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講講奧里昂吧。
在六十年代的一天，當時我在舊金山。我得到了一個秘密消息，這個消息來自坎普先生，他膽大包天，總是能夠在投機事業中發大財，但是往往又會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中迅速地將這些一瞬間賺來的財產一口氣丟光。坎普讓我買進一些黑爾以及諾克羅斯公司的股票，於是我便買了五十股，每股有三百塊錢。我憑藉保證金將股票買進，一下就用了百分之二十，因此我的錢也被花光了。於是我給奧里昂寫信，說願意讓一半給他，並讓他趕快將這一半的錢寄過來。
我等啊等，他來信說他肯定會將這件事辦好。那時股票漲得非常起勁，越來越高，曾經漲到過一千塊錢一股，後來又爬升到了兩千塊錢，接下來是三千塊，然後又翻了一倍。錢還是沒有來，但我並沒有發愁。
後來慢慢地，股票市場開始下跌，於是我急忙給奧里昂寫信。奧里昂回答說他早將錢寄出來了——寄到了西方旅館。我到那裡打聽了一下，他們說沒有。長話短說，接下來股票又開始持續下跌，跌到了當初我付的數目之下，然後又將保證金吃光，等到最後拋出的時候，我已經被弄得頭破血流，大傷元氣了。
等我將奧里昂這筆錢的狀況弄清楚時，已經太遲了。如果是別人，肯定都會想到要寄張支票過來，但他寄過來的卻是貨真價實的金子。金子被旅館的辦事員放進了保險箱，從那之後便被忘卻了，從此之後，金子也便一直躺在保險箱裡面睡大覺，但這一切卻將我害得很苦。如果換了其他的什麼人，一定能夠想到要告訴我一下，說是用郵包郵寄而不是用信的。但奧里昂是註定了想不到這一點的。
後來，坎普先生又給了我一個機會。他同意將那塊被我們的父親當成寶貝留下來的位於田納西州的地收購，價格為二十萬元，他先付部分現款，剩下的付長期期票。按照自己的計畫，他打算從歐洲的葡萄生長地和釀酒的地方引進一些經驗豐富的外國人，讓他們到那片土地上定居，令這片土地成為釀酒之鄉。當他了解了朗沃思先生對於這些田納西葡萄的想法之後，心裡非常高興，也非常看好這塊地的前景。一切都談妥之後，我將合同等東西寄給了奧里昂，讓他簽字，因為他也屬於三個繼承人中的一個。
不過這些東西寄到的時機卻剛好不巧——實際上，時機糟糕透了，他恰巧在那個時候正心血來潮地對禁酒表現出非常激烈的興趣。他回信說，他不願意參與讓那個地區因為產酒而墮落下去的事情。他又說，他無法肯定坎普先生肯定能夠公正地對待那些從歐洲來的可憐人——這樣，在沒有進行進一步的調查的情況下，他便將這筆買賣整個兒都毀了，並且再也沒有挽救過來。
就這樣，這片帶有父親殷切希望的地，曾在突然之間便漲到了二十萬塊錢，但因為奧里昂的一時頭腦發熱，神志不清，而在突然之間便又回覆到像從前一樣了——不僅不值一文錢，還需要付稅。這稅自然是由我來付的，除此之外，我還要擔負其他的費用，並且先後付了好多年。但我已經將田納西那片惹人心煩的地扔到了一邊，不管是在金錢方面還是其他方面，都再也不管它了，直到昨天為止。
直到昨天為止，我始終都認為，是奧里昂將最後一畝地都糟蹋掉了，他確實也就是這麼個想法。但是，昨天，一位紳士從田納西州過來了，還帶著一張地圖，地圖表明，將很久以前的那次測量進行修正之後，我們還有一千英畝地呢。那塊地在一個煤礦區，是我爸爸在1847年臨死時為我們留下的十萬英畝地中的一部分。
這位紳士帶給我們一個建議，還來拜訪我們，陪同紐約一位很有名望的富有公民一起。他們建議我們讓田納西州的這位紳士將土地賣出去，全部費用都由紐約的那位紳士來負擔，如果有人提出訴訟的話，也由他來對付，所得的利益則三分之一歸田納西的紳士，三分之一歸紐約的紳士，另外的三分之一，則由薩姆·莫菲特，他的姐姐查爾斯·勒·韋伯斯特太太和我——我們是繼承人，共同獲得。
這一次，我只希望能夠徹底地將田納西州的這一片地處理掉，從此再也不用勞神了，這片地的創建本來就是因為一場誤會，現在則到了消除這場誤會的時候了。我爸爸因為一場誤會背了這個包袱，又因為一場誤會，將這個包袱、這片地丟給了我們。這次，我下定決心要將這一次次累積起來的所有誤會和留下來的地全都儘快地處理掉。
