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二月初，我同奧利維婭·勒·蘭登小姐結婚了，於是，我便住到了紐約市的布法羅。明天我們便結婚三十六周年了。我妻子在連續害病長達二十二個月以後，於一年八個月前去世了，在義大利的佛羅倫薩。
我是在見到她的象牙雕像時和她首次見面的。那是1867年的夏天，在停泊在斯米爾納海灣的「教友市號」上屬於她哥哥查利的特等艙里。那個時候她二十二歲。首次見到她的本人，是於當年的十二月，地點是紐約。她是個苗條而又美麗的少女。她既是少女，又是婦女。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她始終都既是少女，又是婦女。她的外表莊重而又文靜，但卻燃燒著同情、忠誠、精幹、熱忱以及浩瀚的愛的火焰，這火焰永不熄滅。她的身子骨一直都是虛弱的，依靠她的精神力量在支撐著，她那顆滿懷希望以及勇氣的心是沒有什麼能夠摧毀的。
她十六歲時在冰上摔了跤，引發了局部癱瘓，便成了個病人。從那之後，她便一輩子都沒有再次強壯起來。這次摔跤之後，她有兩年都不能下床。除了臉向上躺著之外，也不能用別的姿勢睡覺。那段時間，幾乎所有名醫都被請到埃爾邁拉來了，不過都沒有什麼效果。當時，牛頓醫生的名字在左右兩個半球都為人們所熟知，兩個半球的人都認為他是吹牛大王。他非常神氣地遍歷美國各地，那整個就是君王氣派，當然更像個玩馬戲的。經常是人到之前的幾個星期，原本呆板沉悶的牆上就出現了大幅的彩色招貼和他那令人生畏的畫像，宣告著他即將來臨。
一天，蘭登家的親戚安德魯·蘭登到她家裡來說：「你們試過那麼多人了，現在可以試試那個吹牛大王牛頓醫生。他來了，住在拉思本大廈。他為有錢人看病要大價錢，給窮人看病則不要錢。我曾經親眼看見他將手在傑克·布朗的腦袋上揮了揮，然後將他的拐杖拿走了，讓他去做自己的事，就好像任何病都沒有那樣。我親眼看見他將其他的一些跛子治好了。他們可能不是真正的跛子，而只是想臨時冒充做做廣告罷了。不過傑克的倒是真事。還是將牛頓請來吧！」
牛頓到了。他看到那個年輕的姑娘躺在那裡。在她頭頂上的天花板上，向下懸掛著一具轆轤。那具轆轤被掛在那裡好長時間了，只是沒被用過。將它掛在那裡是希望能夠靠這個設備，讓她每過一會兒便坐起來休息一下。不過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每次想讓她坐起來的時候，總是引起她的嘔吐，將她搞得筋疲力盡，最好只得作罷。牛頓將已經關了很久的窗戶打了開來，作了一個簡短而又熱誠的禱告，然後將一隻胳膊放到她的肩膀上說：「孩子，現在我們坐起來吧。」
他的這句話嚇壞了全家人，他們想要阻止他，不過他不動聲色地將她扶了起來。她坐了幾分鐘，沒有作嘔，也沒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後牛頓說：「孩子，現在我們來走幾步。」他將她扶下床，攙著她走了幾步。然後他便說：「我只有這麼多本領了。她的病還沒有被完全治好。她的樣子似乎是治不好了。她永遠也不可能走得太遠，不過每天練習一下，她能走一兩百碼，並且終生都能保持這樣。」
他要價一千五百塊，實際上的價值足有十萬塊。因為，自她十八歲的那天開始，直到五十六歲為止，她總能走幾百碼，並且中途不需要停下來休息。有好幾次，我看見她走了四分之一英里還不怎麼感到疲勞。
在都柏林、倫敦或是其他的一些地方，牛頓總是不時地遭到群眾起鬨。在歐洲和美國也經常這樣。可是蘭登家和克萊門斯家因為感謝他的恩情，從來都沒有對他起過哄。過了好多年之後，我見過一次牛頓，還問過他，他的秘密何在。他說自己也不知道，不過可能是他身上發出什麼電來，治好了病。
絕對的真誠、忠實和坦白，這些品性都是我妻子生來就有的。她對人、事的判斷是可靠而又正確的。她的直覺從來都沒有欺騙過她。對朋友以及陌生人的品性與行為進行判斷的時候，她總是留有仁慈之心，並且這種仁慈之心從來都沒有失誤過。我曾將她同成百個人進行過比較和對照，認為她的品性是我遇到的所有人中最完美的，這種信念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我還可以說，在我所認識的人中，她是最被人喜愛並且很莊重的人。她的品性與脾氣是屬於那種不僅被人崇拜，並且叫人家不得不崇拜。那些值得留下來的傭人，沒有一個離開她的。因為她只要看一眼，就能將這些人挑選得非常妥帖，所以只要是她挑出來的傭人，就幾乎都是值得留下來的，並且實際上她們也都留了下來。
