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盡炫耀的南京條約簽字儀式在英艦皋華麗號上結束後，英軍鳴放了禮炮。全權代表璞鼎查心中的喜悅隨著禮炮的轟鳴而陣陣湧來，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
南京條約的中、英文本都是由英方擬定的，包括了巴麥尊訓令中全部要求。我在第三章曾提到巴麥尊頒下的對華條約草案，不妨將之與南京條約相對照：
一、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寧波為通商口岸（條約第二款中實現）。
二、英國可在通商口岸派駐官員，並與中國官員直接接觸（條約第二、十一款中實現）。
三、割讓島嶼（條約第三款中實現）。
四、賠償被焚鴉片（條約第四款中實現）。
五、廢除行商制度，並賠償商欠（條約第五款中實現）。
六、賠償軍費（條約第六款中實現）。
七、賠款分年交付，未付部分以年利百分之五計息（條約第七款中實現）。
八、中國皇帝批准條約後解除對華海上封鎖，賠款付清後英軍方撤離（條約第十二款中實現）。
九、條約用中、英文書寫；文義解釋以英方為主（前一項在執行中照辦，後一項因清方官員不懂英文且條約中文本由英方擬定，已無以英文解釋為主之必要，故在條約中未載明 ）。
十、條約由兩國君主批准（條約第十三款中實現）。
由此可見，璞鼎查嚴格遵守了訓令，且條約排列順序也大體遵照巴麥尊草案的規定。
在巴麥尊條約草案之外，璞鼎查還另加4款：
一、釋放戰時被囚英人，即條約第八款。
二、赦免戰時與英方交往的「漢奸」，即條約第九款。
三、清朝制定並頒布一部新的海關稅則，即條約第十款（此款為巴麥尊條約草案中，作為放棄割占海島的五項交換條件之第二項）。
四、兩國官員平等交往，即條約第十一款（巴麥尊條約草案無此內容，但訓令中有此精神 ）。
可以說，璞鼎查超額完成了英國政府交予的任務。
南京條約簽字時，巴麥尊因政府更迭而去職，他看到條約後在私函中稱為「滿意的結果」。 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LordAberdeen）一直強調巴麥尊先前的訓令仍舊有效，收到條約後，在訓令中表示對璞鼎查的工作「深為讚許」，並「完全認可」。
此時在璞鼎查的面前，已不再有叢山峻岭，僅剩下兩宗遺案需要處理：
一、鴉片貿易合法化。巴麥尊訓令中提出了這一問題，但又規定，英國政府「並不作任何要求」，指示璞鼎查利用一切機會和證據，勸說清朝放棄禁煙法令。 南京條約簽字前後，璞鼎查進行了一系列的遊說活動。 據璞氏後來的報告，耆英曾做出保證，清朝今後將禁煙範圍「局限於本國兵民」，也就是說，不再對英國鴉片販子採取行動。
二、子口稅。巴麥尊訓令對此有明確指示 ，但由於談判時間短促，更兼英方對內地關稅情況不明，因而南京條約第十款對此無明確規定：
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只可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 分。
在具體數額前空了一格。 此即後來作為南京條約附件的「過境稅聲明」的由來。
但是，當璞鼎查收到耆英9月1日發出的十二項交涉的照會後，銳利的眼光一下子發現了新的機會。看來他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於9月5日復照耆英：對其照會中本屬中國主權或符合國際慣例且無關緊要者，如第二、四、五、六、七、十二項予以同意；對於拱手相讓的第八項（治外法權）表示歡迎；對於不符合南京條約的第一項予以拒絕；而對於第三、九、十、十一項（內容大多為中國主權或內政）或進行辯解，或設置障礙。無知的耆英絲毫沒有意識到他將本屬清朝可自行決定的事項，拿去與英方交涉，就潛藏著需由對方點頭的意思，就已經損害了自身的權益。
在璞鼎查的復照中，有兩點須特別注意。
一、關稅問題。璞鼎查明明知道耆英照會第十一項交涉違反了南京條約，但他沒有正面拒絕，反偽言哄騙：
