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晚上，茲比和雷伯去看電影，茲比記得正片的片名是《卡薩布蘭卡》，由亨弗萊·鮑嘉和英格麗·褒曼主演。「我已經看過這部片子，雷伯也看過，但他是個電影迷，那位瑞典女郎也叫他著迷，於是我照例讓步。」他們大約在十一點半從電影院出來，開始步行回到茲比那套還跟雷伯會住的小公寓去。
一輛汽車靠路邊停下，車內走出兩個男子，其中顯然有槍。他們不理睬茲比，只是對他的夥伴說話。
「你是貝克嗎？老闆有話跟你說。」
「芬尼根？」
「上車吧。那個波蘭佬也去。」
雷伯慢騰騰地說：「走，茲比。他們不會開槍的。」
正好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群波多黎各人，大約五六人，有男有女。雷伯用西班牙語叫他們。他們笑著走過來。
「快，上車。」帶槍的那個人說。
雷伯繼續說西班牙語。那些波多黎各人放聲大笑，雷伯自己也笑嘻嘻的。
他用英語說：「O．K．，茲比。一切都會安排好的。」
他俯身探頭向車內說：
「你意下如何，芬尼根？你自己出來還是要我拖你出來？」
車內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茲比看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個兒不太高，但塊頭很大，一頭紅髮是所能想像的最紅的一種顏色。
「情況非常簡單，芬尼根，」雷伯用安詳的語調說。「如果你的朋友在我後面向我開槍，他也得開槍打死這個波蘭人和我的波多黎各朋友們。我相信這將是一次在古代希臘稱做百牲祭的事件，用英語說就是大屠殺。你不可能讓這種事發生。你也沒有任何辦法『復辟』……你知道『復辟』這詞兒的意思嗎，芬尼根？從你的面孔看我想你大概不懂……
「『復辟』就是恢複舊秩序，就是重新奪回你的一年十七萬美元的收入。這日子已經一去不返，芬尼根。所以，兩者必居其一：要麼你滾蛋；要麼你堅持向曼哈頓島南區的報販收你的每天一美元五十美分。你自己挑。我的名字叫雷伯。你作你的選擇；如果你想這樣做的話，你可以從汽車裡出來想辦法打我。我會殺了你。咱們一對一較量。你決定吧，芬尼根。」
雷伯退後幾步，重又用西班牙語跟那些笑呵呵的波多黎各人說話。然後他用波蘭語說：「茲比，他準備向我撲上來了。請你不要介入。一切都會好的。」
在隨後的幾秒鐘內，許多事情以很快的速度接連發生。雷伯的一個瘦骨嶙峋的大拳頭飛快地揮出去正好擊中帶槍的那個人的喉結。帶槍的那個人疼得彎下身來，從此對戰局失去了興趣。芬尼根向雷伯剛剛站立的地方猛撲上去，結果脖梗子被雷伯用另一隻手打了一拳，小腹上也挨了一腳。他一頭撞在牆上，從那裡彈出來，轉身時正好趕上撈到左右各一個嘴巴、脖子上重重的兩下（不幸的是他的脖子競一無遮蔽）、兩腿之間的一腳以及面門上五六記鉤拳。
他癱了下來。
雷伯沖第三個人笑著問他打算怎麼樣。
「不怎麼樣，」那人說。「這已經夠了。」
「我也寧願如此，」雷伯說。「至少有人可以把他們帶走。希望你懂得怎樣開車。」
他站得筆直，臉上現出冥思遐想的神情。但是那第三個人沒有估計錯誤，茲比和那些突然止笑的波多黎各人也沒有料錯：從雷伯身上確實透出一股無情的殺氣。
高茲契尼亞克兄弟中的老大來自波蘭西北部波茲南以北一個名叫瓦格羅維茨的小鎮。他在一九二四年來到美國，把他的名字齊格蒙特改成便於按英語發音的西蒙。他通過移民局的審查之後不到兩個星期，便開始賣報。一九五〇年，他四十四歲，是三個報攤無可爭議的主人，其中一個設在紐約中央大站的最佳地點。在曼哈頓報販的小天地里，他有了點兒名氣。到一九二七年，他已有力量資助他的兩個兄弟移居美國，在孟菲斯就是其中之一讓雷伯搭上卡車，把他帶到了紐約。
介紹雷伯去找茲比·齊布爾斯基的正是西蒙·高茲契尼亞克，也是他在七月份說服大多數報販跟雷伯一起干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下午五點左右，高茲契尼亞克離開他在中央公園第三十六街拐角的報攤，徒步向中央大站走去。有一個目擊者看到他在救世主教堂附近跟剛剛走出一輛藍色雪佛萊的兩個人說話。高茲契尼亞克最後上了那輛轎車往北而去。
