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平等與不平等 四 「奉獻」:中法黃埔條約

繼美國而來的,是法國。

作為歐洲強國,法國的利益主要在歐陸、北非、北美等地,其在東方的商業利益較小,來華商船不及英國十分之一,貿易額僅為美國的零頭。 其向東方的擴張,仍屬開拓性的,且有注重商業以外領域的特點。

當鴉片戰爭剛剛開始,法駐馬尼拉總領事(兼管對華事務)即向國內報告,要求派艦來華,此時正在中國沿海的法艦達內德(Danaide)號艦長亦報告了戰況。法國政府為確保其在中國「應有」的地位,派艦兩艘來華搜集情報,並指定真盛意(Adolphe Dubois de Jany)為國王特使。1841年4月28日,真盛意搭乘法艦埃里戈納(Erigone)號啟程,12月8日,抵達澳門。

此時正值鴉片戰爭緊要關頭,這艘載炮46門、官兵400餘名的戰艦引起廣東官員的注重,而英法長久不和、法艦前來「助順」的流言, 更合他們「以夷制夷」的心思。儘管法國政府給予真盛意的使命有如觀察使,但他不願袖手旁觀。

比真盛意更活躍的是埃里戈納號艦長士思利(Joseph de la Serviere)。就其本國地位而言,士思利與真盛意同為上校,從日後的發展來看,士思利又要高出許多。 他沒有把真盛意放在眼中,私下通過傳教士與中國官員接上了聯繫。1842年1月27日,士思利駕船來到廣州,據其自稱,得到了邀請。

2月4日,廣州城外約10里一個名叫「半塘」小村中,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𡎴與士思利舉行了秘密會談。奕山等人非常希望法方能干預中英戰爭,並詢問法王能否在中英之間調停。士思利的答覆使他們大失所望:建議清朝立即向英國求和,並派一個使團前往巴黎。

作為中法關係史上第一次高級會晤的半塘會談毫無結果,士思利亦於2月5日前往馬尼拉,臨行前轉告奕山,有事可找尚留在澳門的真盛意。士思利的舉止,頗像真盛意的上司。

真盛意於3月16日前往廣州,20日與奕山等人會談。奕山仍在打聽法國人會不會幹預,而真盛意卻開出了清朝與英國媾和的條件。奕山全然失望了。他原本希望法艦的到來會幫幫清朝的忙,不惜放下架子兩次屈尊接見「夷」人。此時反過來擔心,法國會否乘機「另生事端」。

士思利在馬尼拉補充給養後,尾隨英軍,旁觀了吳淞之戰。英軍進入長江後,其風帆動力的軍艦難以航行,他曾要求英方提供輪船幫助,被拒後轉向求助於蘇淞太道,詭稱前往「勸令英夷戢兵」,要求代雇民船,又遭到禮貌的婉拒。8月13日,士思利率20餘名水手,強雇民船,溯江上駛,參加了8月29日的南京條約簽字儀式。英方對這批不速之客,也未予優禮。

真盛意又晚到一步。當他乘坐法艦法沃里特號(Favorite)到達吳淞口時,恰遇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士思利不願為之帶路,真盛意只得自行上駛,泊於南京附近的草鞋峽。不久,英軍撤退,真盛意也回到了澳門。

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後,即向海軍部報告,建議佔領台灣島和海南島,並要求使用武力:

今日中國人所敬畏的是大炮,外交照會奏效太慢。

至於他與真盛意之間的激烈矛盾,則建議派一名有威望且富經驗的人,來華負責。

正當士思利與真盛意鬧得不可開交之時,法國政府派出拉地蒙冬為廣州領事。士思利得訊後,於1843年3月1日將此通報兩廣總督祁𡎴。不久後,他奉命前往交趾支那,臨行前再次照會祁𡎴,聲稱拉地蒙冬是「唯一」由法王授權的使節。「唯一」一語,自然是針對真盛意。

拉地蒙冬於1843年7月1日到達澳門。在此之前,真盛意卻派沙厘(Charles-Alexandre Challaye)等人前往廣州交涉。據真盛意的報告,法方與清朝達成了共有14款的「通商通航條例」,有效期為10年。該條約另有一秘密條款,即法方向清朝提供武器,而運輸武器的法艦船可以不受限制地駛入中國任何港口。

然而,真盛意的說法,頗值得懷疑。當沙厘等人在廣州與清朝官員談判時,應真盛意的請求,清方派廣州知府易長華於7月19日前往澳門。拉地蒙冬派人告訴易長華,真盛意是冒充的領事;而真盛意的部下又宣稱,拉地蒙冬是真盛意的下級。易長華感到一時難辨真假,便以兩廣總督召其返回為由,離開澳門。欽差大臣耆英於9月5日上奏此事:

