茲比抬頭看了一下，對那個高個兒說：「哦，你是波蘭人？」
「我從沒這麼說過，」高個子用波蘭話隨口回答。
「可你說的是波蘭話！」
「那倒不假，」高個兒說。
茲比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搖搖頭。「除了波蘭人誰也不說波蘭話。除非絕對必要，有一個人會自找麻煩去學波蘭語。」
沉默。
「坐下吧，看在上帝份上！就坐在台階上。一個人怎麼會長得這麼高。剛才你說你叫什麼名字來著？」
「雷伯。」
「雷伯什麼？」
「就是雷伯。」
三個男子和一個婦女先後在報攤前停下來買一份報紙或雜誌。其中有一個男人問茲比出了什麼事。茲比回答說，他搭地鐵時摔到一列火車下面去了，不過沒什麼，一切正常，倒是地鐵的傷勢更重，恐怕夠嗆。其實，茲比連站在那裡都感到十分困難；他忍受著極大的痛苦，隔一會兒就不得不大喘氣，把一雙淺藍色的眼睛睜得老大。
「O．K．，那就叫你雷伯，」他說。「高茲契尼亞克對我說，你這個人O．K．。通常他可不是提到隨便什麼人都這樣說的。你賣過報嗎？」
「從來沒有。」
「你以前賣過別的東西沒有？」
「煙捲。」
買報刊的顧客更多了，茲比也就得忍受更多的痛苦。他臉上的青腫塊倒沒有什麼了不起——看上去怪嚇人的，但他還受得了。可是他胸部的傷勢簡直要他的命，疼得直想大聲喊叫；還有他的背脊和他的左手也在劇痛，那三個大漢曾接二連三地用雙腳在上面蹦跳。他的左手壓根兒沒法使，連找錢也不行。他繼續說：
「那好吧。反正有你乾的事。我要走開一兩天，不會更多。你有閱讀能力嗎？」
「相當可以。」他猜到對方接下來會提出什麼問題，所以茲比還沒有問，他就作了回答。「是的，也能讀英文。」
「你是怎樣遇見高茲契尼亞克的？」
「他的兄弟是個卡車司機，我們一起從田納西州的孟菲斯來到紐約。我能叫你茲比嗎？我不知道你的姓。」
茲比說出了他的正式姓名；好多年以前，這個難念的姓氏曾經把移民局的官員差點兒逼瘋。
那高個兒揚起眉毛，面帶笑容。
「這個姓怎麼拼法？」
「跟發音一樣彆扭，」茲比說。「我拼給你聽，小夥子……」他不得不稍停一會兒，他的胸部疼得象鐵鎚在猛敲。然後他又睜開眼睛，「我希望高茲契尼亞克關於你的介紹沒有錯，這也是為我著想。但願我從醫院出來以後，能看到我的報攤還在這個地方……」
他直盯著對方那雙淺灰色的眼睛看了有好幾秒鐘。這時，有一位年輕婦女要買《紐約人》雜誌，他便轉過身去。
「O．K．，」他說。「O．K．，雷伯。」
儘管他的嘴唇又青又腫，一側面頰鼓得高高的，而且好幾顆牙搖搖欲墜，他還是在微笑，不是對那位走開去的年輕婦女，也不是對高個兒小夥子，可以說是在笑自己。其實，昨夜他一宿未睡，在挨了一頓毒打之後，累積的傷痛和神經的緊張已使他筋疲力竭，這時他突然不再勉力支撐。
他用手指輕輕擦著自己的左手，接著又按摩胸部。高個兒慢條斯理地說：「你的手骨折了，必須固定起來。你的肋骨也斷了，也許在往裡壓迫背脊。而你的顴骨已經碎裂，更不用說你的牙齒了。你應該馬上去病院。」
「好讓別人來接收我的報攤？」
但茲比的話只是最後做做姿態罷了。他已處在崩潰的邊緣，眼看著就要整個兒垮下來。
「我可以送你到醫院去，」高個兒說，他的聲音好像來自遠處。
「難道把報攤撂下不管？」
「從我送你上醫院到回來這段時間，可以讓高茲契尼亞克的兒子來照看一下報攤。就這麼辦，咱們走吧。」
「把我打成這樣的那些狗娘養的，明天或後天還會來，他們是這樣告訴我的。」
「這事我也會加以注意的，」高個兒用非常純正而又書卷氣的英語回答。「我會把全部精力放在這上頭。」
整整三十二年以後，在一九八二年以後，大衛·塞梯尼亞茲向他的電腦要了一份屬於王所有的全部公司的清單，不管在什麼領域，也不管以何種形式，包括他單獨擁有以及掌握股份在百分之五十一至百分之一百之間的。計算機開始運轉，幾個小時以後，打出了一份令人大惑不解的明細表，足有十五米長，上面開列的公司不多不少共計一千六百八十七家。
