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歲半的時候開始上學。在那個時候，密蘇里只有兩所私立學校，公立學校根本沒有——學費為每人每周二角五分，至於是否能夠收到，那就要看老師們的本領了。在大街南頭的一間小小的圓木屋裡，霍爾太太在教學生。山坡上木板房的校舍里，薩姆·克羅斯先生在教年紀大點的人。我被送到距今已有六十五年多的霍爾太太辦的學校里去了。可是我還將那間小小的圓木屋中最初的一些日子記得清清楚楚——至少我還記得第一天的一個插曲。我破壞了一條校規，並得到了不得再犯的警告，再犯是要挨鞭子的。不久，我再次觸犯了校規，於是霍爾太太告訴我出去找一根枝條回來。她這樣做我很高興，因為我認為自己能比別人找到一根更適宜於這個場合的枝條回來。
在爛泥漿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箍桶匠刨出來的那種舊式的橡木木塊，寬有兩英寸，厚有四分之一英寸，在它一頭彎曲的地方有點兒鼓起來。它的附近其實還有些新刨的木塊，不過仔細比較之後我還是取了這一塊，雖然它已經有點兒爛了。我將它拿到了霍爾太太那裡，遞了上去，然後恭順地站在她面前，就像要存心爭取她的好感與同情那樣。可是我的希望並沒有實現。她特別不以為然地一邊看我，一邊望望那刨下來的木塊，然後大喊我的全名——塞繆爾·蘭霍恩·克萊門斯。這可能是我頭一次聽到人家將我的名字串成一行後一起叫出來——並且還說，她真替我害臊。後來，我明白了，當一個小孩被老師叫全名的時候，就意味著要出事了。她說，以後類似於選枝條這種事，她得指派一個判斷力強過我的人去干。當時曾有多少張渴望的面孔煥發出光彩，都希望能去干這件事，直到今天想起來，還是令人感到傷心。吉姆·鄧拉普被指派到了，一會兒他拿著揀的枝條回來了。我必須承認，他確實內行。
霍爾太太是一位來自新英格蘭的中年太太。她一直以祈禱和讀第一章《新約》開始開學的第一課，她還會簡要地解釋一下這一章。有一次進行解釋，她講到原書所說的「祈求，你就會得到」的時候說，不管是誰，只要在祈禱的時候真心實意，就不用懷疑你的祈禱肯定會得到允准。
我對這個說法具有極深的印象，對祈禱能提供如此好的運氣感到非常高興，也許是因為我平生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所以我就想試一下。對於霍爾太太，我是深信不疑的，我對祈禱的結果也沒有任何懷疑。我祈禱可以得到一塊薑餅。瑪格麗特·庫納曼，一位麵包師傅的女兒，每天都會帶一塊薑餅到學校。過去的時候，她總是不讓人見到她那塊薑餅，可是當我祈禱完一看，便見到了這塊薑餅，並且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她卻正張望著別處。在我這一生中，祈禱後就能夠靈驗，是絕對沒有過的。我的慾望實在沒有止境，到那個時候為止，總是感覺滿足不了。不過我一直希望能夠滿足慾望，擴大慾望，特別是現在已經找到了訣竅。
只不過這種夢想，和生活中所迷戀的其他夢想一樣，根本就是虛妄的。接下來的兩三天內，雖然我的祈禱同鎮上其他人一樣虔誠，但是卻毫無結果。我發現，即便祈禱再靈驗，也不能再次舉起那塊薑餅，於是我得出結論：假如某人一心想著薑餅，那就用眼睛盯著薑餅就行了，不必在禱告上浪費什麼工夫。
肯定是我的行為舉止有些什麼東西令我媽媽不安，她將我叫到一邊，憂心忡忡地盤問我。我不太願意向她透露在我身上所發生的變化，因為假如告訴她，而使她慈祥的心感到難過，我也會很痛心的。但是到了後來，我終於一面流淚，一面向她承認說，我已經不是基督徒了。她非常難過，問我為什麼會這樣。
我說，我認識到自己不過是為了得到好處才去做基督徒的，想到這一點，我就不好過，感覺自己實在是太卑鄙了。
她把我抱在懷裡，安慰我。從她的話語里，我聽出這樣的意思：只要我能繼續保持這個樣子，就不會孤獨。
我媽媽老是替我操心。不過據我看，她也願意這樣做。以比我小兩歲的弟弟亨利為例，她根本用不著操心。依我看，如果不是我在另一個方面為她提供一些調劑和變化，只憑亨利那副老實、聽話的德行，也太單調了，那樣只會成為她的負擔。而我則是一劑對她大有益處的補藥。過去，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現在我終於意識到了。我從沒有見過亨利對我或是任何人做過什麼壞事——但他經常做些正當的卻給我造成了很大損害的事。他有責任對我的所作所為進行彙報，而當我理應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彙報而沒有這樣做時，他卻忠實地對那個義務進行了履行。他就是《湯姆·索亞歷險記》中的那個錫德。不過錫德卻不就是亨利。亨利要比錫德高尚得多，好得多。