第二天早晨，他在一個建築工地上被發現，那裡正在建造未來的聯合國總部。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都被用鉛管十分仔細地打斷了，手段野蠻之極。只有他的面孔完整無損，好象是讓人容易辨認似的，一份用波蘭文、德文、義大利文和依地文印刷的報紙從他口中塞進去，直下咽喉。
芬尼根死於兩天後的八月八日。調查表明，他離開自己作為報紙發行系統頭頭的職位已有一星期，前幾天他用了一個化名在大西洋城過夜，陪同他的另外兩個人顯然是他的保鏢。這兩個人後頸中了槍彈。芬尼根則被發現吊了起來，但不是吊在繩上。用的是碼頭裝卸工人刨鉚條箱的一隻鉤子，鋼製的鉤尖被塞入他口中，戳破上齶，穿透腦子。
氣候在八月二十日左右起了變化。先是在新英格蘭上空鬼鬼祟祟、假惺惺地下起雨來。海洋開始更換濃談不一的各種紫色，空氣變涼了，甚至阿道夫和貝尼托那兩隻老是棲息在碼頭邊上的鸕鶿，也擺脫了它們習慣的昏睡狀態。換句話說，夏天已經過去。
這一點不象會使塔拉斯夫婦沮喪。他倆都討厭炎熱。要是依著他們，最好把鄉居的房子搬到格陵蘭。但他們需要象樣的郵政系統給他們送書來，每星期還得把雪莉為《紐約人》雜誌寫的報道寄出去。他們只得將就住在緬因州，但願那裡的氣候比較涼快、濕潤，這個希望倒是難得落空的。
一九五〇年，喬治·塔拉斯五十一歲，即將寫完他的第三本書，他在裡邊斬釘截鐵地斷言道，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幾乎逐字抄襲了帕斯卡爾·保科在這以前為科西嘉人制訂的一部憲法。他希望通過此書的出版激起專家們的憤慨。到九月八日，他只要再寫五十頁左右就可以結束了。這天，他習慣地醒來得很早，吃過早餐，開始工作。雪莉大約在七點鐘下雨時出現了，這兩件事是毫無關聯的。她得寫她的文章。這對結婚二十三年沒有孩子的夫婦，在相親相愛的同時，還對整個人類同樣持有極其尖刻的譏諷態度。
十一點左右，雪莉抬起頭來指著海灣方向的一扇窗說：「有人來跟咱們作伴了。」
喬治朝窗外看去，他五年的生活彷彿一下子化為烏有。往事歷歷在目，連細節都清晰得令人難以置信，他似乎又看見了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的一舉一動和沒有動作的神情，似乎又聽到了那種獨特的說話聲音。
塔拉斯在緬因州的房子是石基木頭結構。從每一邊，或者幾乎從每一邊，都看得見海，有時，大西洋的浪花會一直濺進屋裡來，如果窗開著的話。它坐落在皮諾布斯科特與藍丘灣之間一個低平的岬角上。距離最近的一所房屋差不多也有三公里。
「我是來歸還你的兩本書的。」雷伯·克立姆羅德說。他從布袋裡掏出一本惠特曼和一本蒙田的書交給塔拉斯。
「這又不急，」塔拉斯答道。「如果你沒有讀完，還可以留著。你喝茶還是咖啡？」
「都不要，謝謝你。我喜歡你的房子。這兩本書我真的都讀完了。」
雨停了，但是看樣子很快又會下起來。儘管如此，這兩個男人還是走到外面去。他們選了一條通往海洋的小徑。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通過大衛·塞梯尼亞茲。」
「你來到美國多久了？」
「差不多兩個月。」
「以前你會說英語嗎？」
「只會一點兒。」
塔拉斯在他過去二十年中坐慣了的一塊礁石上坐下。他們所在的海灣口子朝東南方向而開，被洋面上刮來的風不停地抽打著。他審視著克立姆羅德——抑或基姆羅德（Kimrod）？不，是克立姆羅德（Klimrod），——發現他幾乎沒有變樣。塔拉斯猛然意識到此情此景實在是夠荒唐的。「天哪，」他思忖著，「我在歐洲大約見過兩萬個男人和女人，也是從各個集中營里出來的，他們都有悲慘可怕的遭遇，其中好多人的經歷不止在一個方面與眾不同。然而我記得的名字連十個也不到；如果他們出現在我面前，我也認不出來。可是為什麼偏偏記住他？」
「我想，你萬里迢迢來到美國，不是單單為了還書給我吧？」
「不是的，不單為這件事，」雷伯含笑答道。
他穿著繩編的涼鞋，布褲子、布襯衫，肩上背著他的袋子。好奇使塔拉斯心中奇癢難忍，但他又感覺到在毛特豪森已有體驗的那種羞怯，這是他記得清清楚楚的。
「不，這不是我到緬因州來的唯一原因，」雷伯補充一句。
他開始自述離開奧地利後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