，上樓時就像螞蟻爬山一樣，同時他們也總是盡量避免過度興奮。所以他們從來都是健康得像一對大象那樣，雖然他們自始至終都搞不懂怎麼還會一直活著。
後來發生了他們偶然相遇的事情。在此之前，兩個人差不多是同時遇見了這樣更加令人吃驚的事情，發生的事情令他們突然間便大吃一驚，心跳加速，熱血沸騰，激動不已，接下來便又是一次大吃一驚——這次吃驚的是自己為什麼沒有當場死去。
這次驚訝大概是在「霍爾薩希亞號」輪起航之前的一個星期左右產生的。霍爾斯特德是辛辛那提的《商報》主編和老闆。一天半夜裡，他正坐在大樓樓上的主編辦公桌旁慢條斯理地做什麼事時，突然間聽到了一聲非常猛烈的爆炸聲，大樓樓基整個搖晃起來，玻璃窗也都被震碎了。霍爾斯特德還沒有來得及多想，還沒有來得及叮囑自己不要因此而過分緊張，便已在三十五秒鐘內飛速地奔下了六層樓梯，在街上站著直喘氣。等到他反應過來時心裡想：「這下可完了！」最擔心的那件事馬上就要發生了！但實際上什麼事都沒發生。原來一切並不像醫生所說得那麼可怕，自己的心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脆弱！從這個時候起，他便一直做著一個自黑暗與恐懼中解放出的人，迄今為止一周以來，他正拚命地將過去十年間所損失的那些激動情緒追回來，尋求著興奮，活像個餓慌的人在迫不及待地進行狼吞虎咽那樣。
貝阿德·泰勒的經歷同他的差不多。有一天他在鄉下，正要轉彎跨過鐵路，正好一輛火車呼嘯而來，將他的褲襠刮破了，火車風馳電掣，帶起了一陣旋風，將他卷到了另外一個縣。他邊呻吟邊哀嘆著，心想這致命的一驚終於到來了。他將手放到心臟上，結果又令他大吃了一驚，他發現自己的心臟竟然還在跳動著。他站起了身，拍了拍身上的塵土，高興到忘乎所以，就同霍爾斯特德一樣，此後他便開始對更多的興奮進行追求，以便對過去那寶貴的十年間所無法計算的損失進行彌補。
貝阿德·泰勒正在前往柏林，他是我們新任的駐德公使。他非常和藹可親、天真爛漫，和有史以來擔任過特命全權公使這一顯要官職的人一樣，他無比的輕鬆快樂。他是詩人，寫過非常多的詩，他所翻譯的《浮士德》，是英譯本《浮士德》中翻譯得最好的。
但是，他自己原創的詩歌，除去兩首寫得很好之外，其他的實在是讓人不敢恭維，因為到現在已經全被忽略和遺忘了。那兩首寫得很好的，一首是對蘇格蘭士兵於塞瓦斯托波爾的戰壕內唱著《安妮·勞里》進行描寫的；另一首則是一位阿拉伯人為他情人所唱的非常動人的情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誰收集到他零星的作品來弄個紀念館，不過我想如果他還活著的話，肯定是很願意人們這樣做的。
他有著特別驚人的記憶力。一天晚上，當我們在甲板上散步時，他對我說，在他還是小孩時，曾在一次記憶競賽當中，把一碼長的紙上的一些他所學過的離奇古怪並且毫無關聯的單字，讀了兩遍就能一字不錯地背下來，從而輕易地取得了勝利。要清楚，其他的孩子就算是學了一個鐘頭之後再背，也沒有誰能夠做到不出一點兒錯誤。
這次，出於證明的必要以及記憶的習慣和對自身記憶力的自信，他再次從記憶深處對這一長串單字進行了回憶。泰勒說，自那一回以來，他就再也沒有將這張單子想起來過，但是他相信，只要在心底深處進行半個小時的挖掘，他就一定能夠背得出來。默默地，我們在甲板上走了半個小時，然後他便從第一個字開始背起，接下來他便自那裡順順噹噹地背下來了，一刻都沒有停頓，並且據他說，沒有背錯一點兒。
他隨身帶著個黑人男僕，這人的穿著非常時髦，看起來就像花蝴蝶或是彩虹一般，但後來卻不見了，我們大約有十天或是十二天都沒有見到他的影子。直到一天，我們看到他走上了甲板，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就像溫室外或溫室內的一朵枯萎了的花朵那樣。
很快，他失蹤的秘密便被揭曉了。原來就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