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能重演。歷史學家並不因此而停止假設、推論等工作。歷史學的許多意義就在其中。
我在研究鴉片戰爭史時，很快便得出結論：清朝迎戰必敗，應當儘早與英國締結一項對其相對有利的和約。這當然是一種假設。可是，這麼一來，我就遇到來自內心的兩項駁難：
一、按照這一判斷，清朝就不應當抵抗，英國軍艦一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投降？
二、按照這一判斷，在戰場上英勇抵抗的清軍將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作為一中國人，我不能迴避這些駁難。於是，我思考了很久……
由中國海東望，迎著太陽，是東亞的另一重要國家——日本。在這個中國人眼中位於日出之地的民族，對他們視為日落之地的文明，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一千多年來，他們向中國學習了許多，以致被公認為屬於漢文化圈之內的國家。
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也遇上了與清朝同樣的麻煩。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軍艦4艘由上海駛入東京灣。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開抵大沽口。掌權的德川幕府面對著培里送來的國書，其神態猶如道光帝手捧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他們不知所策，採取了軟弱的姿態，約定次年再給予答覆。由於這些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蒸汽動力美國戰艦被油漆為黑色，時人稱之為「黑船事件」。
第二年，培里又來了。這次帶來了7艘軍艦，裝備更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缺口由此被打開，西方的洪水洶湧直入。至1858年，日本與美國、英國、俄國、法國、荷蘭簽訂了十多項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外，日本「享受」著與中國同等的待遇。
所有這一切，都起源於那4艘「黑船」。在此5年間，日本沒有絲毫的抵抗。以對方的條件簽訂條約，可以認定為投降。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積弱，反過來說，即使進行抵抗，也將遭到與中國同樣的慘敗。然開國之後的種種刺激，又轉為另一種催化劑。以蒸汽機的日文諧音「上喜選」作的狂歌，對此有著形象的概括：
名茶上喜選，只消喝四碗，
驚破太平夢，徹夜不能眠。
戰艦在此化作濃茶，引起神經中樞的高度興奮，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覺的奮鬥，引起日本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明治維新。
日本成功了。今天的日本史學家幾乎無人否認，「安政五國條約」的失敗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
就如一個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頭一樣，一個民族在歷史上會有許多次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敗，雖給其帶來種種災難，但到秋後算總賬，真正的失敗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鎖國」政策，而對今日日本民族說來，當時的痛苦並不比嬰兒接種牛痘疫苗時的不適更為強猛。以時間為主軸的歷史，給世界上任何民族以東山再起的機會。中國歷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故事還少嗎？視野的放寬，距離的拉長，會給歷史學家另一種價值觀念。
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對於列強的入侵，武力抵抗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抵抗註定要失敗，另作選擇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層面的，後者是政治層面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可以選擇對其民族更為有利的策略。對此不能簡單地以「愛國」或「賣國」的道德觀念概括之。
日本的事例已經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即使訂立了不平等條約，也不見得必然一味沉淪。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可是，清朝與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個自信的「天朝」，儘管事實上已百病纏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敵區區島「夷」，因而在當時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許多材料證明，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的敗北，對德川幕府的不抵抗決策大有關聯。而清朝除了親自嘗受滋味外，並無前車可鑒。琦善也罷、伊裡布也罷，其和平計畫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戰策略更不能為「天朝」容忍。戰爭不可避免。清軍將士註定要在戰場上流血。
由此而論，我的假設，即放棄武力抵抗，儘早與英方締約，只是「事後諸葛亮」的一種策略選擇，在當時不具有現實可行性。它的意義僅僅在於，為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價值標準。
問題由此而轉入下一層面，清軍將士在戰場上付出的鮮血，怎樣才不會白流。
以鮮血而贏得勝利，自是其價值的充分體現。以鮮血而換來失敗，也可能不是無謂的，即所謂「血的教訓」。一個失敗的民族在戰後認真思過，幡然變計，是對殉國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紀念。清軍將士流淌的鮮血，價值就在於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從「天朝」的迷夢中醒來，勇敢地進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發生。
讓我們按照本書人物的出場先後，依次看看這些本應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戰後的表現。
琦善於1841年8月被定為斬監候，秋後勾決。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加恩釋放，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由於奕經的反對，改往張家口軍台充當苦差。1842年3月，張喜曾見過他，而他對張喜的局勢判斷，「深以為是」。
至戰爭結束，琦善被控罪名亦被事實推翻。穆彰阿等人設計援救，授意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召對時說項，道光帝意允。 1843年1月，旨命琦善為四等侍衛（從五品），任葉爾羌參贊大臣（治所在今莎車）。未及到任，又於4月授二品頂戴，調熱河都統。御史陳慶鏞直言上諫，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罷斥琦善，令其「閉門思過」。 陳慶鏞對剛剛結束的戰爭之分析，仍是裕謙的「人心論」。他的奏摺代表著眾多儒吏士子的認識水平。
沒過多久，1843年11月，道光帝授琦善為二等侍衛（正四品），充駐藏辦事大臣。1846年授二品頂戴，遷四川總督。1848年發還頭品頂戴，遷協辦大學士。1849年調陝甘總督。琦善終於官復原職，道光帝也曾言及對他的評價：
四川總督誰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絕頂聰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辦過！……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么？
「何事未曾辦過」一語，似乎包含著對其鴉片戰爭中表現的理解。
道光帝死後不久，琦善又倒運了。1851年因為青海濫殺無辜而革職拿問，發往吉林效力贖罪。沒過多久，因太平軍興，以三品頂戴署河南巡撫，繼以都統銜授欽差大臣，主掌江北大營。1854年，卒于軍中。
從1843年復出到1854年病故，我們從琦善這11年的經歷中，看不出任何由於這場戰爭而發生的旨趣變化。除了在駐藏大臣任上因英國窺測有過一次小小的交手外， 他的主要氣力仍放在傳統事務上，最關心如何再邀聖恩。我們雖不知他內心中是否毫無反省，但他未為中國的變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卻是無可爭辯的真實。
從琦善戰後的表現，我們又可以認定，他在戰時的避戰策略，只是一種苟安，並無長久的打算和通盤的思考。而在19世紀險象環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會將中國一次次帶入厄難，是不值得欣賞的。
林則徐於1841年6月旨命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因黃河決口，8月改往河南祥符，襄辦河工（與琦善定讞同時）。堵口合攏後，仍發往伊犁，至1842年12月來到惠遠城。他在這裡住了兩年多，其具體差使，據伊犁將軍布彥泰的奏摺，為「派在糧餉處當差」， 又據林則徐書信，實為「終日蕭閑，一無所事」。 西陲的生活很艱難，據林的書信和日記，他似乎一直在生病。
未到伊犁之前，即1841年6月至1842年12月，林則徐對戰局的發展十分關心。雖說其「水軍」建策不切實際（詳見第六章），但對雙方在軍事上的差別，有切膚感受：
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故所謀往往相左。
在此分析上，他提出了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 這雖談不上是完整的救國方案，但也表現出值得肯定的積極進取精神。1841年8月，他在鎮江與魏源的一日相會，又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留下值得記載的一頁。
到了伊犁之後，林則徐變得消沉起來，最關心的是京城的人事變動和自己復出的可能。這本是當時官場的職業病，無足厚非。1843年4月和10月寫給陝西巡撫李星沅的兩封信，可以看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