今本公使以已當兩國中人之委，詳論出口入口內地之餉稅，毫無偏性，乃拊心言明其所念矣：稅之太重者，則走漏之弊，稅之太輕者，則以為不足算，均所不悅。乃除所須以資用之外，有盈溢歸帑之數，系所心愿。本公使只俟貴大臣等，由內閣奉諭，以便宜行辦，則圖一晤為面敘各情。本公使又在粵東或他處，若更為便與貴大臣商議，以致此要之案有著也。（重點為引者所標）
璞鼎查在此巧作「毫無偏性」的「中人」狀，引誘耆英商談清朝可以自行決定的關稅問題。因為南京條約規定，該條約批准且付清第一筆賠款，英軍須退出長江，璞鼎查深知此類談判不會速戰速決，提議談判地點在廣東。又為使此談判具有法律效用，提醒耆英，談判代表應是「由內閣奉諭」有「便宜行事」之權的欽差大臣。
二、另訂條約。璞鼎查在照會結尾提出：
其（耆英照會）內有數件，甚屬重要，應另繕一單，附粘本約。以便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均准施行。此乃本公使之意見，而貴大臣等如無異意，本公使即另寫一單，以便為附粘也。 （重點由引者所標）
也就是說，璞鼎查要求在南京條約簽訂後，另與清朝訂約，且新條約由他來起草。
璞鼎查在照會中設置了兩個陷阱。他的兩項提議即「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約」（虎門條約）之由來！
中英南京條約的性質是和約。按照當時的西方和現時的世界所通行的戰爭法慣例，和約一旦簽訂，兩國關係即由戰爭狀態轉入和平狀態，此後戰勝國不得再向戰敗國提出有關戰爭賠償的要求，提出的其他要求也必須符合和約的文字和精神。換言之，此後清朝完全可以依據南京條約的文字和精神，拒絕英方沒有和約依據的要求。可是，這些道理，在「天朝」裡面，又有誰曉得呢？
耆英收到璞鼎查復照的同時，也收到了道光帝命其對「一切緊要事件」進行「妥議」的諭旨。交涉本是他的主動行為，按他的觀念（即「天朝」的觀念），根本不可能識破璞鼎查的詭計，反感到英方已接受了他的許多要求，並為今後的談判敞開了大門。比起先前動輒以炮轟南京要挾的姿勢，璞鼎查此時的面孔似顯得可親可愛。道光帝諭旨中的懇切言辭，又使他感到臣子的責任感。他決計努力挽回清朝的「權益」，在折衝中施展身手，使中英關係在戰後建立在一個結實可靠的基礎上，不留後患。
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不太清楚這一階段中英談判的細節，但從李星沅日記中看到：
（9月17日）至院見石琴（黃恩彤，字石琴）書云：夷約十三條（指南京條約），又有十一條。
（9月30日）至局見石琴致篔翁（孫善寶，浙江布政使，字篔谷）書，盛稱逆夷好禮，而以慎重辦理妄啟猜疑，殊屬荒謬，所續議八條，亦多將就。
黃恩彤是此時中英交涉的幹員，他在信中透露，清方先與英方達成協議十一條，後又改為八條。
而耆英9月20日的奏摺又大體載明八條協議的內容，其中包括道光帝特別看重的今後商欠不由官還等項。在該折的最後，耆英又稱：
除新設五處馬頭尤非善後事宜可比，必應妥為籌定，以期永久安堵，容臣等同未盡各事宜悉心詳議，務期周妥，另行具奏外。
看來耆英除「善後事宜」（即八條協議）外，又照著璞鼎查給他指明的方向前進，準備與英方談判「五處馬頭」（即通商五口）有關事宜了。
道光帝收到該折，對八項協議予以批准，「俱著照所議辦理」，另下旨：
此外尚有應行籌議事宜，著耆英等通盤酌核，悉心妥商，切勿稍留罅隙，致茲後患。
儘管道光帝還不知道耆英將如何就「五處馬頭」事宜與英方交涉，卻已批准了他下一步的行動。
至1842年9月底，清方已付清第一筆賠款，按照南京條約，英國應當撤軍了。璞鼎查於是照會耆英等人，提醒他不要忘記廣東談判：
俟貴大臣、都統、部堂抵粵後，再行詳晰會議，善定章程，將來附立和約，以申永好，而定通商。
9月29日，璞鼎查來到南京城內正覺寺辭行，耆英又向他當面保證：「所有稅餉一切事宜，俟十月內（即公曆11月）到粵，再行妥議。」
從10月2日起，英軍由南京逐步退出長江，入海南下廣東。為此而鬆了一口氣的耆英，於10月13日一下子上了五道奏摺和兩份夾片。明明是他未經請旨擅允英方廣東談判的提議，他卻援引5個月前道光帝命其由杭州南下廣州的諭旨，要求批准他攜帶欽差大臣關防，前往廣州將軍本任，繼續與英方「申明要約」，妥辦「五處馬頭通商事宜」。在這一大堆折