正是亨利提醒我媽媽要注意，她為了不許我去游泳而縫到衣領上的線已經變顏色了。沒有亨利這樣的提醒，我媽媽是發現不了的。她發現，證據是如此的確鑿，而以她犀利的眼光卻沒有能夠注意到，這令她很生氣。大概因為這個原因，她將對我的懲罰也加重了一分。這是非常合乎人情的。人們總是在有借口的時候，將自己的短處推給別人——不過，那並沒有什麼，我會在亨利身上進行報復。有的時候，事情還沒開始，我便先預知了它，這種預知經常是在事情的誘惑力非常強的時候產生的。這個做法我不用從我媽媽那裡去學，並且很可能是我自己發明的。可是，我肯定是受過她經常性的影響才會信奉這條原則的。
我已經不記得打破糖缽的事件是否被我寫在《湯姆·索亞歷險記》里了，如果是的話，那就是一個例子。亨利總是公開從缽子里取糖吃，因此他是從來不偷的。媽媽知道，只要沒有她在旁邊看著，亨利是不會拿糖吃的。但是她對我有點疑心，確切地說，也不能算是疑心——她很清楚我是會偷糖吃的。有一天，趁著她不在，亨利從她那珍貴的老英國式的糖缽里偷拿了糖，這糖缽是傳家之寶——並且他還把糖缽打破了。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告他一狀，我心裡真是有著說不出的高興。我對他說我要告他的狀了，但是他卻一點都不著急。等到媽媽回來，看見掉在地上，已經碎成一片一片的缽子，竟然一時說不出話來。我故作沉默，因為我知道這樣會增強效果。我等她問：「這是誰幹的？」——這樣，我就能夠把「新聞」端出來了。可是我想錯了。她沉默過後，並沒有問什麼——只是用她那個針箍猛擊了一下我的腦袋，我只覺得那痛一直延至腳跟。因為受了冤枉，我發作起來，我以為她會因為錯怪了人而感到十分難過。我盼望著她會懊悔、難過。我對她說，那不是我，而是亨利乾的。可是並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化發生。她無動於衷地說：「這算不了什麼。反正你總是會做些什麼事以為我聽不到。這是你應得的。」
在我們的屋外有一個扶梯通過二樓的後面。有一天，亨利受媽媽的指派去做一件事。於是他拿了一隻鐵桶去了。我明白他要爬這個樓梯，就走了上去，將門從裡面反鎖了起來，然後下樓進到園子里。園子剛被犁過，遍地都是烏黑、結實的泥土塊，可供我進行挑揀。我收集了許多，埋伏在那裡。我等著他上了樓梯，靠近樓梯口，逃不了的時候，就將泥塊兒扔向他，他用鐵桶使勁兒地抵擋，可是擋不住我這個神槍手。泥塊打到屋檐板上，將媽媽也引出來了，她想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我解釋說，我是在逗亨利玩兒。聽到這話他們兩人都開始追我，不過我能夠爬過高高的木板柵欄，就這樣逃掉了。過了一兩個鐘頭，我鼓起勇氣往迴轉，朝四下看了看，見沒有人，就以為這件事算完了。結果卻沒有完，亨利正埋伏在那裡等著我。跟往常不同的是，他這一回瞄得很准，他扔出來的石子打在我的腦袋上，被打的地方立刻腫起了一個像阿爾卑斯山的馬特霍恩峰 那樣的包來，我徑直帶著它去找媽媽了，想要尋求些同情，可是她卻沒有太大的反應。我想，她的想法是，這種倒霉事，我應該多遇到一些，那會使我改好的。因此，這件事主要是具有教育上的意義。至於疼痛什麼的，是我看得太嚴重了。
我現在才懂得不應該給貓吃「止痛藥」，如今我是不會再干這種蠢事了。不過，在創作《湯姆·索亞歷險記》的那些日子裡，看著彼得受藥性的影響進行表演，是我的一大樂趣——如果動作真的能夠像字眼那樣大聲說話的話，那麼我能夠說，他同我一樣，對之有著非常大的興趣。佩里·戴維斯的止痛藥是世界上最可惡的。帕維先生的黑人，他的判斷力很強並且好奇心很重，他要用它作為樣品，我也同意了。按照他的想法，這是地獄之火做成的。
在1849年霍亂流行的日子，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老百姓被嚇得驚慌失措，能逃的人全逃了。很多人是在逃亡的途中被驚嚇致死。如果由於霍亂而死的有一個人，因驚嚇而死的就有三個人。那些不能逃的人就只能吃預防霍亂的葯，我媽媽為我挑了佩里·戴維斯的止痛藥。對於自己她倒沒操什麼心，她沒有服用預防藥物。她要求我必須每天喝一調羹止痛藥。原本我想照她說的去做，不過那時候我還不了解止痛藥，不像我頭一次試過後那麼清楚。她並沒有對亨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