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約翰·馬歇爾·克萊門斯來自弗吉尼亞州，我母親簡·蘭普頓來自肯塔基州。弗吉尼亞州的克萊門斯家族歷史悠久，其祖先可以追溯到諾亞方舟的時代，傳說建造方舟的諾亞就是他們的祖先。依照傳統說法，家族中有幾個人曾在伊麗莎白女皇時代做過海盜和奴隸。不過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什麼丟臉的事，因為率領英國艦隊為英國建立海上霸權的德雷克和霍金斯 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在那時，海盜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職業，君主們也樂意做他們的後台坐地分贓。就當時的我來說，對於海盜的生活也是心馳神往的。讀者如果仔細地探尋一下自己的心靈深處，也會發現自己對於海盜的生活是多麼的嚮往。不過無論讀者在自己的心靈深處發現什麼，都沒多大關係，因為我正在寫的是傳記而不是其他的。
據祖上的說法，後來又有一個祖先曾在詹姆士一世或是查理一世 時代任英國駐西班牙大使，並在那兒娶了一個西班牙姑娘，這使我們家帶有了一點西班牙血統，為我們家族的性格增添了一些似火的熱情。此外還傳說，正是這一位，或者是另一位名叫傑弗里·克萊門特的祖先與別人一起將查理一世判處了死刑。
對於以上這些關於祖先的傳說我沒有去調查確認，一方面是因為我生性懶散，另一方面是因為為了將我們這一支的情況盡量搞得出色些，我幾乎投入了我的全部精力，再也沒有精力去調查其他的了。不過，其他支系的人曾表示，經過他們的調查以上那些說法全都是確定無誤的。因此，我一直認為，我確實在查爾斯超度 方面助過他一臂之力，不過那是通過祖先的行動來實現的而已。我本能地相信這個說法。無論何時，只要我的心裡本能地萌發起一種強烈、堅韌而又根深蒂固的觀念時，我們都可以將其歸結於祖先們從很久很久以前傳下來的，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完整了，同時也僵化了。
對於我來說，我一向都討厭查理一世，我相信，這種感情是從那位參與審判查理一世的祖先那兒傳下來的。因為，就我個人的脾性，我不會因為我個人的什麼原因而去對什麼人表示反對。就像對英國歷史上那位著名的酷吏司法大臣傑弗里，按常理我應該反對他，然而我並不反對他。這說明生活在詹姆士二世時代的祖先們對他也不反對。對於這些事，除了上面提到的這個原因，沒有任何合理的解釋可講，不過這事所能說明的也恰好就是這些吧。我對撒旦所抱有的友好態度，也只能用這個原因來解釋了，因為如果說這來自我的獨創，那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出於本能，以及我對祖先們的調查，我總是認為，傑弗里·克萊門特，這個酷吏也是我的一位祖先，並對他抱有好感，以他為驕傲。這對於我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因為這很可能是出於我的虛榮心，而這是一個缺點。這讓我對於那些祖先都是普通人的人懷有優越感，在這種心理下我有時會不給人面子，弄得別人當眾下不了台。
幾年前，我在柏林就曾這樣做過。那時，威廉·沃爾特·費爾普斯是美利堅合眾國派駐德意志王國的公使。有一次，為了結識王國的內政部長S伯爵，他邀請我參加晚宴。這位伯爵出身於一個顯赫的世家，因而我也就有了想透露一下我那些顯赫祖先的事實的想法。不過我不想生拉硬扯地將他們從墳墓里拉出來，扯進我們的談話中。然而，我好像也沒什麼好的由頭可以順勢而為地將他們拉進來。在我看來，費爾普斯先生也同樣為這件事兒煩惱。事實上，有時候他都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了——很想找個合適的機會將顯赫的祖先們介紹給大家，讓祖先們露一露臉，然而機會卻從未光顧他。不過，在宴會結束以後，他還是打算試一下。他將我們領進了他的客廳，一幅一幅地為我們介紹他收藏的畫，最後在一幅粗糙而古樸的版畫前停住了腳步。畫上畫的是法庭審判查理一世的情形。畫面上的法官們呈金字塔形狀分布，上面是頭戴清教徒垂邊帽的法官，法官的下邊是三位沒有戴帽的書記官。這時，費爾普斯伯爵指著三位書記員中的一位，以興高采烈而又漫不經心的神氣說：「他是我的一位祖先。」