先有夷目真盛意自稱領事,寓成澳門,遣其副目沙厘來省投遞單稟,議及往來儀禮並輸稅章程(即所謂「條約」),又稱此單未足為據。臣等當即委員前赴澳門,向真盛意切實查詢。又有夷目拉地蒙冬以真盛意冒充領事,沙厘在省無禮,已將沙厘斥革,兩次赴臣祁𡎴衙門具稟,求與臣見面。臣等因真假難辨,現在密加訪查,一俟得實,即與見面定議,大約數日內亦可完結。

按照耆英的說法,並未就「往來禮儀並輸稅章程」與真盛意達成協議。而真盛意報回國內的所謂「條約」,亦被法國政府所否決。

耆英奏摺提及拉地蒙冬兩次前往兩廣總督衙門「具稟」,是指拉地蒙冬此時已來到廣州與清方交涉一事。據拉地蒙冬的報告,並未等「數日」,而是耆英上奏的第二天,9月6日,在行商潘仕成的鄉間別墅受到了這位欽差大臣的接見。拉地蒙冬遞交了法國總理兼外交大臣基佐(Francois Guizot)的信件,並要求法國享有與英國同等的通商權利,得到了滿意的答覆。9月12日,耆英、祁𡎴頒給了致基佐的照會,宣稱大皇帝已恩准外國人到新辟通商口岸一體貿易,並頒給了中英條約的副本。 拉地蒙冬此時方被清方驗明正身,靠的是新任美國領事福士的幫忙。

拉地蒙冬的說法也有可疑之處,因為中英虎門條約於10月8日才簽訂,9月12日又何來條約副本?耆英10月28日的奏摺確認了召見拉地蒙冬之事,但未稱具體召見時間。但就結果而言,法方獲得了與英國同等的通商權利是沒有疑問的。據耆英奏摺,拉地蒙冬得了滿意的答覆後「歡欣鼓舞而去」。

耆英完成此事後返回兩江總督本任,士思利卻於1844年2月駕艦再至廣州。他似乎對拉地蒙冬所獲並不太滿意,照會祁𡎴,提議:一、中法締結盟約;二、中國派出外交使團(甚至以旅行家身份也行)前往法國,並可用法艦送去;三、中國派青年赴法學習造船鑄炮攻守之法,以將來能抗擊英國。士思利的真實意圖隱蔽且險惡(欲謀求中國一軍港),但派人赴法學習較之美國贈書,對中國的未來更為有利。兩廣總督祁𡎴十分警惕,不願生事,便委託外交「能手」黃恩彤作復。黃起草的照會果有妙文:

通商各國以禮相交,以信相保,中國自當懷柔遠人,必不挑釁生隙……

中國士大夫不慣風濤,若泛海行七萬里,恐不能達……

彼此交好之真心雅意,不在虛文,而在永久,正無關乎使臣往來與否也……

以此婉言全盤拒絕士思利的提議。此後祁𡎴以年高多病即將去職為由,要求士思利不再與他通達書信。

士思利只是一名艦長,未得任何授權,他與中國官員的交涉早就超過其職權。真盛意只是一名觀察使,據法國外交部長基佐稱,「沒有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或締約的資格」。拉地蒙冬只是一名領事,基佐亦稱其「絕無與中國政府談判的任務」。 但是,他們來到中國之後,毫無例外地表現出高度的「自覺性」和「責任感」,且互相爭功。這與那個時代西方殖民者的品格完全一致。許許多多未經授權便搶佔利益的冒險家,最終總是得到母國的承認和讚揚。不知底細的「天朝」大員們,看到法艦進進出出(數倍頻繁於該國商船),看到這批人士妄張勢橫(照會隨便即發,又有傳教士幫腔),已經產生了畏懼心理,認定法國與英、美同列西洋三強,「向來不肯因人成事」,「其意必有所為」。

這真是歪打正著。士思利、真盛意、拉地蒙冬在華的私自活動,雖不為法國政府所接受,亦先後被召回,卻為法國第一位全權代表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的使華鋪平了道路。

同美國一樣,法國政府得知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亦想從中沾光。1843年4月23日,法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基佐向國王呈文,要求派遣使團前往中國。當日,國王的參政院通過國王批准基佐呈文的敕令。此後,又指派法國駐希臘公使拉萼尼為全權代表。11月16日,拉萼尼離開巴黎,由大西洋而印度洋至南中國海。1844年8月13日,他到達澳門。美國全權委員顧盛此時正心滿意足地準備回國。

與顧盛使團的窮酸相形成鮮明的對照,拉萼尼麾下共有8艘軍艦,其中一半是載炮50門的大艦, 這也大大超過了林則徐禁煙危機時期來華英艦的數量。法國人向清朝展示著孔雀的尾巴:英國並不是唯一擁有強大海軍的國家。拉萼尼使團亦陣容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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