王先後用過數以百計的男男女女充當代理人——有的是受惠者，有的是掛名者。其巾有一個名字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間被電腦提到過十次到十五次之多，它引起了塞梯尼亞茲的注意。首先，因為這個名字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其次，因為這個名字本身非常特別。
這個特別的名字乃是ZbynvSzblzuszk。它絕對無法拼讀，簡直象在開玩笑。經過向聯合國的一位譯員請教，他才知道前面一個名字的發音是茲比涅夫，後面一個姓氏發音為齊布爾斯基，這是一個相當普通的波蘭姓氏。
「還剩下一美元八十三美分。」
高個兒把找頭抖落在茲比床上。「按照事先談妥的辦法，我自己留下一美元。」
「謝謝你，」茲比說，他突然噎不成聲。這個過去的西里西亞礦工曾走遍紐約的大街小巷而從來不指望有誰會幫助他。他搞到的一個報攤——僅僅是使用權——實際上充其量只能為他提供抵禦酷寒的一道屏障，卻標誌著他在社會上已經爬到了頂峰。
「告訴我，打你的是些什麼樣的人，」雷伯說。
「你就別操這份心了，小夥子！如果他們再來，你只要對他們說，你在替我賣報，別的什麼也不知道。等我出了這個該死的醫院，我會應付他們的。」
雷伯含笑道：「還是請你把那些人的情況跟我談談。」
「他們一共三個人，」茲比說。「都是墨爾伯里或伊麗莎白街的南歐仔。很年輕，大約二十歲到二十二歲。他們帶著刀子和那種套在手上、有尖刺的金屬傢伙。他們第一次來找我是在兩三星期以前。我並不是他們找過的唯一波蘭裔報販。他們也找過高茲契尼亞克。還有第五街的科瓦爾斯基。還有聯合廣場的奧爾特曼兄弟。」茲比舉出很多名字。「他們要我們每人每天繳一美元。象高茲契尼亞克那樣的大戶就要兩美元。媽的，象我們這樣的報販光是在曼哈頓島南區就有將近二百人。也就是說，我們每天至少得花三百美元供養那些壞蛋！」
某些報販願意付錢。「的確，有些人每天能賺八至十美元！如果你的報攤設在時報廣場或者中央大站門前，那點錢是容易掙到的。但對我們來說，額外吐出一美元實在夠嗆，等於要我們的命。這筆錢加上我們付給愛爾蘭人的—美元五十美分……」
「什麼愛爾蘭人？」
「給我們送報紙來的那些人。」
紐約三家最大的日報把它們的發行系統合併起來，由愛爾蘭人包攬這宗生意。
「我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雷伯。我們不付款就拿不到報紙去賣。每個人都付錢，所以我們再出負擔不起更多的花銷。這樣每天就得付兩美元五十美分……」
那天是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第二天，老茲比剛剛從醫院裡出來，他本人以及高茲契尼亞克的兒子厄爾尼，幸成為下面將要發生的事情的目擊者。
「蠢貨，不要自作聰明。你是波蘭佬？」
「不完全是，」雷伯問答道。「確切地說巴塔哥尼亞（註：阿根廷科羅拉多河以南的大片高地）人，從北邊來。」
兩個年輕的惡棍打量著他，眼睛都眯成一條線。
然後，其中較矮小的一個說：「你想幹什麼？做一個自作聰明的蠢貨？要是你想試試的話，我們準備改變你的主意。你大概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你究竟是不是波蘭佬。」
「眼下我是個被蘭人，」雷伯承認。他轉過頭來對著跟他坐在同一蹬台階上的厄爾尼微微一笑，當時厄爾尼才十四歲。然後他又轉過去朝著那兩個年輕人同樣笑容可掬地補充一句：「此刻，我是個地地道道的波蘭人。」
「我們不喜歡別人跟我們打哈哈，」個兒較小的那個說。「最近這樣做的一個傢伙嘗到了我們的厲害。我們對波蘭佬也不喜歡。你在賣報紙，對不對？」
「我是個地地道道的波蘭報販，」雷伯回答的語氣既悅耳又溫和。
「那麼你就付一美元保護費。這樣，別人不來找你麻煩了。一天一美元，每天都得付。星期天要—美元二十美分，因為星期天的報紙要貴一些，你們賺得也多些。你付了錢就可以得到保護。沒有人再會來找你的麻煩。如果你不付錢，就會給你點兒顏色瞧瞧。懂嗎？你只要每天付一美元，星期天付一美元二十美分，很簡單，是不是？隨便一個波蘭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