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洋彼岸新興的工商國，美國對世界市場變化的敏銳可謂異乎尋常。當大英帝國的戰艦出現在中國海時，合眾國的商人和政治家立即意識到，東方出現了不應放棄的贏利機會。
即使在戰爭期間，美國便派加尼（Lawrence Kearny）司令率東印度艦隊來華，其任務有二：一是戰時護僑，二是制止美船走私鴉片。1842年4月加尼到達廣州後，對此兩項任務均未執行， 反得知戰爭結束、南京條約簽訂便展期回國，徑自致函兩廣總督祁𡎴，要求最惠國待遇。祁𡎴一面上奏，一面答覆加尼，待欽差大臣伊裡布到粵後「再行辦理」。
道光帝得知此訊後，對美方的要求全然拒絕，12月12日諭令伊裡布：
總當循照舊章，不可有所增改。
倘敢覬覦設立馬頭等事，務即剴切諭止，斷不準稍為遷就。總期於懷柔遠人之中，示以天朝定製，俾無滋生事端為要。
很顯然，儘管英國已扯破「天朝」的帷幕，道光帝仍欲對其他國家堅持「天朝定製」，但又提出了不準「滋生事端」的先決條件。
就在此時，一些性急的美商等不及新口岸開放，駕船北上寧波等處（比英商還早）新辟生財途徑。此一突然行為，在新敗未久驚魂未定的地方官及朝廷，引起一陣緊張情緒。
針對這一新情況，正在途中的伊裡布在廣東南雄出奏，對道光帝的旨令表示異議。他聲稱，美英早有勾通，且服飾船型不辨，若美商打著英國旗號前往新辟口岸，豈不「德在英國，怨在中國」？這位油滑的老臣沒有提出對策，僅稱待其到粵後與廣東督撫商議，然後「會奏請旨遵辦」。 實際上，伊裡布已有腹案。
兩江總督耆英因美船北上事，收到了道光帝內容相同的諭旨。 他也上奏反對，理由與伊裡布完全相同。所不同者，他沒有吞吞吐吐，而是明確表態：
法窮則變。與其謹守舊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勢利導，一視同仁。
這篇1843年1月3日付驛的奏摺，透露出耆英與伊裡布在南京時就討論過對策。 他們已經感到，南京條約後清朝已守不住「天朝」舊制，「一視同仁」是他們處理戰後中外關係的原則。
道光帝收到耆英、伊裡布奏摺後，態度180度轉彎，稱伊裡布所言「不為無見」，命耆、伊函商對策，即授權耆、伊處置。 而耆、伊的擔心又轉化為英國允不允他國沾利，璞鼎查的「毫無靳惜」之承諾會否變卦。此又演化為中英虎門條約最惠國條款之由來。
伊裡布亡故。耆英繼任。中英虎門條約簽訂。而加尼早在1843年4月回國。耆英召見新任美國領事福士，莊嚴宣布「皇恩」。但這位與旗昌洋行、鴉片走私頗有瓜葛的外交官，反宣布了一項讓耆英震驚的消息：美國全權委員顧盛（Caleb Cushing）攜帶國書已在來華途中，準備進京覲見皇帝並談判簽訂條約。
無論今天的人們對福士的信息持何種看法，但對於「天朝」無疑扔下了一枚炸彈。問題的關鍵在於進京覲見。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在乾隆、嘉慶兩朝引起的震蕩，至道光朝仍餘波未消。南京條約談判中，英方曾就進京一事試探，清方斷然拒絕。 耆英一下子聯想到新訂立的虎門條約給予英人的片面最惠國待遇，懷疑英美勾結，讓美方「巧為嘗試」。 由此角度發現片面最惠國條款的危害，又是「天朝」觀念的特殊表現。
就國際慣例而言，一國元首派代表覲見他國元首，自是一件不能再平常的事情。但在「天朝」則不然。大皇帝本是「君臨萬國」的天下共主，不應當去接待一個非為朝貢的使臣。耆英在內心中認定，若讓道光帝面對一個不跪不拜的「夷」人，那四裔群「夷」自然不免滋生輕慢之心，就是內地熟讀經史、詳知禮儀的士子們，也會對清朝的合法性發生懷疑。跪拜是一種禮儀，今天的人們往往忽視此類形式而注重實際，但在以「禮」治天下的儒教國家中，其中的意義之重大又是耆英所深知，絕不敢掉以輕心的。由此，耆英告訴福士：
（美國）素來恭順，久邀大皇帝聖鑒，必蒙曲加體恤。該國到粵已歷重洋七萬里，再由粵赴京，往返路程又在一萬里以外，必不忍令該國使臣紆道進京，彼滋勞費。即使為貿易之事進京，亦必奉大皇帝諭令，發回覆議，徒勞跋涉。
耆英告訴福士，進京勢必徒勞無益，讓他去函阻止美使來華。由於中英談判已經結束，耆英即將離粵，臨行前交待因參與中英談判有「功」而遷廣東布政使的黃恩彤，若美使到粵，「婉為開導」，「飭令回國」。
據耆英的奏摺，福士表示同意去函勸阻顧盛去華，但實際上福士並沒有這麼做，反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清朝為消除外國使節進京的理由，會在廣州給予更好的條件。