我是1867年1月來到東部的。在卡森城，奧里昂比我多待了差不多一年，然後他便賣掉了他那個花費一萬二千塊錢買的房子和傢具，換來了三千五百塊錢的鈔票，有百分之三十的折扣。他同他的妻子坐著頭等艙到了紐約。在紐約，他們住在了一家非常豪華的旅館裡，非常闊綽地在市內四處遊玩，然後又溜往基厄卡克。他們到那裡時幾乎身無分文，就像1861年7月剛剛遷到那裡時一樣。
大約是在1871年或者1872年，他們到了紐約，然後又不得不去了別處。自從到了太平洋沿岸以來，奧里昂一直都想靠執行律師業務來謀生，不過他總共只接到了兩起案子，他本來想免費替人家辦這兩起案子的——不過結局怎樣，也是永遠都無法知道的，因為有關當事人，在他還沒有插手的時候就在私下裡將案子結了。
在基厄卡克，我給我媽買了一所房子——每個月我會給她一筆錢，奧里昂也會給一筆，然後他們就共同住在這座房子里。本來奧里昂可以在《城門》（一家日報）的排字房做他自己想做的活，工資待遇也不錯，不過他的妻子卻因為做過州長夫人而抹不開這個面子，堅決不同意如此降低身份。她寧願依靠救濟生活。
不過，正像我所說過的，他們還是來到了東部，在紐約的《晚郵報》，奧里昂搞到了校對的工作，每周報酬為十塊錢。他們租了個小單間，燒飯也在屋裡面。他們就依靠這筆錢生活。
不久，奧里昂又來到了哈特福德，讓我幫他在位於哈特福德的一家報館裡面找個記者的工作乾乾。這樣，我就又有機會試試那個卓越偉大而又屢試不爽的辦法了，我也真的試了。我要他不帶任何介紹信就去了哈特福德的《晚郵報》，只要求做些擦擦掃掃的活，或是別的什麼活，不要錢，就說他只需要工作，不需要錢，他滿心想的就是工作。果然，還沒到六個星期，他便調到了這家報紙的編輯部，薪水是每周二十塊錢。他所做的那些工作是值這個價錢的，於是立刻就有其他家的報紙請他過去，給他更好的待遇，不過我建議他不要答應別人，而是先去《晚郵報》，將這件事告知他們。於是《晚郵報》為他加了薪，將他留住了。我想這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快活的一項工作了，這個職位非常適合他的個性，極其輕快，他在每個方面都過得非常舒服。
不過，該來的總是會來的，倒霉的時刻終於到了，那是無法阻擋的。
那段時間，一家共和黨的日報要在佛蒙特的拉特蘭開辦，那是由一些有錢政客們開的股票公司開辦的，他們將邀請奧里昂去擔任主編，薪水是每年三千塊錢。他非常想要接受，他的妻子也是——不，是更想接受，加倍地想，三倍地想要接受。我苦口婆心地百般進行勸告也沒用，我說：「你的為人就像水那樣軟弱柔順，人家很快便會發現這一點的，他們絲毫不用費力就會發現你為人沒有什麼骨氣，他們能夠像對付一個奴隸那樣來對付你。你可能會待上六個月，但絕對不可能更久，然後，他們不會像請一位紳士那樣請你走，而是會像對待一個遊民那樣將你扔出去。」
我的預言絲毫都不是危言聳聽，後來的事實證明果真如此。
奧里昂同他的妻子又一次遷往那個被貶斥而又不得罪人的基厄卡克去了。到那兒之後，奧里昂寫信來說，他並沒有重操律師業務，為了他的健康起見，他認為自己需要綠色產業和新鮮空氣，需要一種室外的工作。他說，他的岳父在距離基厄卡克一英里路程的界河邊上有一小片地，還有一間小房子，他打算買下這塊地來辦個養雞場，這樣不但能夠供應基厄卡克所需的小雞和雞蛋，還能夠供應奶油——但我不知道養雞場是否出產奶油。他告訴我說，這個地方只要三千元現金就能到手，於是我就將錢寄了過去。
奧里昂便開始養起了小雞，他每個月都會寄給我一份詳細的報告。從報告上來看，他能將小雞按照每對兒一元兩角五分的價錢順利地銷售給基厄卡克的老百姓們，但從報告上看，也知道他每對兒小雞的本錢就要一元六角。但奧里昂似乎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灰心喪氣，我自然也就隨他去了。
與此同時，每個月他都要定期從我手裡借一百塊錢，每個月都是這樣。而最足以用來對奧里昂做生意那種嚴格刻板的作風進行說明的是——他可向來是以做生意本領高強來自誇的——每個月的月初他收到那一百塊錢後，便會將這筆錢的借據寄來，除此之外還按每百元六分的年息，從那筆錢中，寄過來一個月的利息，這些借據則總是為期三個月的。當然我沒有保留這些東西，我相信對於任何人來說，這些東西都不值一個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