她總是很高興，並且總是能夠將高興的心情感染給別人。在我們那九年貧困、負債的日子裡，她總是能夠將我說服，讓我不要絕望，要能夠於茫茫迷霧中見到光明的一面，並且她的確設法讓我見到了光明。那些日子裡，我從來都沒有見到過她對我們的處境變化有一句怨言。孩子們也從未見過。她對她們進行了教育，並且她們也從她身上學到了她那堅韌不拔的品格。對於她所熱愛的人，她的那種愛簡直就成了崇拜，而人家也以同樣的崇拜來回報她——親戚、朋友以及家裡的傭人們都是這樣的。
結婚可以說是令一種奇異的結合凝聚到一個人身上——她的脾氣、品性和我的脾氣、品性。她在接吻中、擁抱中，以及慕戀的話語中，傾注了熱戀的心情，她那無比豐富的語言往往令我大吃一驚。在慕戀的語言以及愛撫方面，我天生保守，而她向我身上傾注這些的時候，卻像是夏天海上的波濤那樣衝擊著直布羅陀海峽。我的成長環境是保守的。這一點我在前面提到過，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我的家人們彼此接吻，只有一次除外，並且那還是在垂死的病床上。我們村子裡也沒有接吻的習慣。接吻和愛撫在求婚的時候宣告結束——那一天那要命的鋼琴聲也是一樣。
她喜歡像少女那樣天真無邪地大笑。這樣大笑的次數不多，不過她這笑聲簡直就像音樂那樣迷人。我最後一次聽到她的笑聲是在她卧床一年多的時候，當時我還將這件事記了下來——只可惜那是最後一次了。
明天就是我們結婚三十六周年的日子了。我們的婚禮是在紐約埃爾邁拉，她父親的家裡舉行的。第二天我們便乘專車前往布法羅，與我們同行的有蘭登全家，比徹家以及特威切爾家的人。他們過來參加了我們的婚禮。我們則要住到布法羅去，我要到那裡去做布法羅《快報》的編輯，同時也成為這份報紙的一個主人。對於布法羅，我一無所知，不過我給一個朋友去了信，請他幫我們安排了一個家。我要他找一個既是編輯的低薪所能負擔得起，又比較像樣子的公寓。晚上九點鐘，他們在布法羅車站接我們。我們分別坐到了幾輛雪車上，然後，在我看來似乎是走遍了整個美國——很明顯，我們簡直走遍了全部的大街小巷——我很不客氣地將我這位朋友責怪了一番，怪他找了一個沒有準確地址的公寓。不過此中是有個計謀的哩——新娘是知情的，我卻被蒙在鼓裡，她的父親傑維斯·蘭登為我們買了一座新房子，房子就位於時髦的特拉華大街，並且將家裡都布置好了，還安排了一位廚師、數名女僕，一個很精神的年輕愛爾蘭車夫，他的名字是帕特里克·麥卡勒——而我們在全市到處轉悠的目的就是為了能有充裕的時間讓一雪車人先趕往新房點起煤氣灶，將大伙兒的晚飯準備好。最後，我們終於到了，當走進這個仙境的時候，我不禁憤怒到了極點。我沒有絲毫保留地對我那位朋友的蠢舉進行了責備，因為他為我們安排了這樣一個讓我無力負擔的公寓。這個時候，蘭登先生取出了一隻精緻的盒子，並打開了它，將這座房子出讓契約拿了出來。就這樣，一場喜劇高興地收了場，於是我們便坐下來吃晚飯了。
半夜的時候，客人告辭了。將我們留在了新居。廚師埃倫進來問我們明天早上要買些什麼菜——但是我們兩個人誰都不知道牛排按桶賣還是按碼賣。我們的愚昧無知一下便暴露了出來，而埃倫則充分地將愛爾蘭人的那種高興勁兒表現了出來。那個年輕的、很精神的愛爾蘭人帕特里克·麥卡勒走進來問我們第二天的安排——這是我首次見到他。
聽起來似乎一切都非常順利、輕快，沒有遇到任何不順當的事，但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的。我求愛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三四次求婚都被她拒絕了。我在旅行演講中四處流浪，不過我每隔一陣就會設法到埃爾邁拉來進行圍攻。有一次，我從查利·蘭登手中搞到一份邀請書，能在她們家裡待一周。這一周是愉快的一周，不過最終期滿了。我沒有辦法將邀請延期。我能夠設計出的花樣看起來根本騙不了人，甚至連我自己都欺騙不了。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騙不了時，要想騙人家是非常困難的。不過運氣終於到來了，而且來自於一個最為意料不到的地方。千百年來，總是有類似的情況，今天也是如此——天意從中插了一手。
我預備離開這裡去紐約了。一輛雙馬敞篷馬車停在了大門外，我的箱子已被裝到了車上，車夫巴尼手握馬鞭坐到了前座。那是晚上的八九點鐘，天已經黑了。我在門廊上同他們一家人告別，查利同我走了出來，爬到了馬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