看來，福士倒是窺破底蘊，找到了最易擊打的柔軟的腹部。
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美國總統泰勒（John Tyler）立即於1842年12月30日咨會國會，要求派遣委員（issioner）前往中國，與清朝交涉。1843年3月，國會批准撥款4萬美元作為此項使命的費用。此後，44歲的眾議員顧盛被任命為使華委員。為了提高他的身價，還特准其穿著少將禮服。
1843年5月8日，美國國務卿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頒給顧盛詳細的訓令，主要內容可概括為兩點：一、在通商事務上，要求與英國同等的權利，即最惠國待遇；二、如有可能，應進京覲見清朝皇帝，面遞國書。 不難看出，前者是硬任務，後者是軟指標。
7月31日，顧盛搭艦離美，攜帶了兩份國書：一是授權締約的證書，一是進京覲見皇帝時面遞的國書。而其他物品中，最費心思的當數送給清朝皇帝的禮品。為了不致於被誤作貢品，泰勒總統親自審定了禮單：航海地圖，地球儀；六輪手槍、步槍；蒸汽戰艦模型、蒸汽挖掘機模型；關於構築要塞、造船、海陸軍戰術、地質、化學的書籍以及《美國百科全書》；電話機、望遠鏡、氣壓計、溫度計……這自然是為了顯示美國在軍事和科技上的優勢，但就客觀而言，正是戰敗的中國急需之物。可清朝官員卻將之視為「奇技淫巧」，耆英後來謝絕了。
顧盛由大西洋而印度洋，於1844年2月24日乘美艦沒蘭得灣號（Brandywine）至澳門。27日，向護理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程矞采發出照會，通知此行的目的在於締約，並「不日進京」。最讓程矞采震驚的，可能是照會中下面一段話：
約一月之內，候該兵船（沒蘭得灣號）滿載糧食，並預備各船事體，然後駛赴天津北河（海河）口而去。
程矞采當即派黃恩彤前往交涉，但顧盛「詞極恭順」，「意殊膠執」。眼看一個月過去，程矞采毫無進展，只得於3月22日出奏，報告情況。
就在程矞采與顧盛交涉同時，道光帝因澳門葡萄牙通商案未決等因，於3月19日調兩江總督耆英為兩廣總督。 4月9日，收到程矞採的奏摺，命耆英速赴廣東。4月22日，再得程矞采奏摺，得知美方「止與欽差大臣商酌」，又下旨：
耆英現已調兩廣總督，各省通商善後事宜均交該督辦理。著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遇有辦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其鈐用，以昭慎重。
這道諭旨是「天朝」對外體制的重大變更，由此確立長達15年的由兩廣總督例兼管理各國通商事務欽差大臣的慣例。從操作層面來看，清朝可避免西方使節直接與朝廷打交道，西方列強亦可免除與禮部或理藩院交往而引起的不快，不失為一種折中的解決方法。
道光帝同時頒給耆英的另一諭旨中，強調了阻止美使進京，未提締約一事，只是含混地稱：
務當籌畫盡善，始終無弊，不至別生枝節。
耆英於4月16日由南京起程，星夜遄行，5月30日趕至廣州。在此期間，程矞采與顧盛展開了一場照會戰，來往照會達十餘通。 程矞采要求顧盛放棄北上，就地解決，並援璞鼎查為例證，這自然不盡合理；而顧盛提出，若按璞鼎查之例，「則必先令中國人民再罹兵燹之災，尤須在中國海岸佔一島嶼，以為官兵屯寄之所」，言辭中充滿恫嚇。 4月13日，美艦沒蘭得灣號強行闖過虎門駛入黃埔並鳴炮。這艘載炮64門、官兵500餘人龐然大物的炮聲，無疑對廣東官員心理上施加重大壓力，提示著前不久結束的戰爭，儘管後來顧盛在照會中宣布，鳴炮只是「照西洋諸國成規」，並無戰意。
因此，耆英認為，擺在他面前的任務有兩項：一是阻止美使進京，這在諭旨中有明確指示，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二是防止由此而引起戰爭，這在顧盛照會中屢屢閃示。他並不知道，美國政府此時無開戰之意，且按美國法律，宣戰權屬於國會而不掌於政府。至於最關緊要的是否應該與美國締結一項條約，他似乎沒有仔細想過。既然一年前他已向美國領事宣布「皇恩」，美人已享有與英人同等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