在他說完後，我指著頭戴清教徒垂邊帽的這一法官，以辛辣而漫不經心的口氣說：「我的祖先。不過這沒什麼值得炫耀的，我的祖先里像這樣的還多著呢。」我這樣做並不算什麼光彩的事，也一直以此為憾。然而，我雖然這樣敲了他一下，卻也不知道他的感受究竟如何，但這對於我們的友誼是沒有什麼影響的，反而證明了他的優雅、高貴，雖然他的出身並不高貴。這在我也並不是沒有值得稱道的地方，至少我並沒有因為他出身的不高貴而看不起他，而是始終如一的予以平等相待。
在我的祖先中，還有兩位值得一提，分別是傑勒和謝拉德。傑勒·克萊門斯是遠近聞名的神槍手。有一次，在他參加競選準備進行競選演說時，反對派雇來了幾個吹鼓手，讓他們聚集在演講台的前面，等他發表演講時吹吹打打幹擾他。他的支持者客客氣氣地勸說吹鼓手離開，但他們根本不理睬，他就打算好好地教訓他們一下。在他開始演講的時候，首先將自己的手槍往面前一放，聲調柔和地說：「我是個愛好和平的人，今天不打算傷人，也力求不傷人，不過我正好有六顆子彈，六個鼓每個鼓一顆，如果你們打算敲鼓的話，那就最好不要站在鼓的後面。」
謝拉德·克萊門斯在內戰時期是西弗吉尼亞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後來，他居家搬遷到了聖路易，到現在還有詹姆斯·克萊門斯這一支生活在那裡。內戰結束後，他在聖路易成了一個激進的異黨分子。當他是共和黨黨員時，我是個異黨分子；等他成為異黨分子的時候，我卻成了一位共和黨黨員。克萊門斯家族的人總是試圖在政治上保持均衡的狀態，儘管這有時會使人感到很不方便。謝拉德·克萊門斯後來的情況怎麼樣，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是在新英格蘭的一次共和黨群眾大會上將參議員霍利介紹給大家時，收到過他從聖路易寄過來的信，他在信中對議員霍利表示了堅決的反對。他在信中說，北方的共和黨人——不，應該是「北方的低賤的傢伙們」用火與劍將南方的豪門大家全部清除了，而我這樣一個貴族出身的人竟然和那些賤人混在一起，實在是太不成體統了。難道我忘了我是一個蘭頓嗎？
所謂的蘭頓是從我母親的家族來說的。我的母親是個蘭頓（Lambton）——帶個字母P的蘭頓，在早年，有些美國人對於蘭普頓（Lambton）家族的拼音拼寫得不很准，漸漸地蘭普頓變成了蘭頓。我的父親和母親是1823年在列剋星敦結的婚，那一年我的父親二十四歲，母親二十歲。當他們都不富裕，母親帶來了兩個黑人奴隸作為嫁妝，此外我想他們一無所有了。結婚後，他們在田納西州東部山區一個名叫詹姆斯敦的偏僻村子定居了下來。他們最早的幾個孩子都是在那裡出生的，不過那是在我出生很多年前的事了，我已經幾乎沒有什麼印象了。我是在他們搬到密蘇里州以後出生的。那時的密蘇里州成立不到二十年，是一個全新的地方，需要大量移民去那兒生活。
從時間上推算，我的大哥奧里昂、姐姐帕梅拉和瑪格麗特以及另外一個哥哥本傑明都出生在詹姆斯敦，可能還有其他人，不過我記不太清楚了。我的父母搬到哪裡去居住，對哪裡來說就是一種榮耀。當地的人們都希望他們能留下來長期居住，好讓這地方能發展成一座城市。當人們認為他們會長期居住在那裡時，人群便大量地湧入，市鎮繁榮起來。然而，不久之後他們就離開了，物價跌了下來，市鎮變得蕭條，詹姆斯敦也是在他們離開後的好多年以後才又重新繁榮起來的。在我的《鍍金時代》里我曾提到過詹姆斯敦，不過那只是根據傳聞寫的，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去過詹姆斯敦，以自己親見的第一手材料寫也就無從談起了。
我的父親在詹姆斯敦附近留下了一筆可觀的財富——大約七萬五千英畝土地。在他1847年去世的時候，這筆可觀的財產已經伴隨他二十年了。這些土地雖然數量達到了好幾萬英畝，但它的稅賦卻幾乎等於零——每年五塊錢，他每年都在規定的時間之內繳納稅賦，以保證自己對土地的所有權。他在世時常對我們說，在他生前，這片地也許不會值什麼錢，但將來總有一天它會給他的孩子們帶來超乎想像的收益。
這裡擁有豐富的煤、銅、鐵資源和木材。他還說，等交通發展到一定的程度，鐵路會延伸到這個地區，到那個時候，這上萬英畝的土地就成了名副其實的財產了。這兒還生長著一種野葡萄，我父親對它寄予了深切的希望。他曾把它帶到辛辛那提去，讓著名的葡萄酒生產商尼古拉斯·朗沃斯進行鑒定鑒定。據朗沃斯先生說，那是一種上好的葡萄酒原料，能釀出跟他的卡托巴酒一樣好的酒。那片土地的物產還不止這些，還有一種重要的資源，那就是石油，不過當時我的父親是不知道的。當然，他就算知道了，也沒什麼意義，那時候內燃機的時代還沒來臨呢，更何況石油要到1895年才發現。
如今我倒希望自己能有幾英畝的土地，這樣，我也不至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